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林三土:民粹主义与中国的民主化

更新时间:2012-07-24 12:14:15
作者: 林三土  
任何社会变动与冲突,任何群体性的不满,都有可能在民主时代的社会——既包括民主社会,也包括业已受到民主观念深远影响的非民主社会——中诱发民粹主义。正因如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注意力投向了民粹主义与民主精神的内生关系,试图从民主时代的内在逻辑及其悖论出发,理解民粹现象的阴魂不散(见本文最后一节)。

   新民粹主义表现形式的多样化还意味着,前引《民主百科全书》之把民粹主义仅仅视为一种政治『运动』,是过于狭隘的理解。诚然,几乎所有民粹主义者都会打出反建制、反政党体系的口号,而且大多数民粹主义现象在组织形式上也确实是“运动”式的短时间爆发,比如通过集会、游行、公投等方式,绕开既有的政治运作体系(特别是政党结构与选举制度)之外动员大众情绪、表达大众意愿;此外,一些民粹组织虽有政党之名,实际上只是某个“政治强人”的工具,并不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但是近三十年来,不少民粹主义现象都表现出在运动过后政党化、建制化的趋势。欧洲各国形形色色的新民粹主义政党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中虽然也有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之类围绕某个政治强人存在和运作的政党,但更多的民粹党派已经脱离了这种传统模式,成为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Surel, 2002; Rydgren, 2004; Albertazzi, 2006; McDonnell, 2006)。类似地,尽管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仍然停留在通过游行集会表达诉求的运动模式上,但茶党运动却从一开始就明确地以打进建制内部、通过选举攻占议会与政府、进而贯彻其民粹式的政治统治为目标,并且(至少一度)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另外,从这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民粹主义本身并没有内在于其思想的政策主张,或者完整的、实质性的意识形态内容。在80年代以前,人们倾向于认为,民粹主义者上台后,必然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财政挥霍、收入再分配等经济政策,因为非如此则不足以讨好作为其执政基础的中下层选民,正如美国的休伊•朗主义与拉美的经典民粹主义所显示的那样。然而8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新一拨民粹主义者中,尽管也还有不少经济左翼分子,但是更多人(比如梅内姆、藤森等等)借助民粹政治手段推行的,却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政策(Roberts et al., 2007)。在当代美国,保守派与自由派都发展出了各自的民粹主义变种,从极右的茶党到极左的占领华尔街,其政策诉求在各个方面都针锋相对。至于欧洲新民粹主义,几乎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排斥外来移民与非西方文化上,经济政策多数时候只占附属的地位。

   (3.4)事实上,社会学家沃斯利(Peter Worsley)早在1969年的<民粹主义的概念>(“The Concept of Populism”)一文中就已经暗示,但凡试图从社会阶级基础、组织模式、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等角度理解民粹主义的做法都是徒劳无功的。在沃斯利看来,民粹主义并非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文化维度,这种维度可以在不同意识形态的运动(以及其它政治现象)中呈现。或者如果我们采取对“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定义,也可以说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绿色政治运动等社会政治潮流一样,是一种『中心稀薄型(thin-centered)』的意识形态,只有在依附于某个『完整型』的意识形态比如自由主义、自由放任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时,才有实质性的内容可言(Freeden, 1998; Canovan, 2002; Mudde, 2004; Abts & Rummens, 2007)。理解民粹主义的关键,就在于厘清这种跨意识形态、跨社会阶层的政治文化维度——或者说这种“中心稀薄型”意识形态——的心理特征,从而诊断其在具体情境中体现出的社会症候、扮演的角色、以及政治上的后果。

   民粹主义的政治心理学,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A. 民粹主义与民主一样,都主张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主张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平等(Shils, 1954),但民粹主义者对“人民”的认知,是以一种简单粗暴的二分法进行的(Mudde, 2004)。在民粹主义的话语模式中,社会往往被以“我们人民”和“他们××”(这里的“××”根据需要可以填上“精英”、“统治者”、“华盛顿圈内人”、“1%”、“犹太银行家”、“异教徒”、“外来移民”等等,而“人民”的范围也相应地有所变化)的方式表述为两个相互之间截然有别、内部又高度同质化的群体,而社会身份与政治利益的多元性(Dahl, 1956)则有意无意地受到忽略。

   B. 精英主义(elitism)同样是以简单粗暴的二分法来认知社会,把“精英”和“大众”表述为截然有别的同质化群体。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我们”到底是“人民”还是“精英”,“他们”到底是“××(精英、统治者……)”还是“大众”(不少自觉并不属于精英阶层的人同样认同精英主义,觉得国家还是留给“他们那些专业人士”来管理比较好;反过来,当俄国“民粹派”主张“到人民中去”时,实际上已经默认了自己并不是,或者至少尚未成为,“人民”的一分子),而在于对两者之间高下优劣的不同想象(Mudde, 2004)。

   在精英主义者眼中,“精英”是高尚正直专业有远见的代名词,而“大众”则愚昧短视易受蛊惑;与此相反,用希尔斯(Shils, 1954)的话说,民粹主义者『不但认为人民与其统治者是平等的,而且认为他们事实上比其统治者更为优秀』。这是因为,一方面,与腐化堕落的“统治者”或“精英”相比,“人民”还保留着纯朴、诚实、无私的品质,所以更有道德和良知——正如有研究表明的,一个社会中民粹情绪的泛滥程度,与社会对高层官员道德腐化的主观感受度具有极大的正相关性(Hawkins, 2010);另一方面,“人民”的直觉与判断力尚未被权势、金钱、知识等等所蒙蔽,所以也比“精英”们更有智慧——未经专业化“规训”的“简单智慧”。

   C. 民粹主义心理往往包含一种关于“人民”的“正宗性”的怀旧式想象(之所以说“往往”,是因为如前所述,民粹主义是一类“家族相似”的现象,很难保证其每一种典型的心理特征在任何一次实际爆发中都有机会得到呈现)。这种想象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常表现为缅怀前现代田园生活、赞美乡村居民的纯朴与美德的『农耕神话(agrarian myth)』(Hofstadter, 1955; Hennessy, 1969)。前面提到的新英格兰小镇居民对麦卡锡主义的狂热支持,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他们对“城里人”尤其是都市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怀疑与恐惧,认为这些“不正宗”的人和事正在一点点侵蚀村镇旧有的生活方式、信仰与美德(Lipset, 1960)。另一些时候,这种怀旧情绪的根源并不在于现代化引发的反动,而来自对“外来者”的敌意,认为“正宗本国人民”在空间和文化上的『腹地(heartland)』(Taggart, 2000)正遭受着这些外来者的大举入侵和腐蚀。

   D. 在民粹式的政治想象中,“我们人民”和“他们××”这两个截然有别的同质化群体之间,是一种从根本上对抗的关系,这种对抗性来源于那一小撮“××”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所施加的(广义上的)政治迫害(Ionescu & Gellner, 1969a; Laclau, 2005)。在比较典型的话语模式里,民粹主义认为社会上已经分化出一个垄断了权力、财富、名望与文化的统治阶级,并对(民粹主义者眼中)由这个统治阶级强加给“人民”的当前社会秩序感到憎恨。这个统治阶级是由跨越政、商、媒体、学术等等各界的精英共同构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这些人默契地联手欺压人民,不但从人民手中篡夺了财富,而且把持了政策与话语权(Shils, 1956)。还有些时候,“施加迫害”的指控落到了那些看起来不太可能这么做的群体——比如外来移民——头上,这时“迫害”的意思是,这些“不正宗”的外来者在与制定过分宽松的移民政策的“精英”们勾结下,大肆抢占“我们”这些久居“腹地”的“人民”的工作机会,并且破坏“我们人民”的社区关系、生活方式与文化,总之,破坏“我们人民”的正宗性。

   对政治对抗与政治迫害的想象,在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可能导致其它一些特别的大众心理现象,比如美国的反智主义传统(Hofstadter, 1964),或者诸如『近百年来的国际政治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等犹太财团一手操纵』之类的阴谋论世界观的流行(Ferkiss, 1957)。不过最重要的是,这种政治想象使得民粹主义总是以“反××”的否定性话语模式呈现:反精英、反建制、反全球化、反城里人、反犹、反外来移民、反加税、反削减福利……诸如此类(Ionescu & Gellner, 1969a)。这种内在的否定性也是民粹主义本身无法提出实质性的政策主张、最终必须被某个更完整的意识形态收编的原因之一。

   E. 由于当前的政治已经完全被建制内的精英所把持,因此诉诸常规渠道是徒劳无功的,唯一的办法是发动人民的力量,通过程序外的集体行动,或者通过频繁地启动紧急程序比如公投(Barr, 2009),来对抗精英的威胁。——需要注意的是,民粹主义对建制、对程序的敌意并不必然意味着要以暴力方式推翻民主程序,特别是代议选举制度和政党体系;相反,前面已经提到,当代民粹主义者越来越善于采取通过选举打入议会和政府内部的策略来对建制进行洗牌,并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

   事实上,正如希尔斯(Shils, 1954)从一开始便指出的,就自由民主制的延续而言,民粹主义的危险之处,并不在于其对选举与代议制度的影响(尽管竞选与议会讨论的质量可能因此大打折扣),而在于其对法治的威胁。这种威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民粹主义对程序的敌意强化了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的倾向,加上“法律精英”本身也在民粹主义者反感甚至敌视的范围之内,最终使得司法独立性遭到“民意”的疑忌、阻挠与破坏。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对社会身份和政治利益多元性的忽视,及其对“腐化的精英”以及“不正宗的外来者”的心理抗拒,不少时候会导致对少数人正当权益的肆意侵犯,亦即通常所说的多数暴政。

  

   四、民粹主义与民主,以及中国的民主化

  

   (4.1)自8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民粹现象的产生并不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只有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内生于民主时代的政治文化维度或政治心理,才能理解其普遍的、周期性的发作。

   借用一个常见的比喻,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大厦是由两条顶梁柱共同支撑起来的,其中“自由主义宪政之柱”强调法治与个人权利,而“人民民主之柱”强调人民主权与公共参与;缺少两根柱子中的任何一条,自由民主大厦都将轰然倒塌。

   然而这两根顶梁柱之间,无论在规范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中,都存在着悖论式的紧张关系。规范理论中对自由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分析和争论远远超出了本文主题所覆盖的范围,故不拟在此讨论。就实践层面而言,维护人民民主之柱,需要公民对政治满怀热情,乐于参与公共生活、竞逐权力,并相信自己有能力运用权力,认为民主在根本上是全体公民公共意愿的表达;而维护自由主义宪政之柱,则意味着人们保持对权力和政治热情的怀疑,和对政府作用的较低期望,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民主,认为其不过是受到宪政结构以及法治限制的寡头政治或利益集团政治而已。

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有赖于两种心态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是那么容易保持的。过分现实地看待民主,容易导致公民的政治冷漠,并为精英主义创造滋生的空间,而这种情况的持续,反过来又刺激了草根阶层政治救赎的热情,从而诱发民粹主义的社会浪潮(Canova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5572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