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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

更新时间:2012-07-06 09:06:12
作者: 孟繁华  

  

  有趣的是,这一新的文学经验恰恰是"60后"、更多的是"70后"作家为我们提供的。关于"70后"作家,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曾发表过对话《被遮蔽的"70年代人"》15.十几年前他们就发现了这一"被遮蔽"的现象。但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他们只是部分地发现了70年代被遮蔽的原因,比如70年代完全在商业炒作的视野之外,"白领"意识形态对大众蛊惑诱导等。他们还没有发现"50后"这代人形成的隐性意识形态对"70后"的遮蔽。"'70年代人'中的一些女作家对现代都市中带有病态特征的生活的书写,不能不说具有真实的依托。问题不在于她们写的真实程度如何,而在于她们所持的态度。应该说1998年前后她们的作品是有精神指向的,并不是简单地认同和沉迷,或者说是有某种批判立场的。""70后"的这些特征恰恰是"50后"作家在当前所不具备的。但是,由于后者在文坛的统治地位和主流形象,已经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压抑和遮蔽了后来者。

  表面看,官场、商场、情场、市民生活、知识分子、农民工等,都是与都市文学相关的题材。但是,中国都市的深层生活很可能没有在这些题材中得到表达,而是隐藏在都市人的内心深处。魏微的《化妆》16刻画了都市人灵魂深处的"恶":十年前,那个贫寒但"脑子里有光"的女大学生嘉丽,在中级法院实习期间爱上了张科长。张科长稳重成熟,但相貌平平,两手空空,而且还是一个八岁孩子的父亲。但这都不妨碍嘉丽对他的爱,这个荒谬无望的不伦之恋表达了嘉丽的简单或涉世未深;然后是嘉丽的独处十年:她改变了身份,改变了经济状况。一个光彩照人但并不快乐的嘉丽终于摆脱了张科长的阴影。但"已经过去的一页"突然被接续,张科长还是找到了嘉丽。于是小说在这里才真正开始:嘉丽并没有以"成功人士"的面目去见张科长,而是在旧货店买了一身破旧的装束,将自己"化妆"成十年前的那个嘉丽。她在路上,世道人心开始昭示:路人侧目,暧昧过的熟人不能辨认,恶作剧地逃票,进入宾馆的尴尬,一切都是十年前的感觉,摆脱贫困的十年路程瞬间折返到起点。我们曾耻于谈论的贫困,这个剥夺人的尊严、心情、自信的万恶之源,又回到了嘉丽身上和感觉里,这个过程的叙述耐心而持久,因为对嘉丽而言,它是切肤之痛;这些还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张科长,这个当年你不能说没有真心爱过嘉丽的男人的出现,暴露的是这样一副丑陋的魂灵。嘉丽希望的同情、亲热哪怕是怜悯都没有,他如此以貌取人地判断嘉丽十年来是卖淫度过的。这个本来还有些许浪漫的故事,这时被彻底粉碎。

  魏微赤裸裸地撕下男性虚假的外衣,戳穿了这个时代的世道人心。现代文化研究表明,每个人的自我界定以及生活方式,不是由个人的愿望独立完成的,而是通过和其他人"对话"实现的。在"对话"过程中,那些给予我们健康语言和影响的人,被称为"意义的他者",他们的爱和关切影响并深刻地造就了我们。我们是在别人或者社会的镜像中完成自塑的,那么,这个镜像是真实或合理的吗?张科长这个"他者"带给嘉丽的不是健康的语言和影响,恰恰是它的反面。嘉丽因为是一个"脑子里有光"的女性,是一个获得了独立思考能力和经济自立的女性,是她"脑子里的光"照射出男人的虚伪。如果说嘉丽是因为见张科长才去喜剧式地"化妆"的话,那么,张科长却是一生都在悲剧式地"化妆",因为他的"妆"永无尽期。小说看似写尽了贫困与女性的屈辱,但魏微在这里并不是叙述一个女性文学的话题,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一个关乎世道人心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里,魏微讲述的是关于心的疼痛历史和经验,她发现的是嘉丽的疼痛--那是所有人在贫困时期的疼痛和经验。当然,小说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就像嘉丽后来不贫困了,但还是没有快乐。那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呢?新文明就是带着这样的问题一起来到我们面前的。

  深圳青年女作家吴君有一个中篇小说《亲爱的深圳》17,讲述了一个新兴移民城市的人与事。拔地而起的新都市曾给无数人带来那样多的激动或憧憬,它甚至成为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象征。但是,就在那些表象背后,吴君发现了生活的差异性、等级和权力关系。作为一个新城市的"他者",底层生活醒目地跃然纸上。它对城市打工生活的表达达到了新的深度:一对到深圳打工的青年夫妻既不能公开自己的夫妻关系,也不能有正当的夫妻生活。如果他们承认了这种关系,就意味着必须失去眼下的工作。都市规则、或资本家的规则是资本高于一切,人性的正当需要并不在规则之中。在过去的底层写作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物资生存的困难,是关于"活下去"的要求。在《亲爱的深圳》中,作家深入到一个更为具体和细微的方面,是对人的基本生理要求被剥夺过程的书写。它不那么惨烈,却更非人性。当然,吴君也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农民文化和心理的复杂性和劣根性。她接续了《阿Q正传》、《陈奂生上城》的传统,并赋予了当代特征。吴君不是对"苦难"兴致盎然,不是在对苦难的观赏中或简单的同情中表达她的立场,而是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在农民一步跨越现代突如其来的转型中,发现这一转变的悖论或不可能性。李水库和程小桂夫妇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但在这个隐喻中,吴君却发现了中国农民偶然遭遇或走向现代的艰难。民族的劣根性和农民文化及心理的顽固和强大,将使这一过程格外漫长。尽管在城市里心灵已伤痕累累,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很难再回到贫困的家乡--这就是"现代"的魔力:它不适于所有的人,但任何人一旦遭遇它,就不再有归期。这同中国遭遇现代性一样,尽管是与魔共舞,却不得不难解难分。这也是新文明带给底层民众的新的精神困境。

  广州女作家徯晗的中篇小说《誓言》18,读后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这种窒息感不是来自关于夫妻、婚变、情人、通奸等当下生活或文学中屡见不鲜又兴致盎然的讲述。这些场景或关系,从法国浪漫派一直到今天,都是小说乐此不疲的内容和话题,这些话题和内容还要讲述下去,我也相信不同时代的作家一定会有新奇的感觉和想象给我们震惊。但《誓言》的窒息感是来自母子关系,这里的母爱是一种由爱及恨的"变形记",它匪夷所思但又是切实被"发现"的故事。事情缘起于郑文涛与许尤佳的婚变,婚变后的许尤佳在心理上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与她后来的情感经历有关,男人可憎的面目不断诱发和强化了她的仇怨感。许尤佳为了报复前夫郑文涛,和儿子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异,为了阻止郑文涛兑现誓言,阻止郑文涛再婚,也为了将儿子留在身边,竟然在儿子考大学的关键时刻在他的饮食中做了手脚:第一年是让儿子临考前夜不能寐,昏昏然地考砸了;第二年复考时给儿子的豆浆里放了大量安定。这是小说最易引起争议的细节:一个母亲真的会这样吗?这可能吗?小说不是现实的复制或摹写,小说有自己的逻辑。小说就是要写出不可思议和出人意料的人物、场景、心理和命运。无论多么离奇,只要符合小说人物的性格逻辑,这就是小说。

  这些作品中的很多观念都"不正确":一个男人打量女人的心理如此阴暗、"企业制度"明目张胆地阻止夫妻过正常生活、一个母亲竟对自己的儿子痛下"毒手".但是,这就是新文明崛起后的"心理现实".在这些作品中,被揭示的心理或精神现象集中在"恶"的方面,这是因为这些作家就生活在这无所不包无奇不有的"新文明"中,而"恶"--就是都市生活最深处正在发生的兵荒马乱,是这个时代生活的本质方面之一。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它都是这个时代生活真实或本质的反映,我们都会明确无误地感受到,这样的文学才与我们的当下生活建立了联系。只有关怀、关注当下生活的作家,才能写出与当下生活相关的作品。

  50后刚刚登上文坛时,除了他们新奇的艺术形式、敏锐的艺术感觉,也正是他们的批判性和时代感为他们赢得了声誉。那时的他们如东方蓬勃欲出的朝阳,他们青春的面孔就是中国文坛未来的希望。他们在80年代发起或推动的文学潮流或现象,无论曾经受到过怎样的诟病和批判,他们白桦林般的青春气息至今仍然给我们巨大的感动和感染。那时的他们引领着社会新的风潮,也表现着那个时期的社会心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虽然表现了对色彩的敏锐感觉,使小说在形式上如彩练当空五彩缤纷。但是,当我们走进黑孩生活的现实世界时,一股强大的黑暗扑面而来。命运多艰的黑孩一直生活在成人世界的丑陋中,他只能用想象的方式拒绝现实。有趣的是,黑孩越是不幸,他幻想的景象就越加美丽动人。莫言没有用世俗的眼光考虑黑孩的外部世界"如此黑暗"是否政治正确,他就要用极端化的方式书写他心爱的人物,同时也以极端化的方式批判了现实的"恶".只有这样,1985年代的莫言才会异峰突起而成为当代文学的英雄;贾平凹的创作几乎贯穿新时期文学30年。他1978年发表《满月儿》引起文坛注意,但真正为他带来较高文学声誉的,是1983年代他先后发表的描写陕南农村生活变化的"商周系列"小说。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是:《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腊月。正月》、《远山野情》以及长篇小说《商州》、《浮躁》等。这些作品的时代精神使贾平凹本来再传统不过的题材走向了文学的最前沿。那时的乡村改革还处在不确定性之中,没有人知道它的结局,但是,政治正确与否不能决定文学的价值。遗憾的是,这两位"50后"的代表性作家离开了青年时代选择的文学道路和立场。他们的创作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衰败史",他们此后的创作再没有达到那个时代的高度。我们知道,在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时期"的作家时常遭到诟病,周立波、柳青、王汶石、陈登科以及浩然等,他们被指责为政治服务,追随着当时的思想路线,而这条路线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当时所处理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时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况问题。因此,即便现在看来他们"政治不正确",但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人物,仍然是我们谈论中国当代文学难以绕行的。

  现在的50后已经功成名就,青春对他们来说已经过于遥远。当年他们对文学的热情和诚恳,今天都已成为过去。如今,他们不仅仍然固守在"过去的乡土中国",对新文明崛起后的现实和精神问题有意搁置,而且刻意处理的"历史"也早已有了"定论",他们的表达不越雷池一步,我们既看到了这代人的谨小慎微,也看到了这代人的力不从心。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深切地理解,为什么作家张承志、史铁生深受读者和文学界的爱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关注中国的现实和精神状况;为什么2011年格非的《春尽江南》19获得了批评界广泛的好评?就因为格非敢于迎难而上,表达了对当下中国精神跌落的深切忧患,这样的作家作品理应得到掌声和喝彩。一个时期以来,曹征路的《那儿》、《霓虹》,迟子建的《起舞》,魏微的《化妆》、《姊妹》、《家道》,晓航的《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灵魂深处的大象》,鲁敏的《饥饿的怀抱》、《细细红线》、《羽毛》、《惹尘埃》,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复方穿心莲》、《菊花香》,南飞燕的《红酒》、《黑嘴》,葛水平的《纸鸽子》、《一时之间如梦》,黄咏梅的《契爷》、《档案》,李铁的《点灯》、《工厂的大门》,李浩的《在路上》、《那天晚上的电影》,余一鸣的《不二》,胡学文的《隐匿者》,邵丽的《刘万福案件》,关仁山的《根》,杨小凡的《欢乐》等,构成了新的文学经验汹涌的潮流。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当下文学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这不仅仅是空间或区域的变化,不仅仅是场景和人物的变化,它更是一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大变化。而对这一变化的表达或处理是由60后、70后作家实现的。"50后"作家还会用他们的创作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当他们的创作不再与当下现实和精神状况建立关系时,终结他们构建的隐形意识形态就是完全有理由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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