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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竹君: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及其现代价值

更新时间:2012-04-18 10:25:20
作者: 窦竹君  

  因为基于人伦关系的信任是社会中最基本的信任关系,是人生活的基本状态,故而是十分重要的社会管理资本。实际上,今天的家族仍然具有互助互济的作用,娶亲、看病、上学等遇到困难,一般都会得到家族的帮扶。尽管现在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保障机制,能够解决大病费用等物质性困难,但很多非物质性救助,实际上政府还无能为力。例如,生病住院不仅需要物质帮助,也需要有人侍候。而在各种社会救济关系中,家族关系是最可靠的。另外,有关研究已经证明,家族势力并不是基层民主的障碍,而是推进基层民主的动力。有论者指出:“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将宗族作为影响乡村治理的负面因素,将宗族想象成了‘强大的敌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据相关调查发现,一方面,宗族对选举的影响十分微弱;另一方面,宗族、房股成为村民形成竞争派系的重要资源,成为提升选举公正性和民主性程度的重要条件。”[5]我们应该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重新认识家族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今天的基层社会管理应当重视家族的独特作用。

  第二,建立健全微基层组织,即在村级以下成立更加细化的基层组织。今天的基层社会管理重视村民委员会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微基层组织的支撑,制度设计者希望通过村民自治管理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期望大多止于书面。村委会是选出来了,但希望村委会承担的功能,诸如调解纠纷、维护治安、维修村庄公共工程、兴办乡村公益事业等却没有实现,反之,有的地方村民因村委会不为村民办事越来越不信任村委会。村委会贪污、瓜分村集体资产,多吃多占,出卖村民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为什么法律规定的村民监督权难以实现?为什么村务公开难以实行?究其原因,缺乏有效管理的微基层组织是主要原因之一。试想,一个村小者上百户上千人,大者几百户几千口人,虽说村民有监督权,可以要求财务公开,但监督和要求村务公开意味着得罪人,从众和不得罪人的心理使村民不愿出头,人人有权等于人人无权。长此以往,村民对村集体事务漠不关心,村委会失去督监。因而,真正落实村民自治,应该借鉴传统社会基层社会管理的有效经验,在村级以下进一步建立更为细化的微基层组织。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有关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积极效果。河北省肃宁县推行“四个全覆盖”农村管理试验,以十户左右为一个小组,由邻里公推德高望重的人为组长(同时担任村民代表),四个组为一个区,选举一个区长,形成了村、区、组体系组织架构。组长、区长是群众公选的,有了名分,也就敢理直气壮地行使监督权,调解邻里纠纷,从而真正实现了村民自治。肃宁县253个村庄,设有区长2867人,组长11008个,正是这一万小小的“什长”、“里长”的工作,在一年内排查矛盾隐患3825起,村内化解率高达97.2%,上访案件下降70%,治安发案率下降85%[6]。实践证明,微基层组织是符合中国国情实现农村管理和村民自治的重要途径,且最为实用,社会管理成本最低、成效明显。

  第三,应当给基层组织自我管理留下一定的必要空间。按照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实际操作中村委会往往成为乡镇政府的下属和工具。有些村委会人选由政府确定、报酬由政府发放,村干部异化,干群关系紧张。重要的原因就是仍没有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管理思维,不相信民众,不给民众自我管理留下一定的必要空间。同时,给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留下空间应当注意尊重民间习俗,尊重村民都认同的民间习惯。目前,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许多法律规定原则性强,操作性差,法律规定与社会实际有一定的差距,无法在实践中施行,法律必须与民间习俗结合才能得到有效实施。如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有大笔征地款。但大笔征地收入又引发了各种利益冲突,为了分得征地款项和享受集体福利,许多嫁出去的闺女不走,外地女婿要落户,转出去的户口又迁回,导致村内矛盾重重。如何解决“闺女户”、离异丧偶、再婚再嫁及带来子女等人员的福利问题,单纯依靠国家法,不考虑民间习俗只会激化矛盾。石家庄市在城中村改造中注意将国家法与民间习惯相结合,注意运用民间普遍认同的民事习惯,较好地解决了上述矛盾。这充分说明基层社会管理尊重民间习惯的重要性。

  第四,基层社会管理应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传统中国社会寓管理于利益之中,化管理于日常生活秩序。现代中国社会一些农村之所以像一盘散沙,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共同利益为基础。农民认为,“谁种谁的地,各干各的活儿,谁吃谁锅里的饭”,家里有事(指有困难需要帮扶)村委会又不能帮助自己,一点用也没有。在干群关系紧张的村庄,农民认为村干部就是政府的传话筒,村干部除了谋私利,什么也干不了。由于缺乏共同利益为基础,农民对村里活动不关心,有些地方甚至几年也开不成一次村民大会。村委会没有公信力,其决定也不具有权威性,于是村委会就拉大旗作虎皮,贪污、瓜分私吞村集体资产,多吃多占,出卖村民利益都打着政府旗号进行,政府替不法行为背“黑锅”。这不仅导致村民自治严重扭曲,而且严重败坏了政府的公信力,加重了村民对政府的不满。

  因而,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重点不在于“管”,而在于“服务”和重建共同利益基础。没有共同利益为基础,管不成也管不好;村民能切身体会到集体福利,自然而然也就服“管”。其实,农村现在也不是没有共同利益,如村内社会治安、村民之间帮扶、防火、村内修路修坝等公共设施、向政府反映困难的共同诉求、共同致富的种种措施等等都是村民共同利益的体现。事实证明,前述肃宁基层组织能够健全并发挥作用,也在于村民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因此,农村社会管理应当以利益基础为重点,寓管理于利益之中,化管理于日常生活秩序,这也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第五,基层社会管理应有村规民约。村规民约是最符合本村实际的管理规范,是农民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基本准则。但在笔者调查中,大部分村庄没有制定过村规民约,即使有村规民约的,也是为了应付上级部门检查装装门面。由于没有村规民约或没有很好地执行村规民约,村民之间帮扶不是责任而是道德提倡。于是,村里“出了事没人管,着了火没人救,来了贼光喊不动手”。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财富肆无忌惮的追求,易使许多人为了一夜致富而走上违法犯罪之路,而不道德行为更是普遍存在,但村民之间谁也不会“过失相规”。更重要的是,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重要依据,没有村规民约,村民民主权利难以具体落实而流于一纸空谈。

  第六,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不能背离中国传统文化。如前所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背景。以笔者的观察和体验,农民最认可的是“孝”、“义”、“良心”。做善事、讲良心、讲道德仍然是农村社会管理的基础。河北省武邑县东沙窝村地处偏僻,村民生活并不富裕,但自1950年代以来,村里没有发生过一起治安案件。每到年关岁末,村里都要召开一次全体村民参加的“道德评议”大会,梳理和盘点一年来的道德建设情况,把善事善举记入功德薄,张榜于道德墙。同时,对那些不道德、不文明现象,当着全村人的面通报批评。2009年10月,该村村民王志勇夫妇出车祸,王志勇受重伤,妻子死亡,为了给王志勇治伤,为其妻办丧事,300多人的东沙窝村人人捐款,一天时间就捐款15万元,而且户户帮忙,轮流护理病床上的王志勇。村民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不能让王志勇残疾,保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7]。正是这种行善做好事的朴素意识成为这个村庄平和安宁的保障,在纯朴的民风和六十余年无治安案件的背后,闪耀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因此,农村社会管理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绝不能以西化思维认识和讨论中国农村,而且必须尊重中国农民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诉求。

  总之,中国农村有其特殊的社会结构、文化认同、惯性思维,农村社会管理必须尊重农民的价值取向,不能戴着西式眼镜观察中国农村问题,更不能一味以西方社会学和管理学理论指导中国农村社会实践。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基层组织自我管理,是符合中国社会环境的“中药”,因而对中国传统社会管理的经验应予以必要的重视,当今农村社会管理应当借鉴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有益理念和有益经验。唯此,才能使创新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2]范金民,夏爱军.洞庭商帮[M].合肥:黄山书社,2005.

  [3]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永兴张氏合族禁条[A].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5]肖唐镖.村民选举“宗族势力干扰论”可以休矣[J].人民论坛,2011(8).

  [6]祁胜勇.把解散了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N].燕赵都市报,2011-05-10.

  [7]孟宪峰.不能让他残了,家塌了![N].燕赵都市报,200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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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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