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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三条道路

更新时间:2012-03-10 10:22:17
作者: 范忠信 (进入专栏)  

  条文绝大多数是抄袭这两个法典,并由日本法学家志田钾太郎、松冈义正直接担任草案起草人,以确保学习仿行西法的准确性。1933年完成的《中华民国民法典》正是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进一步西化的结果。据当时参与起草的吴经熊先生讲:“我们试就民法第1条到1225条仔细研究一遍,再和德意志民法及瑞士债编逐条校对一下,(我们会发现)倒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有来历的。不是照帐誊录,便是改头换面。”[17]

  法律史学者展恒举先生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立法院,制颁民刑法典,固为我国法制史上展开光辉灿烂一页。惟因大部抄袭西方法制,且以民法亲属编为尤甚,对亲属及家族制度大为改革,民法采取双系亲属制与契约家庭制,而将数千年宗法传统精神之民法,摒弃不取。致与习俗不合,有悖我国伦理及家族观念。”[18]这一评价,从中华法系的立场看,没有说错。至于从清末到民国历次民法典备受非议的其它几个“封建性”内容,其实也是当时德国日本民法的通制。如“家”、“亲属会议”制度,是当时德国、法国、日本、瑞士等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一般制度,直到二战后才废除。[19]

  

  三、第三条道路:全盘苏联化

  

  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另一条道路是不中不西的道路,这就是“全盘苏联化”。这一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自其建立时期开始时期到1978年(中国的“非毛化”开始)以前一直坚持的近代化路线。这一条路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指导思想看。中国共产党在此一时期的指导思想就是学习苏联。早在党的“一大”发布的纲领中就明确宣布:“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20]即承认和追随苏联制度。我们党的路线是来自苏联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路线”。[21]在红色根据地时期,中共就提出过“一切权力归于工农兵苏维埃”、“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22]的口号,这完全是苏联口号的借用。在苏联政权的危急时期,中共甚至提出过“一切为了保卫苏联”、“武装拥护苏联”[23]的口号。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明确宣布我们的政治法制要“一边倒”:“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 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24]

  第二,组织体制上紧密联合苏联。早在党的“一大”纲领和决议中,中共就宣布:党要“联合第三国际”;党是第三国际的支部,“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25]

  第三,从政治体制上完全模仿苏联。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决议:中国的政治革命前途在于“走上苏联各民族在胜利的革命中所指出的光荣大道”。[26]因此,中共在一切重要事宜上都要模仿苏联。

  首先,政权名称。苏联的政权叫“苏维埃”(俄文原意为“代表大会”),于是中共领导成立的各级政权,也叫“苏维埃政权”,国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用俄文单词的译音作中国的国名,这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对外国的崇拜和模仿。

  其次,在政权构成原则方面,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1)实行党对政权的绝对领导,1928年中共“六大”决议宣布:“党随时随地都应作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27]1934年,中共中央给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指令是:“各级党部应该动员最好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苏维埃政府工作,加强党在苏维埃政府中的领导作用。必须使每一个同志深刻了解,苏维埃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唯一领导之下巩固与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工作,负有绝对的责任。”[28](2)一切权力归(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实行“议行合一”,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建国后分别改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人民委员会是苏维埃领导下的最高行政机关,对苏维埃负责。[29](3)实行“苏维埃领导司法”的司法体制。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为保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法律的效力,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最高法院。”[30](4)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党的一把手兼任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这就是我们至今一直坚持的“党指挥枪”。(5)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一党独掌政权。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曾言之谆谆地要人们消除疑虑:“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也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31]言犹在耳,建国后不过六、七年,中国就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民主主义阶段已经结束,通过 “反右”迫使八个民主党派噤若寒蝉,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建立起与苏联完全一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一党独掌政权的制度。(6)实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32]“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反对“极端民主化”,即反对“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反对 “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的“错误”主张。所谓“民主集中”的具体做法是:党的领导机关 “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中枢”;“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细的讨论,以求彻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33]这一切模式,都是苏联革命和政权建设中的一般模式。

  第四,在国家结构上也模仿苏联。因为苏联是联邦制,所以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中共也提出了建立“中国苏维埃联邦”的主张,与苏联宪法一样宣布“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34]

  第五,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完全模仿苏联。如中华苏维埃时期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政治保卫局,正好与1924年苏联宪法规定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政治管理局相对应。人民委员会下设的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查等各个“人民委员部”,几乎与1934年以前苏联宪法规定的政府机构一一对应。特别是司法机构,因为1934年苏联宪法实行审检合一,检察机关附设于法院之内,所以中华苏维埃政权如此照办,“最高法院设检察长、副检察长”;[35]后来,1936年苏联宪法将检察机关独立出来,设立检察院,[36]于是新中国成立后也马上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检察院。在机构体制上模仿苏联的最典型的态度就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所批评的:“过去我们的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要去学。……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性错误。”[37]

  第六,在社会生产组织和管理体制上,中国共产党也极力学习苏联。早在井冈山时期,《土地暂行法》规定,农民应在分得土地后集体耕种,“须让他们集合起来,组织集体的农场”。[38]这显然是在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制度。解放后,“合作(社)化”和“人民公社化”的匆忙推行,显然也是急于追赶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模式的结果。

  此外,中国的宪法、婚姻法、刑法、诉讼法、继承法以及司法制度等多个方面,从苏维埃政权时期直至改革开放前,模仿苏联几乎是通例,具体事例不胜枚举有时即使不宣称模仿,有时甚至主观上并未有意模仿,但客观上都在模仿。

  

  结语:第四条道路

  

  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在过去的160年里,先后尝试走过三条道路。应该说,这三条道路走得都不成功。第一条道路,是过于保守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法系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谛,没有认识到世界法律体系的真谛,天真地以为中华法系本身是一所只需经过一些修补就可以恢复完美的大房子。他们主张的实质是延续小农社会、宗法社会的伦理和法制体系,并指望它们能够解决新的世道里的一切社会问题。这种幻想,实际上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地实验,就被激进的、革命的洪流粉碎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潮已经没有耐心等待这一主张的试验结果了。第二、第三条道路,都是这种“急不可待”、没有耐心的社会思潮影响的产物,是极其急功近利的产物。第二条道路主张全盘抄袭西法,一步实现现代化,一下子与西方接轨,一下子使中国富强起来,通过这一途径迅速实现“救亡图存”、“振兴华夏”的目标。第三条道路主张全盘抄袭苏联法制,目标同样是要迅速救亡图存,但却认为西方的一切弊端都来自西方的法制体系,认为只有反其道而行之地“独辟蹊径”才能使中国“后来居上”地搞出一套比西方更美好的制度和秩序来。这两条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其失败了。

  三条道路的失败,呼唤我们寻找更加理性的正确的道路,这就是第四条道路。第四条道路的关键,就是对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一切法制遗产,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存任何畛域之见,真正地走“中西合璧”的法制现代化的道路。我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法制建设历程表明我们正是在走这条道路。现在我们再也不象过去那样简单地否定西方法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坚持苏联式制度,也不再象过去那样简单地否定中国文化传统。我们在走了160多年的弯路、交纳了无量的学费之后,总算学会了冷静理性地看待和采撷所有文化遗产。这昭示着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真正春天要来了!

  

  范忠信,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台湾所所长。

  

  【注释】

  [1]《通商各口岸共同章程》,引自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78页

  [2]“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戊戌变法》,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

  [3]《光绪政要》,卷27,第10-11页

  [4]《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首,第2页

  [5]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079页

  [6]沈家本:《奏刑律草案告成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45页

  [7]沈家本:《奏请编定现行刑律以立推行新律基础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52页

  [8]沈家本、俞廉三等进大清民律草案奏折,转引自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080页

  [9]《张文襄公全集》,第171”卷,《电牍》50。

  [10]“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令第76号,《最新六法全书》,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2232页

  [11]《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69页

  [12]劳乃宣:《韧叟自订年谱?修正刑律草案说帖》,转引自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第九卷,第283页

  [1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

  [14]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7页、

  [15]参见拙著《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第125页

  [16]《民律前三编草案告成奏折》,转引自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第九卷,第214-215页

  [17]《新民法与民族主义》,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3年版

  [18]展恒举:《中国近代法制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09页

  [19]此事只凭记忆,系一本民法史著作中的陈述。但一时找不到原书

  [20]《中共党史导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2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1934-193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

  [2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第279页,第720页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第201页

  [2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页。

  [25]《中共党史导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第163页。

  [2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第49页。

  [27]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第十卷,第125-126页。

  [2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第79页。

  [29]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第十卷,第125-126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第279页。

  [3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第678页。

  [3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1062页。

  [3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3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3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第647页。

  [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第678页。

  [36]《世界宪法大全》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1页。

  [3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页。

  [38]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第十卷,第172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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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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