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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垄断策略

更新时间:2012-02-09 19:19:51
作者: 陈龙  
郎咸平曾做过一档专访郭美美的节目,有人就诬称郎咸平收受郭美美200万元贿赂,引来网民的围观。

   3.谩骂。在舆论的非理性状态,谩骂也能激起情绪。谩骂既有对当事人的谩骂、人生攻击,也有对敢于有不同意见者的谩骂,谩骂可以获得一种气势优势,可以让不同意见者、冷静发言者自感力量孤单,退下阵去。北大某孔姓教授标榜自己站在平民立场上发言,对药家鑫案妄下断语,肆意嘲讽,都激发了很多网民的情绪。

   4.渲染。渲染是一种强化情绪的手段,通常情况下有利于激起愤怒情绪。“我爸是李刚”是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当事人李启铭所说的一句话,其真实情境已无法考证。但传到网上,即成为富有戏剧性的语言。网民们在各大论坛和贴吧兴起“我爸是李刚”造句比赛,以各式各样的“雷句”诠释“官二代”的嚣张气焰,从而达到反讽效果。各种各样的“李刚歌”表达的是一种愤怒的情绪。“我爸是……”成为引发仇恨的万能句式。渲染利用的正是公众对“官民对立”、“贫富对立”的敏感。

   5.限制不同声音。在民粹化的声浪兴起后,网路舆论已开始陷入非理性状态,限制理性多元声音成为一种最常见的现象。其表现是对不同意见采取集体阻杀,毫无包容性。药家鑫案中,网络舆论对央视专题节目“新闻1+1”表示不满,网民不能接受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对药家鑫犯罪过程所作的心理分析,尤其不能容忍李教授与主持人董倩对“这孩子”表示的惋惜语言。对李教授关于药家鑫犯罪分析得出的“外界因素”结论不能认同,甚至运用谩骂的方式,对其进行人生攻击,称李的“学术研讨”跟嫌贫爱富的“三陪小姐”一样会认人,碰上“上等人”就得出“上等”论断,碰上“下等人”就得出“下等”结论。[3]民粹主义话语体系中,根本容不得不同声音,党同伐异是其常见手法。在极端化的网络言论中,可以看到网络青年的愤怒,也看到中老年知识分子的推波助澜。法律专家贺卫方呼吁“不要以群众狂欢的方式处死同类”,被攻击为替罪犯说情,甚至怀疑其做人和做学术的品性。

   当然,民粹主义最极端的策略是在话语交锋过程中使用“人肉搜索”,用所谓当事人的真实信息来将对手置于死地。人肉搜索是一种极端的、非法的网络暴力,也是话语压制的最有力武器。

   民粹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发力的,它在等待时机,只有当议题建构完成,尤其是关于“人民”、“正义”一类议题建构起来时,民粹主义才会借尸还魂。当某一事件发生后,话语言说的框架就率先发生作用,直接将事件的性质引向固定的话语表述模式或框架,这样,指向反官僚、反富人等的话语从就会在议题博弈中脱颖而出,此时那些带有浓厚民粹倾向的底层知识分子,就会主动地选择议题建构策略。高房价、高物价、官员腐败、社会不公等都在议题建构中充当素材,当事件被纳入言说框架后,“一边倒”的话语垄断即开始形成。而如果话语优势尚未取得,民粹主义者就会各种手段无不用其极。

   总体来看,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强占,最根本的一点是不能理性地把人还原为法律环境中的人,理性地遵循法律规则来审理案件,而是试图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取而代之。

  

   三、网络场域与民粹化话语定势

  

   随着网络技术特别是Web2.0技术的应用,移动终端前置,使得网络舆论酝酿、形成的速度加快,话语权争夺将日显激烈,话语强占在民粹化的传播实践中也日益常态化。这个问题有必要从场域理论和语用学角度来加以阐释。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较早从文化社会学角度阐述媒介的象征权力问题。在布氏看来,场域(field)是一种社会空间,是人与人之间得以区隔的差异关系,不管是个体还是团体,都是按照差异关系而存在。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由许多相对性位置所构成的关系空间,这种关系空间虽然在现实中很难直接观察到,也难以用具体方式显现出来,但布氏认为它才是最真的真实。按照布氏的理解,社会科学建构的不是阶级,而应该是社会空间。“当我描述整个社会空间是一个场域时,我是指它既是力量的场域,也是抗争场域,在此能动者彼此对峙,他们依据在力量场域结构中的位置,而具有不同的手段与目的,并因而促成维持或改变场域结构。”[4]22布尔迪厄将场域看做是一个抗争的领域,场域的结构支撑和指引位置的占有者采取策略去保卫或改进他们的位置,或是对他们最喜欢的产品设定层级化原则。场域如同一种竞争市场,人们在此运用与布置各种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象征资本,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布尔迪厄指出,社会中“……并非只有一种利益,而是有许多利益,它们因时空而异,所以几乎是无限的,因此有多少种利益就有多少个场域,它们是历史构成的活动领域,具有各自特殊的制度与独特的运作法则。这种专门化的与相对自主的场域和特殊利益之间具有相关性……换言之,利益就是一个场域得以运作的条件……它是‘促使人们向前’的原因,亦是促使人们聚集、竞争与斗争的原因,也是该场域运作的一个产物。”[4]88布氏认为在象征权力的争夺中必然产生象征暴力,他关注的焦点在于 :“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5]14这种在传统媒介中出现的现象,在网络传播阶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象征暴力施行者的阵营和承受者阵营界限分明,承受者不是意识不到暴力侵害,而是势单力薄,无力抵御,成了弱势群体。针对特定事件的舆论兴起时,新场域开始在网络空间形成,话语强占走向话语独占,施暴者有恃无恐,承受者百口莫辩,渐渐形成了这个场域的行动规则,与文革时期的群众运动极其相似。

   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互动、微博(Twitter)所形成的场域更具有开放性,最重要的特性是,这个场域相对现实有更多的宽松和自由。与其他场域相比,网络场域体现为广场性。广场的游戏规则是在话语博弈中慢慢形成的,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可能找到知己,也可能遇见对手。正是在思想的交流、交锋和交融中,思考得到深化,共识得以达成。然而,当一个特定事件发生后,这个宽松、自由的场域就不再宽松、自由。在这个特定时期它扯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变得狂躁、肃杀。民粹主义的渗透使得新媒体网络空间不再平静,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成为充满火药味的场域,进入这个场域,就自然地按照这个场域的“惯例”行事。其一,这个“惯例”体现了民粹主义的广场狂欢性,民粹主义为网络空间营造了一个瞬间忘记法律、忘记道德、不计后果的错觉,并且制定了统一的、代表“人民”的“言说框架”,在场域中任何人都按照这个框架言说,仿佛如此言说就是合理、合法的。其二,在这个场域中,每个人都积极寻找“语用力量”,按照语言学家奥斯汀的说法,语用力量所提示的是潜在于说话者的话语中的某种作用力或效应,它能使话语在接受者那里只能产生一种特定的领会、注意和响应。[6]120

   火力的猛烈程度是每个参与者所要考虑的,所以言后之果不一定与言说者的主观目的和意图完全符合。扣帽子、谎言、谩骂、渲染在这个场域都算作是积极的言说策略,所有“表述式话语”都是为“行动式话语”服务的,表述式话语无论真假都能强化语用力量,实现话语言后之果的最优化。其三,在话语垄断形成后,话语被民粹主义的言说控制,因此,在民粹化的广场上,每个参与者都成了“胜利者”,每个参与者的情绪发泄都能引发广场狂欢,而围观使得狂欢效应进一步加大。在民粹化和犬儒化的话语中充满着行动的火药味,在此背景下,司法、政府、传媒一切都不可信,唯有立即按人民意志裁决,才可接受。网络场域中,“斩立决”成了话语指向,即迅速除之而后快,代表了场域中人群的意志。

  

   结语

  

   从话语强占到话语独占,这种话语运动模式可以看做是当下底层愿意接受并且乐于参与的传播实践。草根阶层认同的话语,一旦获得垄断地位,往往能够鼓舞、激发参与热情。这种传播实践在反官员、反权威、反精英治理的民粹主义表述下,隐藏着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与激进的暴力诉求。在几乎所有涉及政府、公安、法院、城管的公众事件中,网络空间中的民意几乎总是条件反射般地联想到官员腐败、以权乱法,或是政府牺牲大众的利益,因此对事件中的官员不假思索地加以声讨。这种见官则反的民粹化反应,让网络空间充斥着敌意、仇恨和暴戾的情绪化语言,使无辜者受到话语暴力的伤害。话语垄断,其结果必然导致话语专制。民粹主义最初的“民主”口号,变调为专制的结果,这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网络问题,值得人们去深思。

   要解决民粹主义的网络话语暴力,首先必须铲除其滋生的土壤,信息公开、透明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民粹主义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往往带有很强的利益诉求目标,其包装常常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嘴里是主义,心里是生意”,这在近代史上的四川“保路运动”中就有所表现。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很正常,但可怕的地方在于,民粹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着“民主”、“民生”等让人热血沸腾的冠冕旗号,裹挟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使社会局势严重失控。这一切表明,网络话语霸权对国家的法制化建设危害很大。

   让人们在并不公正的环境之下尊重秩序是一件困难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任务,如果秩序被愤怒的情绪所瓦解,那么所有人都将是受害者,而且平民大众受害最甚。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民粹主义的盛行,话语权社会结构的改变是迟早的事,这是当代社会变革的征兆,必将给社会管理增加新的难题,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一方面,主流媒体、主流话语已然失去了话题选择中的强大影响力。因此,基于传统思维中的政府危机应对体系应当及时作出调整。

  

   参考文献

   [1]唐小兵.底层与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见薛涌的博客“反智的书生”http ://blog.sina.com.cn/s/blog_45f00ef401008yrz.html.

   [2]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黎阳.铲除“人人平等”,复辟“上尊下卑”——从药家鑫案看“精英”的奋斗目标“.乌有之乡”网2011年4月15日.http ://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4/227460.html.

   [4]P. Bourdieu,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Polity,1998.

   [5]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6]J. L. 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Cambridge/ Massachusetts,1962.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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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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