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早知道高华病危的消息，是读到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黄凯平12月2日夜里的来信。信称：高老师现在每周需换三次血，他家人说，他已是到了病危之时，来日不多了。想到高老师正是学术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诸文字，和高老师的学生商量后，希望能有一两位同辈学人与他长聊几次，每次都录下声音，既为高华老师留下他的思考，也为学界少些遗憾。因此，他们分别联系了秦晖和我，秦晖老师已经答应尽快前去南京，想知道我近期是否方便来做这件事情。

凯平的来信让我很吃惊。因为不久前我还和高华通过电话，一两周前他还表示想要我帮他在华东师大再招一位他认为很不错的博士考生。因此，我有些疑惑地答复凯平说，我很愿意来做这件事，但一、我要弄清楚这个消息是否准确。二、我要知道这是否是他和他家人的想法。

我所以没有马上承诺去做凯平他们希望的这件事情，不是怀疑高华病危的消息有假，而是内心里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曾经两度照顾过病危的患者，我非常清楚身为家属在亲人病危时的心情。越是危重的病人，就越是需要休息和避免交叉感染的危险，太多外人的探视，特别是长时间的交谈，只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危险。做家属的，总是希望会有奇迹出现，事实上我也亲历过这样的奇迹。因此，当凯平第二天来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时，我在回信中特别写了这样一句话希望他了解。我说：“说到底，高华固然是我们大家的，但最主要还是他的亲人的。”

的确，这是我由衷的想法，而且我真的不觉得他会这样快离去。

（二）

接到凯平的来信后，我就开始联系去南京探视的事情。高华在电话里的声音依旧很洪亮，他还在关心那个准备跟他读学位的学生，“你来，我正好可以和你说说那个同学的情况。”

由于华东师大这边的几位高华的老朋友也都想去看他，因此必须要协调时间，而大家的时间一直凑不到一起，最后拖到12月16日才成行，主要还是我们前次探视时的几位：沈志华、李丹慧、张济顺和我，仍有一两位教授想去因事当天无法同往。

病床上的高华同我们上次探视时几乎没有两样，虽因黄疸面色略黄，人稍显削瘦，却仍旧谈笑风生，两眼炯炯有神。据他和太太讲，癌症的控制一直非常好，至今都没有发现有转移的情况，这次住进来主要是肝的功能出了问题，出现了黄疸，连输了三次血之后，黄疸已经明显消退了，目前的治疗主要是保肝，即设法使肝功能恢复正常。

25年前我因感染急性肝炎不仅住过院，出过黄疸，而且一度还发展到病危的程度，当时浑身上下像是涂了厚厚一层黄色粉末，一碰都会往下掉似的，因此看到高华当时黄疸的情况，真的觉得他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

因为两年前我们在香港开会时，太太曾给高华拍过几张很不错的照片，这次来的时候，太太特别要求过来再拍几张，为高华做一个相册送给他。但看到半躺在床上的高华，我还是多少有点犹豫，因此小声问高华的太太小刘：“能和高华合个影吗？”

没想到高华听到了，大声说：“可以。”说着，便侧身要坐起来。我连忙问：“行不行？”高华笑得很开心，说：“没问题。”他接着指挥小刘把床头摇起来，后面塞上枕头，挺直身子坐起来，并且一边叫小刘帮他把头发梳梳好，一边对小刘介绍我太太说：“她技术很好的，非常专业。”开始拍照时，他还特别叮嘱道：“不要把被子照进去，只照上半身就好。”

每拍一张，太太都会拿相机的显示框显示给他看，他总是赞不绝口地给予肯定。他特别叮嘱我太太，记得把香港会上的照片一块发给他看。小刘也再三说：你们回去从电脑上把照片发过来就可以了。

临走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和高华握手道别。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等着你一起来做当代史呢！”

离开病房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比来时都多少有些兴奋。以至于小刘送我们到电梯口的路上，我们没有一个人问小刘大夫私下里是怎么说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还有下次……

（三）

16日去探视过高华后，我17日就去了北京，18日晚上在参加《看历史》的一个颁奖晚会上，见到了高华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原负责人熊景明。景明也多时没有见到过高华了，因此她向我仔细地询问了高华的情况，并为我们看到的情况感到宽慰和高兴。然而，她不经意间讲出的一句话却让我非常吃惊。她说：这次高华住院后大夫曾估计说，高华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听到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凯平月初来信所言并非高华学生的猜测，而是有大夫讲过这样的话。想到当年住肝病医院时，同病房和隔壁病房先后去世的两位病友，前两天还好好的，过两天人就不在了，不禁又开始担心起来。尤其是想到高华夫妇很想要看到那些照片，就更是有点不安。

19日，我和太太按计划去了香港，24日晚上回到上海。第二天我就叫太太赶快加工冲印高华的照片并订做相册。太太忙了一天，到傍晚才弄好。26日一早，我们就叫了快递员上门，准备抓紧把相册发出去。

上午9点刚过，快递员按响了门铃，而我书房里的电话也几乎同时响了起来。我叫太太去开门，自己进书房接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是高华的学生，高华老师……去……”。我的头“嗡”了一下，没有听清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直到听到里面说：“30日上午举办告别仪式……”，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时的我，一边听着电话，一边想起太太正在把相册交给快递员，一时间变得不知所措。

放下电话，我在书桌前闷坐了好长一段时间，脑海中总是会浮现出高华那俊逸方正、微微带笑的面孔，更总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些什么：没有把他未发表的思考录下来；没有让他看到他特别想要看到的照片……？

说到高华的病，我内心里最感纠结，甚至会感到愧疚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高华的工作调动问题。

（四）

我是2003年到华东师大来做特聘的。来后，我一直很注意为华师引介人才。第一个引介的是沈志华，第二个就是高华。

对于沈志华来华师，我做的具体工作不多。但对高华，我一直在两边做联系和推动的工作。

因为我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民国史研究较多，和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民国史的人比较熟悉，知道他们内部人事关系较复杂。高华在南大取得博士学位后，也算是民国史研究队伍中人，却始终融不进南大民国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职称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顺利。尤其是他的“红太阳”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各种意见纷纷嚷嚷，一时争议不断，在重视民国史研究，轻视中共党史研究的南大历史系，他的处境就更显尴尬。

鉴于我初来华师时，现当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华的能力、学问和声望，肯定极有助于华师现当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便主动联系高华，尝试动员他转来华师。对于高华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我则一一设法向校方探询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当时任党委书记的张济顺教授的全力支持下，这件事很快就顺利运行起来。记得当时为他孩子的问题、太太工作的问题，包括他来上海临时住所的问题，我每件事都直接请示张书记和学校的有关部门领导，然后挨个部门去跑。光是他的临时住房，从最初房管处提供的一室，换成他所希望的两室，我就跑过好几次。就是房子确定后内部设置、水电煤气的具体情况，我也专门去房子里一一检查过。

还记得一切谈妥后高华夫妇一起到华师来的那一次，我领着他们去看了在华师二村定好的临时住房，两口子当时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我也以为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为了最后落实高华夫妇调来华师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迟了去日本的访学。事情办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并且停留了半年时间。这期间，我得知小刘已经在华师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学也同意高华调来上海了；在学校帮助下，高华家已在新校区附近买好了新的房子……

然而，当我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无法调入上海，他的工作调动被迫停止了。

我这里不想复述我所得知的导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说的是，这个消息对华师、对我来说，再难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样的创伤，而对高华来说，这一消息则不啻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无论我们再做多少补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华师的教职、招生及相关待遇等等，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华原来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过部分肝硬化的情况。同时，高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开，但如许纪霖所言，他个人及家庭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尽管事情发生后，他当面还会开解我们说“没关系”，他的一些表现还是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内心承受的压力实际很大。这不仅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处境，而且因为他的工作调动早就成了一些人热炒的话题，个别人甚至在网上对他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如今调动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风言风语，这对他本来就有病灶的身体显然极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谁能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帮了高华的倒忙呢？！

（五）

在中国，成了争议人物，有时会莫名地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即使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人也不例外。高华之成为争议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调动也会被一些人拿来“诛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华成为争议人物，源于他那本“红太阳”的书。其实，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看起来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时间性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讨论陈独秀“右倾”是“投降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文章，都不能公开发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为陈独秀做翻案文章，否认陈独秀“右倾”，也不再有敏感问题了。

涉及到毛泽东的历史问题，今天固然还会有一些敏感与不宜的政治禁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年出了太多像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样同为大陆出身的人写的批判书之后，今天大概很少还有人会认为高华这本书太过激烈了。

我和高华都是七〇届毕业生，都在工厂干过8年，都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第一批考入大学读书；我们有着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他本来是学历史出身，又是在历史学界中工作，却转来做中共党史研究，我是学党史出身，转到历史学界工作，却仍旧坚持做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两人不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党史学界，都属于边缘人，因此，我们之成为好朋友，多少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我和高华其实在毛泽东研究或中共党史研究上，也并不就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出在他的“红太阳”一书的前面，一直到高华再版他的书，他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书，也没有针对我书中内容相同但叙述不同的史实进行过讨论。我们不是没有交换过意见，其中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们在中大图书馆下面的咖啡馆里足足讨论了两个小时之久。注意到他修订后的版本仍旧没有多少改变，我很直率地说明了我的看法，即我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以后，围绕着和他书中个别史实有关的资料问题，我们还有过几度讨论。

高华“红太阳”一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

实际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红太阳”一书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困扰。

（六）

和今天大多数人不同，我对高华的了解和认识，不是因为他的那本成名之作，而是因为他在“红太阳”一书出版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涉及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

上个世纪末，我才刚刚开始对新中国建国史研究发生兴趣，对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许多情况都不熟悉。国内这时研究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机构和一般研究人员，也多不做实证研究，更鲜有微观史研究。哪怕是当时已经出版了大量回忆史料，国内、国外认真阅读、考证和研究者，也寥寥无几。不用说，国内外历史学界，那个时候更没有人会来研究这种当代史问题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华可以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和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我最早读到他的一篇论文，是1998年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的释读前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回忆录的文章，题为《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这篇文章做得非常漂亮。他结合江渭清回忆所涉时段的各种文献史料与史实，把江的回忆与其他相关领导人的回忆资料详加比照考辨，用他最善长的悟性与敏感，把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问题串联起来，进而把中央政争与地方大员之间的复杂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让人叹为观止。

我时常在想，以高华的研究经历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决不应该只留给我们“红太阳”和“革命年代”这样两本著作和二三十篇研究论文。他所以成果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学问态度严谨和对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他选择的这个中共党史，材料的获取和成果的发表都太过困难的缘故。

甚至于，他的国史，亦即他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论文，绝大多数也都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的资料，发表也大都只能选择在海外的学术刊物上。当他一本书被认为有严重问题之后，他在大陆发表文章和出版著述还会变得更加困难。

为什么他当初不选择去做那些风险较小，又容易出成果的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偏要转到这个极为敏感，获取资料和发表都极端困难的党史、国史研究领域中来呢？

对此，高华在“红太阳”一书后记里是这样讲的。他写道：基于父辈的经历和历史的阅读，他始终能“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始终“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然而，“文革”前后的种种经历、对诸多人间惨剧的耳闻目睹，对大量与时俱变、真假难分的“路线斗争”说法的极端困惑，又使他产生了太多怀疑与不解：为什么革命会变成这样？！正是因此，他“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

这也恰恰是我们今天仍旧在这一行里继续坚持着的不多的几个同龄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点。

改革开放、上大学、读历史、留校做教学研究工作，最终为高华打开了这扇可能通向历史真实的大门。只是，即使是在后毛时代，即使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对于像高华这种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历史的学人来说，这条道路依旧坎坷难行，甚至随时都有因一本书，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难和灾难的危险。

高华走了，带着他的困惑和遗憾。

中国会有年轻一代的高华跟上来吗？

（删节版发表于《南都周刊》，这里发表的是全文，经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