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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运:顺服还是抗争——沦陷期的南京民间社会

更新时间:2012-01-01 23:25:28
作者: 张福运  

  交汇的新旧知识分子才共同组成沦陷时期南京知识分子群。

  

  新知识分子群形成之日, 也是其开始分化之时。继文化和教育界“名人”李圣五、江亢虎、赵正平、樊仲云等率先投敌并成为汪伪核心成员后,一批投机文人又主动向其靠拢。中央大学副校长钱慰忠谋到安徽省教育厅长职务后,立即辞去教职;外文系主任杨为桢千方百计疏通关节,最终于1942年 8月到伪教育部就职。那些有心从政又不愿背负“附逆”之名的学者则选择折中方案,中央大学在伪政权中兼职的教师就有27人, 占全校中国籍教师总数的 18 %。“从政潮”迅速蔓延, 就连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才俊也未能免俗。部分南方大学毕业生获悉其老校长江亢虎出任汪伪要职后,先大肆吹捧其“不辞劳怨,罔顾艰辛,孜孜从事”“和运”, 随即集体宣誓:“国府还都,余亦追随,杖履来京”。

  

  这些投机客是否属于投敌附逆的汉奸,一直存有争议。其自辩的“曲线救国”说早已被否弃,但“自保”说还是得到同情式理解。乱世中寻求自保之道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态,更遑论殖民统治体系严密的沦陷区。魏特琳发现,“许多人虽然对国家一片忠心”, 但“迫于生计”或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被迫出任伪职。1940年后内外环境的变化,也是影响这批人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 此亦其间南京知识分子群分化的催化剂。这些变化包括:一是战争进入拉锯状态后, 国、共与伪政权三足鼎立,当时任何一方都没有必胜的优势;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又为战争结局增加了新变数。二是当殖民地化成为沦陷区生活常态时, 供职于伪政权的外在舆论压力和内在羞耻心的约束力已明显减弱。三是汪伪的系列“包装”有很大欺骗性和蛊惑力。“还都南京”、“和平救国”的口号,“国民政府”的金字招牌和“青天‘白日旗”的象征资本,无不释放出这样一种信号:供职于“国府”就是效力国家。凡此种种,皆使忠奸和是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但环境的变化并不能作为投敌附逆的借口, 这是关乎“气节”的大是大非问题, 即古人常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特别是在民族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十字关口,能否坚守此底线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最严峻的考验。本文无意讨论这批人的道德操守问题,举出促使其投靠伪政权的客观因素也绝无为其辩护之意, 只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沦陷区民间社会, 包括一向被视为社会楷模的知识分子群体, 绝非铁板一块;战争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汪伪政权的成立, 加速了其分化进程。

  

  当然,坚守底线、保持气节的知识分子也不乏其人。原中央大学教授王瀣,在贫病交加、不得不靠变卖珍藏书画典籍维持生计的情况下,仍不为高薪所诱,断然拒绝到伪中央大学任职,并于 1944年秋临终前特意交待:“我生不愿见日寇, 死了也不要见到敌人。我死后,棺材不准出门,就地理在自家后院。”在南京知识分子开始分化的关口,这种不为利惑、不屈服于淫威的血性文人,值得大书特书,经盛鸿教授称之为沦陷时期南京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并不为过。

  

  在失节与守节这两极之间,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中间路线:既不主动投靠伪政权,也不置身世俗之外;既不抗拒日伪的安排,又在职责范围内尽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沦陷后南京首先恢复了初级教育机构, 由此滞留南京和部分流散外地的中小学教师相继重回讲台。他们“多数都有爱国思想,教学时避免用有奴化色彩内容的教材,暗中进行爱国教育宣传”。@ 在伪中央大学和国立编译馆供职的大部分教师和研究人员,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家钱仲联,历史学家李泰芬, 法学家高维浚, 物理学家崔九卿、仲子明, 教育学家黄曝寰、邵鸣九等著名学者, 均能安贫乐道, 并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高等教育的延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有意思的是, 这一中间群体即易劳逸和傅葆石所指陈的“灰色地带”,其民族立场恰为持续争论的焦点, 特别是战后国民政府将其列为主要甄审对象时, 其人格节操一度受到严重质疑。供职于伪教育研究机构是否为“附逆”并可能成为日伪奴化教育之“帮凶”?上述部分中央大学教师把教职视为跻身汪伪权力层之跳板,编译馆某种意义上成为日伪推行奴化教育的工具,这些事实表明此推断并非空穴来风。当然,仅凭此便断定该群体为失却民族立场和国家观念的“灰色地带”,同样有失偏颇;因为伪中央大学的绝大部分教师都能洁身自好,编译馆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也贡献颇丰。究竟如何看待供职于伪教育研究机构及协助日伪推行奴化教育之事?台湾学者罗久蓉的观点颇为中肯。她认为, 并非所有的伪职都带有难以超越的对抗性;由于殖民者的教育方针始终未变,“协助日本推行奴化教育固然是助纣为虐,但如果这是帮助沦陷区青年受教育唯一的途径, 因此拒任教职对青年来说不唯无益,反而有害”。

  

  沦陷时期南京知识分子群中,真正结成集体抗争力量并付诸行动的唯有以中央大学部分学生为代表的进步青年。他们先以结社、宣传等方式组织和动员爱国力量,1940—1942 年相继成立了“群社”、“团结救国社”、“青年救国社”、“民社”等进步团体,编印出版了《新知识》、《炬火》、《荧光》等秘密宣传抗日的报刊。在此基础上于 1943 年 5 月底发动了驱逐央大学校长、汉奸樊仲云的“倒樊”运动,胜利后又在同年底发起声势更为浩大的“清毒”运动。这场历时 4个月的爱国运动,动员了南京市大中学校 3000多名学生,捣毁了夫子庙一带所有的烟馆、赌场, 销毁了大量烟土、烟具,迫使日弃在中国大肆种植、贩运和经销鸦片的毒化政策@,有效地遏制了沦陷区贩毒、吸毒的猖獗之势,维护了民族利益。毋庸讳言,当时汪伪对日方通过“宏济善堂”包揽全部销售并独吞巨额利润早已心怀不满, 汪伪集团也因此分化为对立两派, 运动的发起与汪伪内部的支持有密切关系,所以对这场运动的性质不宜拔高。

  

  概言之,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 南京知识分子以能否固守气节和坚守民族大义为界发生了分化。以王瀣和中央大学进步青年为代表的爱国力量与以杨为桢和南方大学部分毕业生为代表的投机分子这两极之间,多数文人选择了表面妥协实则尽可能维护民族利益的中间路线。这种多极格局表明,此间南京知识分子既没有结成“众志成城的抗日民族阵线”,也并非整体立场暖昧的“灰色地带”。

  

  三 、底层市民:顺服抑或抗争

  

  与前两个阶层相比,底层市民群体有两个特征:一是成员庞杂,心态各异, 更容易发生分化。二是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决定其对各种政治角力的反应通常不会过于激进;保守的心态和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决定其行为和生活空间的相对独立性,即其构成的自然市井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民间社会的民族情绪和立场。

  

  沦陷之初, 南京市民的表现并不如人意。在城池陷落、日军炫耀武力的入城式中,不但未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或零星的抵抗,相反一些人“零零散散地跑出来欢迎他们”,“甚至为日本人的队伍欢呼”。 绝大部分市民在自家门口挂起了事先准备好的日本国旗@,即便躲在安全区也不忘戴上太阳臂章或“拿着日本小旗子”。这种因应方式主要基于“日本入会文明地对待他们”甚或会“成为更好的统治者”之臆测,故一味从道德层面上斥之为“甘心情愿”地“认贼作父”和“寡廉鲜耻的亡国奴”,也不可取。但从中我们仍不难发现,灾难降临之时,自保成为民众的首要考量;政治格局转换关口,底层社会的立场也容易动摇。

  

  接踵而至的日军兽性大发作, 虽打破了南京市民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并未成为民族抗争的新起点。在极度恐慌的氛围中,大多数受害者成了任日军宰割的羔羊,真正意义上的抗争行动并不多见。这期间的抗暴斗争, 史家常引用的典型事例,一是某女教师为免遭屈辱,用事先备好的枪打死5 个日本兵;二是宁死不屈的李秀英徒手与日军搏斗,身受30余处刀伤却奇迹般地活下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类似的行动绝不止于此,但这两个案例被反复征引表明了可挖掘的空间并不大, 正如拉贝所言:“D果每起强奸案都能遭到致命的报复,那么相当一部分占领军早就被消灭了。”

  

  每一次民族灾难的降临,往往伴随着国民劣根性的集中释放。就在日军疯狂施暴期间,趁火打劫、相互攻讦甚至借助敌方势力加害同胞之类劣迹丑行骤然泛起。因南京沦陷获释的囚犯首先加入日军抢劫队伍, 随之一些平民乃至部分躲在安全区的难民也参与其中。①由于商业区和主要库房已被日军控制,他们便将目光转向殷实的百姓之家。古董、食品、衣服、被褥、餐具、家具、门窗、地板等一切可交易的物品均成为打劫对象,隐秘的“宝藏”更是发掘重点。市民王保林于1937年秋离开南京前将其终生积蓄藏于房内“一个很隐蔽的洞穴”,“但这个洞穴还是被人发现了, 所有的箱子被抢走了”。对此,“他一方面觉得日本人残忍, 同时又觉得他的同胞们的违法行为也是不能原谅的”。

  

  不可否认, 打劫行动的背后有日方纵容的成分,即蒋公谷所记日军疯狂抢掠后,便“纵容一般穷苦的难胞”,抢夺“剩下的不值钱的东西”,“藉作将来嫁祸的遁辞”。@ 但这些打劫分子自身的能动性并不可低估, 尤其那些“社会上的渣滓”发国难财欲望之强烈,已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在随后打家劫舍的“抢救行动”中,4个强盗将绑票“吊挂在火堆上烤,强迫他供出藏钱的地方”。更有甚者为达敲诈目的不惜与敌为伍。有人看到胡大妈家“卖了许多蔬菜”,便“当面控告她儿子卖了 7支枪给游击队员,并私藏价值20美金的金银珠宝”;“有的中国人常常带领日本兵到有点钱的商人家里”,借“日本兵的枪或刺刀”逼其“将钱交出来”。

  

  尽管这类社会残渣人数极少,其破坏性也根本无法与日军的暴行相提并论, 但内患对民众的心理伤害并不亚于后者, 特别是那些动辄“到日本人那里去告发”之内奸的存在, 加重了全城的恐慌气氛。到 1939年初,一种屈服的情绪开始在这座城市蔓延。春节期间,“建设东亚新秩序, 实现中日真和平”之类的对联已随处可见。次年春南京又出现“日华浑然一体”的新创意,“一般市民开口即‘友邦'、‘皇军’”,“对敌国军民畏惧俾怯”。显然,如果研究者只关注或仅看到底层社会的这些现象,很容易得出“灰色地带”的结论。

  

  但就在麻木和顺服表象的背后,民族抗争的潜流在慢慢聚集,国家观念也渐渐复苏。1938年 1月 8 日,中国军队即将收复南京的传言迅速传播开来,“城内的居民,真如发了疯一般,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欢呼欲狂”,每家悬挂的日本旗和每人佩戴的太阳臂章自此“都不见了”。传言本身及其迅速流播后的群体自发行动,反映了南京市民急于摆脱殖民状态的心境, 即绝大多数民众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做日本的顺民和亡国奴。

  

  1939年初屈服情绪开始蔓延之时,恰是进攻性抗争行动出现之日。1 月 14 日南京新亚舞场爆炸案中,4个军官被当场炸死。6月 10 日发生在日本大使馆的“毒酒案”,尽管只有 2名书记官被毒死,但因受邀赴宴者囊括了日本驻南京主要军事首脑和伪政权核心成员,震动很大。特别是投毒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写给日本总领事的公开信,“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 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恨, 死而无憾”①,具有石破天惊的震撼力。同时,招贴、传单和涂画等抗日宣传品也陆续在市区出现。@ 这些星星之火虽未对日本殖民统治造成致命打击,但对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发挥了推动作用。

  

  在顺服氛围最浓厚的 1940年初, 民族意识开始全面复苏。此期魏特琳的调查显示,“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最没文化的人, 也看清了' 东亚新秩序' 的真实含义”。前及被敲诈的胡大妈一家,并未把怨恨停留在告密者身上,反而逐步认识到“日本人摘这套新秩序就是要榨干中国的所有财富”,“最终使中国人沦为日本的奴隶”。其他接受调查的普通市民都“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并持有与胡大妈一致的看法: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的目的就是日本人说了算, 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奴役中国。魏特琳接触的一些有身份的民间人士,“又是异口同声、态度一致, 都认为每个日本人都不是好东西”。“在日本对中国有何图谋的问题上,中国人终于统一了认识”之际,底层社会就成了反抗殖民统治的“怒火群山”。

  

  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一种心照不宣的隐性反抗运动渐渐张开。伪政权招募的不少督察,“不甘心作敌人的走狗”,一有机会就“改衣便装逃走”。@ 很多市民选择到安全区效力,“宁可领取仅可糊口的薪水,也不愿在傀儡政权下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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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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