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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论媒介技术作用于媒介制度变迁的机制

更新时间:2011-08-21 11:45:58
作者: 潘祥辉 (进入专栏)  

  公共服务电视所占市场份额均大幅下降,德国为69%,意大利为46%,法国为33%,荷兰为58%,英国为48%。(Chris Barker,1997:32)其中尤以欧洲联盟特别是英国最为明显,英国通讯办公室(ofcom)自2003年成立以来,整合了原有的广播电视标准委员会、独立电视委员会、电视办公室、广播电台协会、广播传播协会五个监管机构,引入一种更适合媒介融合时代的传播政策新架构。显然,在技术进步,频谱资源已不属于“稀缺资源”的新的技术环境下,以政府专营的制度形式规制广播电视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放松对广播电视的规制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纵观世界各国的媒介政策,在媒介技术的革命性影响下,鼓励竞争的市场化制度成为主流,公营体制在衰落,国营的公用服务性的传媒在市场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

  

  而在中国,由于技术管制并不构成媒介管制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即便“媒介汇流”趋势下的技术资源稀缺性问题已经解决,也难以传导到媒介制度的演变上来。我们看到,1978年以来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尽管是在西方“放松媒介规制”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在媒介的经营制度层面的确也有所放松,但在体制层面仍然沿续了苏联时期的管制方式。从报纸到广播到电视再到网络,“一元体制”仍然是中国媒介制度的核心,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媒介格局至今没有改观,计划宣传的色彩仍然浓重。由于缺乏充分的市场竞争,媒介只能局限经营领域的制度创新。90年代以后新出现的媒介技术与媒介形式尽管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媒介管理制度形成了冲击,但仍然受到传统体制的规制。以新兴的网络媒体为例,政府的门户网站仍然是按照“党管媒体”和“分级办媒介”的格局设置,每一级行政机构都拥有同一级别的政府门户网站,其管理体制与报纸电视和广播并无本质区别。

  

  三、媒介技术作用于媒介制度变迁的机制

  

  麦奎尔认为,“每一种媒介都可以从技术、物质形式、典型模式、文类、功用以及制度环境的观点来讨论。”(麦奎尔,2006:16)他因此特别重视媒介技术在媒介制度中的影响作用。麦奎尔认为,和政治、经济因素一样,技术因素是构成媒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传播体制具有不同寻常的特性,关键在于它的行动无法摆脱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并且非常依赖技术的不断变化。”(麦奎尔,2006:159)Web2.0新技术的出现的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传播体制。那么,媒介技术如何作用于媒介制度?

  

  笔者认为,媒介技术作用于媒介制度的机制可以通过下图来表示:

  

  

  

  

图1:媒介技术作用于媒介制度变迁的途径和机制

  

  首先,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新的媒介形态演化出来,加剧了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是改变媒介制度的动力机制之一。Schement and Cutis认为“从最早的媒介形式(岩洞壁画)一直到最新的,扩展了传送容量,速度与效率的数码媒介形式,媒介技术呈现出一种连续性的发展趋。”(Schement and Cutis,1995)新媒体是在以往技术的基础上出现的。新媒体的内容多样,今天仍在不断增加新的成员。麦奎尔把新媒体分为四种类型:1、人际传播媒体,例如电子邮件;2、互动游戏媒体,例如电脑游戏;3、信息搜索媒体,例如网上搜索引擎;4、参与性媒体,如网上聊天室。每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会改变媒介原有的格局,不同介质媒体之间的竞争会分别作用于媒介的采编制度、经营制度与宏观管理制度上。例如,日报的出现对周报会构成挑战,必然改变周报在采编与经营制度上的做法。广播的出现使得报纸的采编与经营发生变化,电视的出现也是如此,网络的出现同样给报业带来了挑战,并且引起了报业经营与采编制度的变化。“深度报道”作为一种报道形式从周报开始蔓延至日报,然后向电视和广播延伸。这种演化与报业之间的竞争有关,也与报业与广播电视、网络媒介等新的传播形式的竞争直接相关。网络的出现,使得没有时效优势的报纸不得不改变传统的运作方式,如为了应对网络以及电视等媒介的竞争,今天的日报也开始在“深度”、“专业性”上下功夫了。“深度报道”已成为日报的必然选择。 2此外,日报“评论”的繁荣也是这种媒介竞争的结果,唯有在深度性与分析性上下功夫,报纸才有可能化解自己的技术劣势。随着摄像手机、DV、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公民参与意识的日渐增强,以公民参与、公民报道、公民传播为特征的“公民共享新闻”在全球方兴未艾,公民共享新闻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内媒介生态。(韩鸿,2006)媒介融合也为新闻传播业带来的深刻变化。“融合媒介”(convergence media)带来了“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融合新闻给原有的媒介制度格局带了挑战。(程洁:2006)每一种新媒体的诞生都是媒介技术发展的产物,这些媒介技术衍生出来的新媒介对传统的媒介构成了挑战,在媒介的微观制度和宏观管理制度层面上影响已有的媒介制度安排。从现实层面看,媒介技术的发展,不管在国际范围,还是在国内范围,都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媒介生态格局,许多旧的媒介制度被删除或修改,新的制度安排得以出现。

  

  其次,媒介技术的演化及新媒介的出现使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生产、传播和过滤成本发生改变,最终能够影响到媒介的制度安排。新技术彻底改变了媒体机构的运作和消费者使用媒体的方式。报纸时代是诉诸文字,广播则诉诸声音,电视则诉诸视觉和听觉两种渠道。新的传播渠道的出现,使传播的功能发生变化。广播的出现使媒介的动员功能大为增加。而网络的出现,使媒介的整合能力大为增强。罗素·纽曼(Neuman,1991)对新技术所带来的变革作了乐观的展望:新媒体变得更便宜,受众使用它们变得更为便利;新技术改变了受众对地理距离的看法;新技术加快了传播的速度;新技术加大了传播的容量;传播的渠道会变得越来越多;互动性传播会变得越来越多;使用者对媒体的控制权会变得越来越大;彼此分离的传播形式之间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流。(Neuman,R,1991)因特网就是一个去权力化的、非中心化的传播系统,每个人既是信宿,也是信源,传统媒介单向传播的模式在网络时代被彻底打破。Web2.0的出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传播图景。“这种让全民共同决定和编织传播的内容与形式,让每个个体的知识、热情和智慧都融入其中,让人们在具有最大个性选择的聚合空间内实现共享,这恰恰是新传播时代的价值真谛。”(喻国明,2006) web2.0的典型应用有blog—博客,wiki—维基,tag—互动标签,SNS—社会性服务网络,RSS—联合组织规范技术等,它在实践特征上具有参与性、自组织性、真实性、开放性、聚合性、创新性等特点。新的媒介形式的出现将使传统媒介格局发生改变。新媒体通过对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的改变,最终能够影响媒介制度安排。新的媒介技术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大众传播的门槛,节省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的成本。互联网及手机等媒介的出现的确使普通人能够成为一个“传播机构”,使现有媒介制度(如中国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规定的高昂的创办成本或说准入门槛大大降低。而博客、播客的出现几乎是“零门槛”,人人都创办媒体成为可能。这种对普通人信息生产和传播成本的降低反过来抬高了政府信息管制的成本。这就是新的媒介技术所改变的媒介制度的费用结构,它使媒介制度变迁中博弈各方的“成本-收益”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必将传导到媒介制度变迁上来。

  

  第三,媒介技术是连接国内制度体系与国际制度体系的重要渠道。正是由于有了媒介技术的进步,国际和国内的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都得以加快,这促进了两种制度体系的比较与交流。这将改变人们的封闭的认知与意识形态。新媒介在传播新观念上将比传统媒体更加有力,更难以控制,这会影响到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其行动。QQ、BT、PPLIVE等网络工具,手机媒体及其他新媒体开辟了新的传播渠道,使多元信息的传播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对信息的垄断和过滤显然比较困难。所以麦奎尔说:“带来更大自由度的新技术的所造成的后果之一,也就是把不想要的外国信息排除在国家大门之外的做法已经变得不可行。”(麦奎尔,2006:27)如网络媒介的互动性与超链接性使它比传统媒介更容易聚集人气,形成舆论。它不但能使民意更加直接地反映出来,而且由于网络的组织成本较低,它能够增强分散人群集体行动的能力,这对于政治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公共论坛(即通常所说的BBS(Bulletin Board System的缩写)的出现,就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超越地域界线和时间限制在线空间,每个人都能在这里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有足够多的人就某个问题的展开讨论的时候,网络舆论就形成了。互联网已成为世界各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在中国也不例外。互联网公共论坛作为一种政治参与方式,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开放性,接近使用(access)便利。二是广泛性,探讨的议题广泛。三是即时性,随传随贴。四是多元性,针对同一主题,可细分为不同的面向。这种基于新传播技术之上的参与方式打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增加了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直接的、全面的参与和沟通的可能性。“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性民主”的理想,推动了政治决策过程。(陈剩勇、杜洁,2005)从中国近年来一系列媒介事件来看,网络媒介的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通过网络舆论影响公共政策的现实可能性越来越大。从孙志刚案、哈尔滨宝马撞人事件,陕西假彩票事件,最牛钉子户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厦门PX事件以及汶川大地震等,网络媒介在推动舆论形成,表达民意方面发挥了重大影响。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网络技术通过虚拟社区的联结和公共舆论的形成,降低了分散人群的组织成本,因而也增强了人们集体行动的能力。这一过程将作用于包括媒介制度在内的中国制度体系的变革。

  

  四、余论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说:“传播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收音机和电视,带给了印刷术一个世纪以前不可多得的盟友。多语的广播能够在文盲和有着不同母语的人口中召唤出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3:75)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意识形态的传播速度加快,同一地域的人因此能够更好更快地“整合”在一起,形成共识与认同。新的媒介技术的发展也能够突破地域界限,使全球地理重新整合,形成一种新的“全球-地方”关系。“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技术创造的电子文化空间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地方特性的图像地理和虚拟地理”,(邵培仁、潘祥辉,2006)置身于这样一种全球化的地理中,技术与制度的创新与扩散速度加快,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技术、制度和观念之间的交流将难以封闭,且呈现出世界的同步性,那些落后的、封闭的制度体系在全球化时代面临更多的竞争与挑战,这是媒介技术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技术进步带来的这种“溢出效应”将会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制度层面,也会影响到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对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发挥强有力的影响。

  

  由于媒介体制与政治体制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媒介技术作用于媒介体制大多数情况是通过一种“间接途径”,即通过作用于政治体制再传导到媒介制度上来。如网络技术的出现使政府的政治运作模式发生了某种改变(如电子政务的出现),它能够影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而传导到媒介体制改革上来。考察新的媒介技术与政治变革的关系可以使我们获得关于媒介新技术与媒介体制关系的理解。

  

  从长远来看,人们的确有理由对媒介新技术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保持乐观。从世界范围来看,上个世纪80-90年代,电子媒体在促进民主、瓦解专制的过程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以电视实况转播为例,在菲律宾民主派推翻独裁者马科斯的斗争中,人们首先从电视上看到马科斯的政敌阿基诺在从多年流亡美国后回国时在机场被枪杀的情景,这个实况转播震惊了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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