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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练军:受高等教育权平等如何可能

更新时间:2011-04-02 10:45:21
作者: 刘练军  

  为少数民族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第九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和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单从这些规范用语上看,好像找不出差别原则的影子,但事实上如果部属院校在招生上没有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差别原则,那上述规定就因根本无法执行而形同具文。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基础教育设施落后和基础教育师资缺乏的状况依然严重,其基础教育水准跟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差距还是较为明显。是故,这些地区的考生在“一锤定音”的高考中难以和其他地区的考生平等竞争,在招生录取中如果没有针对他们的差别原则,那平等竞争在他们身上实质上表现出的是不平等竞争。如果部属院校招生时没有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差别原则,在纯粹机械的公平竞争条件下少数民族考生跟其他考生相比基本上没有任何优势,他们考入部属院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极小。因此,部属院校在招生时针对少数民族考生实行差别原则是保障少数民族考生受高等教育权平等的基本需要,是教育实质平等的基本要求。作为一种平等权的受高等教育权,本质上内涵着实质平等,这是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差别原则存在的正当性法律基础。“平等的理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从形式平等向同时也重视实质平等的方向推移的。”[5]在某种程度上,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社会权就是这种平等权推移进步在福利国家中的反映。换言之,受教育权从它被承认为一种基本权利的那一天起,它烙上了实质平等的印记,对部分社会群体而言,没有实质上的平等就没有受教育权。“实质上的平等则必然承认合理的差别”,[6]而承认差别或者说给予差别对待正是为了赢得某种实质上的平等,两者是相辅相成、一体两面。不宁唯是,因我国《宪法》等法律均有有关繁荣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之规定,根据差别原则而分配给少数民族考生的一定录取名额并不像美国针对少数种族后裔考生的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那样容易构成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7]

  那么,部属院校在招生过程中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差别原则具体如何操作,该为实质平等作何种程度上的差别对待呢?这是一个有待于不断实践、逐步走向理性成熟的问题。不过,笔者以为,以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总人口比例为参考数划分部属院校对少数民族的招生数比较合理,例如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8.41%,那么,每个部属院校也应该将每年8%左右的招生名额分配给少数民族考生,这样才能保障少数民族考生受高等教育权的实质平等。部属院校在招生中针对少数民族考生施行差别原则,对于我们这样的多族群国家整体的和谐发展意义深远,诚如思想家哈耶克(F. A. Hayek)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言:“由于一个国家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群体,所以应当给予每一群体中的某些成员以接受这种教育(按:指高等教育)的机会,尽管某些群体的最优者可能不如其他群体中并未获得这种机会的成员有资格。正是基于此一理由,不同地域的群体、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不同职业的群体甚或不同的种族群体,都应当能够帮助某些年轻的成员获享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通过那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反映各自群体对教育的尊重程度以及它们对教育的看法。”[8]罗尔斯(John Rawls)亦曾告诫道:“获得文化知识和技艺的机会不应当依赖于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所以,学校体系(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都应当设计得有助于填平阶级之间的沟壑。”[9]试问,如果没有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差别原则,如果少数民族考生受高等教育权的实质平等不受保障,那学校体系如何能承担起填平民族阶级之间的现有沟壑呢,少数民族群体又如何能去尊重教育呢?职是之故,部属院校在高考招生中对少数民族实行差别待遇、保障少数民族考生受高等教育权的实质平等,委实是其本应承担的社会政治职责。

  

  三、结语:没有平等就没有受高等教育权

  

  2009年高考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其中写道:

  “6月7日,1000多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禁鸣汽车喇叭、开辟绿色通道、医疗应急保障,甚至连考场边的公鸡也被转移……生活的钟摆一如既往地为高考而临时调整。高考,无疑还是这个社会一年中关注最广泛的日程之一。而在所有这些关注中,最牵动人心的仍然是那个热议多年的话题:高考公平。”[10]

  时至今日高考之所以还是一年中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原因就在于跨入部属院校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距离人人平等尚有较大的距离,且种种受高等教育权不平等现象又尚未引起政府职能部门足够重视,此与广大民众公平地享有受高等教育权的合理期待构成强烈对比。在法治宪政国家,对每个人的受教育权给予平等保护本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将“平等”视为“至上的美德”的德沃金(Ronald Dworkin)曾警告说:“宣称对全体公民拥有统治权并要求他们忠诚的政府,如果它对于他们的命运没有表现出平等的关切,它也不可能是个合法的政府。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没有这种美德的政府,只能是专制的政府。”[11]可以说,高考公平问题的实质就是政府对我们每个考生的受高等教育权缺乏应有的平等的关切,以至于现实恰恰就是不同省区的考生在高考前人人不平等、外省区考生与部属院校所在地考生在分数面前更是毫无平等可言。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如此深情地赞美平等,他说:“平等也许并不怎么崇高,但它却是非常正义的,它的正义性使它变得伟大和美丽。”[12]的确,平等并不高深奥妙,更非神秘莫测,它只不过是人类在经历了充满血腥、残暴乃至荒唐的不平等之后所认识到的一种基本人性、一项根本制度和最低价值要求。换言之,人性的基本要求和社会制度的基本要求都是一样的,即人人在人性上平等、人人在制度上平等。没有平等,就没有公平正义;没有平等,就没有基本人权。所以,皮埃尔·勒鲁将平等看作是一项法权且为“一项唯一的法权”,并坚信“平等是一种神圣的法律,一种先于所有法律的法律,一种派生出各种法律的法律”。[13]今日,平等的信条业已深入人心,为平等而密谋、为平等而斗争仅仅只在个别国度的个别领域才具有它一定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不幸的是,在我国受高等教育权正沦落为这样的领域。

  法国十八世纪平等派著名理论家菲·邦纳罗蒂曾把教育视为“实行改革和保持改革的手段”,对教育平等深信不渝。窃以为,他的受教育平等理念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依然不失其时代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受教育权的平等保护尚未完全实现的我国。下面谨以邦纳罗蒂的教育平等思想结束本文。

  “教育之所以是平等的,是因为人人同样是祖国的亲爱的孩子,是因为人人都有同样的权利享受在不平等制度下势必受到破坏的幸福,是因为从教育的平等当中应当产生最广泛的政治上的平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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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征玉韦:《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区域性差异合理吗?——与反对中国政法大学改革者商榷》,《煤炭高等教育》,2008年第2期。

  [2] 有关检讨可参见耿焰:《走出违宪审查的困惑——对青岛三名考生状告教育部一案的思考》,《中国律师》2001年第12期。

  [3] 参见《人民日报》综合消息:《统计显示国内多所重点大学减招本地生源》,《人民日报》2009年5月14日。

  [4] 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以下。

  [5] [日]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6] 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7] 在1978年美国著名的巴克案(The Bakke Case)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鲍威尔在其判决意见书中指出公立学校考虑录取少数种族裔来促进学生团体的多样化本身是合法的,但为此目的而明确保留少数种族裔的特别录取计划则构成了对非少数种族裔学生的明显歧视,因而是违宪的。Se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 438 U. S. 265 (1978).

  [8]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3-4页。

  [9] [美]约翰·罗尔斯,前引书,第74页。

  [10] 杨健:《守护高考公平》,《人民日报》2009年7月8日。

  [11] [美]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2]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84页。

  [13] 参见[法]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王充道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4、20页。

  [14] [法]菲·邦纳罗蒂:《为平等而密谋》(上卷),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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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与考试》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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