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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言

更新时间:2010-12-30 12:30:31
作者: 汪晖 (进入专栏)  

  按照《国富论》的叙述,人类生活的互利原则是由“看不见的手”--即一种纯粹自然的而非操纵的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个人对利益的追逐总是自然地导致总体的福利。这一秩序观内含的和谐概念不同于以往的秩序观的和谐概念,后者总是依赖于有关社会等级关系的理念的或形式的和谐。换言之,新的秩序建立在一种交换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种外在于这种交换活动本身的和谐之上。因此,这一秩序的观念是一种世俗的秩序概念,它的和谐的秩序关系产生于世俗的交换活动本身。

  亚当·斯密对于社会福利和市场扩张的关系的叙述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既是对于产生现代商业行为的人类进步过程的实证性的叙述,又是一种为人类社会提供的最佳的行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是历史的,同时又必须被理解为“自然”的。亚当·斯密的经济概念体现了苏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思想:社会、市场和政治安排是一种自我调节的、独立于政治的上层结构的体系。在这里,一种摆脱政治干预的意愿正在转化为对于经济或市场作为一种自足的体系的描述,一种伦理的和政治的意愿正在转化为对于实质的历史过程的描述。哈耶克曾经分辨说,亚当·斯密与那些以经济人为中心概念的经济学家存在很大的差别,他是以历史为对象的思想家。但为什么亚当·斯密的实证的历史叙述能够被转化为一套有关“经济人”的叙述呢?这部分地是因为,通过对于市场交换活动的分析,他提供了一种以经济为中心的自然秩序的观念,按照这一观念,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不仅被理解为一个自足的、自我运动的过程,而且历史的发展也被理解为经由不同阶段转向自由市场及其伦理的进程。在十九世纪,这一自由放任主义对于国家干预的批判转化为关于世界市场和历史进步的普遍叙述,从而以市场扩张这一抽象概念替换了殖民主义活动等充满了血腥的历史过程。我们看斯密的说法:

  “美洲的发现……通过为所有的欧洲商品打开一个新的、无穷尽的市场……提供了劳动分工和工艺进步的机会,在古代商业的狭窄圈子里,从未出现为了一种市场的需求而启动更大规模的生产。劳动力的生产能力获得了改进,它的生产在所有不同的欧洲国家持续上升,并伴随着其居民的真正的税收和财富的上升。”14

  我们能否把这种征服活动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我运转分离开来呢?我们如何计算战争的成本、计算奴隶的劳动时间与平民的劳动时间呢?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解释的。事实上,只要我们开始追问这一问题,亚当·斯密对于人类历史的“实证的叙述”就变成了“形式的叙述”:自我调节的市场只有在一种形式的关系中才能呈现出来。如果我们将视野转向政治、伦理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十九世纪欧洲著作家的若干论述无非是上述逻辑的转换。我在《严复的三个世界》一文中,针对进化论的叙述问题,曾比较赫胥黎和斯宾塞等人的相关讨论,并指出在这些极为不同的著述家那里,殖民主义的活动被描述为一种人与自然之间进行抗争的活动,不仅殖民地居民被贬低为有待征服的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对他们的利用、奴役和征服也成为自然演化的一部分,成为经济--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自足过程(市场扩张)的一个部分。正是通过这一形式主义的叙述,市场扩张本身变成了一种伦理的诉求,一种人类为了战胜外部自然获取财富的自然过程。15

  

  二. 时间与历史

  

  1,循环的时间与不可逆转的时间

  

  博兰尼、布罗代尔、沃勒斯坦、贝罗奇、阿尔利吉等人对于“市场扩张”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研究充分地揭示了这一过程与权力、垄断、殖民、战争、掠夺等历史关系的内在的联系。那么,为什么如此明确的事实并没有妨碍苏格兰历史学派和亚当·斯密去构造自由市场和社会的模型?为什么市民社会、市场和现代法律秩序能够被理解为“自然的”?除了考虑十九世纪著作家的具体政治/经济语境之外,我们还有必要重新思考上述历史过程被转化为形式主义描述的认识论根源。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谈论洛克、斯密等人创造的政治、经济想象时,特别提及了“世俗时间”(secular time)的观念:

  “想象我们自己处于这个横向的、世俗的世界之中,亦即将我们从属于这些新的集体机制,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世俗时间的共同行动之中。但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想象也必须把社会设想为脱离某种代理人视野的、一组具体的过程。”

  这一世俗的时间观念把社会视为自我活动的舞台:社会活动与一种超越的或高级的时间(higher time)彻底分离。神圣时间将社会活动臣服于国王、古代法、上帝等更高的逻辑或规范,而世俗时间却把社会活动看作是完全自主的、独立的、在相互关联中展开的活动。16如果我们将这一世俗时间的意识放置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之中,我们立刻可以发现,世俗时间的观念起源于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和市民社会自我运转的循环过程的描述,起源于魁奈式的生产过程的持续运转。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是一种自我循环的机制:它不是神意或其它外在力量的产物,而是一种纯粹的世俗活动;在苏格兰历史学派及其法国同道孟德斯鸠那里,市民社会几乎遵循着同一个逻辑。也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和马克思将市民社会概念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按照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意识,社会的自我运转与资本的自我循环构筑了一个逻辑展开的、不断流动的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内在于人的活动而又非人化的特点:就它是自我周转的(不需要外在力量的支配)而言,它是自由的(相对于干预的);就它是自我展开的(每一阶段的展开能够被转化为另一个循环过程的开始)而言,它是世俗的(相对于神圣的)。

  自我循环和自我进化的时间观念构筑了一种自然的秩序,它不但是对上帝和国王的摆脱,而且也是对于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人的活动的抽象化。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自然权利与经济。现代秩序观把自然秩序的信念与自我运转的社会观密切地联系起来,它把自然法的权利体系与市场的法则--资本流动的法则--看作是社会的内在规律。周转/循环/流通(circulation)这一概念是描述经济过程的关键概念,例如,由于金钱的作用(它被看作是流通的车轮),价格体系得以运转,生产和交换关系得以建立。然而,亚当·斯密从未真正解决个别物品的销售价格的决定因素,也没有说明这一价格与特定商品的平均价格的关系。他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来描述这些历史现象,进而将自己的课题设定在研究调节商品交换价值的原理。(例如,他指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的价值量,这一论述为马克思进一步用劳动时间计算商品价值量提供了桥梁)在这个层面,他不关心具体决定价格和供需关系的历史因素,而是通过区别“名义价格”(norminal price, 即短期市场价格)与“真实价格”(real price,即在长时段中形成的价格)、以及短期价格的波动如何最终导致均衡来描述市场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没有提供这一波动究竟如何达至均衡的具体历史因素,而只是强调在这种由价格调节的供需关系之中,个人的寻利倾向总是有利于总体的福利,并最终导致均衡。在这一条件下形成的市场概念显然是一种假定或者虚拟的历史关系。这是亚当·斯密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最大贡献。

  自我调节的市场建立在一种世俗的、自我循环的时间观念之上,它的成立是以抽象的世俗时间观念(自我循环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取代具体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师承苏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学者将这一自我调节的、自我循环的历史观与黑格尔的历史观对立起来,认为后者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历史与亚当·斯密的实证性的历史叙述完全相反。然而,如果我们把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所做的归纳加以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相似性。17斯密把农耕社会向商业社会的发展看成是欧洲封建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现代、商业时代与欧洲社会具有内在的历史关系。一方面,斯密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对经济的描述是一种历史描述,但另一方面,他所提供的市场运动模式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它所以能够体现历史的精神,是因为他论证了这一市场模式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内在的规律。斯密将历史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而黑格尔则赋予了这些不同的形态以空间的形式。马克思在阐述他所谓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演变时,采用了亚细亚的、原始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四个历史阶段,我把它看作是对斯密和黑格尔的历史观的综合。

  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时间的观念能够如此自然地被转化为空间的关系?为什么自我运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需要诉诸历史的观念?这里的秘密不在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本身,而在这种辩证逻辑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一方面,在资本的上述活动过程中,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时间关系必须经过殖民、海外市场等空间活动才能抵达;另一方面,这种空间关系不是外在于资本活动的关系,而是内在于资本活动的历史关系,地域上的空间关系可以被转化为市场活动中的时间关系,即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螺旋上升过程。因此,现代时间的目的论是一种资本运转的目的论,它的彻头彻尾的世俗性质必须用进步、自然与绝对精神的神圣性加以保护。对于殖民主义的自然的秩序观和对于这一秩序观的反抗最终都被纳入了这一时间的辩证法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通过对重复性的生产和交换活动的观察,发现正是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本身产生了阶级分野和帝国主义:生产和消费过程无穷膨胀,不仅在一个社会内部创造了人口的上升、分工的限制、阶级的分化,而且也迫使市民社会越出自己的边界、寻找新的市场, 从而“在遥远的国家与这类契约关系之间创造出商业的联系。与此同时,这类商业是文化的最为有效的工具,通过这一工具,贸易获得了它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18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经济活动、消费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联系诠释为“贸易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19从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观点来看,黑格尔的上述描述本身颠倒了历史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内部的循环过程,相反,它依赖于长途的贸易和中心/边缘关系。不是生产和交换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产生了阶级分野和帝国主义,而是阶级分野和帝国主义是这一循环往复过程的必要条件。在斯密和黑格尔那里,所谓“总体”主要指国家或民族-国家,但其内部的运动总是促使这一总体的扩张。如果我们比照前面引及的亚当·斯密关于美洲的发现以及市场扩张的描述,那么,我们立刻可以发现充满了各种征服、战争和奴役的历史是如何被纳入到商品流通和市场扩张的叙述之中的。

  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内部,循环时间观念总是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所取代,这是因为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自我运转不断地陷入危机,资本的运转必须以新的市场、新的机会、新的投机或投资的创造为前提。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循环的、世俗的、自然的时间观必须被一种直线向前的、超越的、同样自然的时间观所取代,前者是斯密主义的时间观,后者是黑格尔主义的时间观。如果仔细观察斯密对于历史阶段的描述和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描述,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斯密的世俗时间观念内含了历史的和超越的时间观念,而黑格尔的历史的、超越的时间观念也内含了世俗的、自我循环的时间观念。马克思明确地把它们综合在一种资本的逻辑活动(《资本论》)与历史展开(《共产党宣言》)的双重过程之中,并以一种辩证的逻辑把革命(既是中断又是发展、既是反抗又是延续)的观念纳入时间的洪流。这是新的进步概念,一种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意识向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的转化。我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古典经济学的“时间溢出”机制,即从一种循环的活动中(资本的周转)摆脱出来,转向一个未知的领域,无限延伸。因此,周转的时间的观念必须被转换为展开的空间观念,而空间的关系必须被转化为时间的关系。经由这一概念转换,历史资本主义的“世俗活动”--交换、投机、垄断、战争,等等--成为一种自然的过程,并以一种辩证的逻辑向未来转变。

  换言之,历史资本主义既不可能纯粹地自我循环,也不可能摆脱对于神意或目的论(各种各样的外在的强制)的需求。“世俗”的概念永远是在一种对比之中建构起来的,无论作为对比对象的上帝或者乌托邦的形象是否明确。亚当·斯密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所谓“看不见的手”)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相互匹配,并无根本的矛盾,对于资本自我循环的信念使得现代社会无法摆脱对于目的论的需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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