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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朱自清与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

更新时间:2010-11-02 13:30:53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朱自清暂时找不到答案。他茫然了。南方的国民大革命如火如荼,不少知识分子在暴力与恐怖面前,纷纷放弃了启蒙,南下投身革命的洪流。但朱自清依然在徘徊。早在两年以前,他北大时期的好朋友邓中夏就提醒他“不要坐在暖阁中做新诗”,“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13]虽然,朱自清敬佩革命者的勇气(他还专门为邓中夏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颂诗),但他明白自己只是一介书生,在暴力面前,会“胆小”和“手颤”,他不满自己内心的懦弱,但又没有革命的勇气。朱自清是真诚和严肃的,他不会为自己的懦弱辩护和开脱,他只是不断地暗自拷问自己的良心,不断地思考,却始终不愿付诸以行动。作为民粹主义者,朱自清在道义上觉得邓中夏这些革命者是对的,但作为自由主义者,他在理智上还有一些想不明白的地方。不明白,就不愿盲从。理性的执着阻止了他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

   等到大革命失败,朱自清就更想不明白了。1927年以后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民粹主义者,都陷入了彷惶的境地。在万般无奈之中,原来的新潮社朋友俞平伯,追随其老师周作人,加入了闲适派行列。但朱自清学不会那样地超然,他的内心还有余热,还有良知,他的处世态度要严肃得多,他不想自我欺骗,自我麻醉,更不想游戏人生。虽然想不明白,朱自清还是痛苦地在思考,竭力想在一团思绪的乱麻中理出一个头绪。这就是他在1928年写下的《那里走》。

   正如文章的标题所表明的,朱自清在历史的大转折关头似乎一下子被抛出了原有的轨道,失去了应有的自信。实际上,朱自清原本就不太自信,他的信仰常常陷入虚无。象朱自清这样一代知识分子,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中接触了太多的“主义”,而且继承了五四的怀疑精神,并不肯轻易地接受或皈依某一种信仰,他们对一切信仰都敞开着门户,反而显现出内心的无着落与空虚。五四以后,不少知识分子都有类似的信仰虚无感,朱自清似乎更甚,他在二十年代初写下的许多优美的、忧伤的诗歌散文,正是这种心境的真实写照。比如,1922年写就的散文《匆匆》就流露得很充分:[14]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够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

  

   这不是一般青年人怀春的惆怅,而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信仰上的虚空。因为虚空,没有什么可信仰,朱自清只能持一种算不得信仰的信仰,即他所谓的“刹那主义”:既不惆怅过去,也不忧虑将来,只是平平凡凡地将眼前刹那的事情做好。[15]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生活哲学,并不能解决价值的终极关怀。终极关怀的缺席以及随之而来的激情之匮乏,成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一个普遍性的精神病症。相形之下,充溢着热烈的信仰,拥有火热的理想,正是激进的民粹主义者所特有的,它不仅吸引了广大青年,而且也令朱自清羡慕不已。直到步入中年的时候,他还格外羡慕茅盾,羡慕茅公的有主张,有信仰,而且是始终如一的信仰。[16]

   然而,处于虚无中的朱自清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五四留下了太多的精神乌托邦,尽管它们缺少深刻的终极关怀作为根基,但依然是美丽的、动人的。就象叶圣陶小说《倪焕之》中的那个主人公那样,朱自清依然希翼着启蒙的前景,希翼着文化能改变一切。但是,这一切蓝色的梦,都被血腥的暴力打得粉碎,在他还没有想明白投身革命的时候,革命又流产了。本来,自己不过是一个同叶圣陶一般的“悲观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不自信的“寻路的人”,“只是想在旧世界里找些新路罢了”,[17]如今,连路都没有了,你究竟往那里走呢?

   朱自清悲哀地意识到,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阶级冲突中,自己作为“知识阶级”中的一员,已经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之所以“多余”,乃是因为已经不合时代。朱自清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当时十分流行的历史唯物史观对他不可能不发生影响。他是相信历史进化论的,进而也相信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时代总是在进步,而个人的悲哀往往在于滞留在过去:[18]

   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

  

   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朱自清在这里发现了五四以来的“时代”变化,从新文化运动(自我的解放)一变为爱国主义运动(国家的解放),再变为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 对于象朱自清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只有启蒙时代才是属于他们的时代。只有在那个时代中,知识分子作为民众的精神导师,才能获得足够的历史自信和独立意识。然而,启蒙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先是爱国运动的狂热,随后是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一旦“思想的革命”被“政治的革命”所替代,个人的解放、思想的自由和学理的研究就统统失去了意义,替代它们的,是集体的奋斗、行动的纲领和主义的宣传。那么,在这样一个不再是启蒙、而是行动的时代中,知识分子的位置何在?

   朱自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年轻而狂热的新一代行动者崛起面前, 象他这样的文化启蒙者似乎真的“多余”了。朱自清不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无从拒绝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也对知识分子的独立秉性发生了怀疑。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在左翼知识界出现了一股“打倒知识阶级”的反智主义潮流,要求知识分子“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根性,”,“努力获得阶级意识”,与“‘龌龊’的工农大众”打成一片。[19]朱自清显然受到了这股潮流的压力。他不赞成“打倒知识阶级”,却不得不接受知识阶级已经灭亡、新生的阶级已经成长起来这一事实。他失去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原本所具有的那份自信,甚至连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也无从判定。一种浅薄的阶级分析观念,使得他陷入了相对主义的迷惘之中:[20]

   我们的标准建筑在我们的阶级意识上,是不用说的。他们是,在企图着打倒这阶级的全部,倘何有于区区评价的标准?……他们有他们评价的标准,他们的阶级意识反映在里边,也自有其理论上的完成。我们只是诅咒,怨毒,都不相干;要看总Struggle如何,才有分晓。不幸我觉得我们Struggle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面自由的,自私的发展,失了集中的阵势。他们却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顾忌地拼命上前肉搏;真专制的纪律将他们凝结成铁一般的力量。

  

   在“我们”(知识阶级)与“他们”(革命阶级)的比较之下,朱自清发现了“我们”的微弱、正在“向着灭亡走”。既然看清了“历史的法则”,朱自清不由得不问自己:

   “我为什么必得跟着?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时代的落伍者?”[21]

   为此他反反复复地拷问自己,解剖灵魂,最后得出了痛苦的结论:

   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运命规定的吧。……我在Petty Bourgeoisie (小资产阶级——引者注)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 Bourgeoisie的。离开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岁比我大的人, 本来也在Petty Bourgeoisie里的,竟一变到Proletariat(无产阶级——引者注)去了。但我想这也许是天才,而我不是的;也许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惶罢了。

  

   在这段真挚而悲哀的的内心表白之中,朱自清表现了他全部的痛苦和矛盾。在理性层面,他已经成为民粹主义的俘虏,失去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那种自我肯定和自我尊严,他不得不接受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阶级(属于Petty Bourgeoisie),而且是“灭亡的阶级”的民粹思潮,但在情感和行动的层面,朱自清却不象一些同道那样,不顾一切地追逐时代,投机革命,昨天还是Petty Bourgeoisie中的一员,今天已经摇身一变, 成为坚定的Proletariat了。朱自清愿意跟着时代走,愿意进步, 反逆流在象他这样深受进化论影响的知识分子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但他与别人不一样的是,在追逐进步的同时,他还有内心的真诚,还有自己的良知。他不愿做违背自己个性、自己爱好的事情。早在大革命高潮的时刻,就有朋友来找他,劝他加入革命党,可以做些革命的宣传事务。但朱自清却以“性格与时代的矛盾”而婉拒了,他觉得自己“还是超然的好”。[22]

   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说到底也是个性与爱好的立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知识良知为基点的独立立场,它并不天然属于任何阶级,甚至自身也不成为一个独立的、固定的阶级,用卡尔·曼海姆的话说,是“自由漂浮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具有这样的秉性。但1925年以后政治斗争的狂热逼迫知识分子必须在不同的阶级或利益集团之间进行选择,这种“知识分子有机化”的过程,使得五四时期原来一大批传统的、自由的知识分子,成为有机的、党派的知识分子。[23]朱自清虽然承认这一“知识分子有机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行动上依然顽强地抗拒自己被政治或党派“有机化”。朱自清是异常矛盾的:在思想层面,朱自清逐渐受到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普罗意识等民粹时潮的影响,再也无法在理性上自信,但在行为层面,他仍然固执地坚守五四知识分子的自由立场,希翼保全自己的独立不羁之身。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党派的斗争是那样地激烈、那样地残酷,朱自清想要洁身自好,拒斥被“有机化”,惟有逃避一途。逃避也有不同的路数,可以如魏晋名士一般花天酒地、享乐人生,也可以象周作人、俞平伯那样躲到闲适的文学中去。但生性严肃的朱自清宁愿选择第三种逃避:隐入国学的象牙塔中。在他看来,“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几乎有点自嘲地,他说自己终于找到了要走的路:[24]

   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至于究竟能够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

   是的,全然不知道。朱自清在万般虚无之中,只能这样“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了。[25]

  

   三、中年人的“无话可说”

  

   当朱自清躲在清华的象牙塔中,一头扎进国学的故纸堆时,还刚刚只有三十岁。但他已经以“中年人”自称了。在朱自清的感觉中,中年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无话可说”了:[26]

   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

  

“多余的人”还可以悠然自得,而“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却是彻底的绝望,而且是对自己的绝望。这样的心态岂止是中年,几乎已经与步入暮年无异了。为什么会“无话可说”?朱自清心里很明白:“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跟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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