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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从“清谈误国”到文化研究

——魏晋清谈研究的历史回顾

更新时间:2010-08-02 21:40:09
作者: 留白  

  考虑到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及士大夫所特有的天下关怀,这一观点自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随着时代发展和学术进步,20世纪以来,学者观照清谈之意义,则多从哲学思想史及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入手,要求对魏晋清谈的历史价值进行“重估”。除了从学术思想上进行客观研究,不少人还对清谈文化注入了主观感情,出现了不少翻案文章。1934年,容肇祖出版《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开篇第一节标题便是:“何晏、王弼的冤狱”,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何、王、阮、嵇、向、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并称何、王之思想“实为魏晋间的第一流”,(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从而肯定了清谈的积极的一面。这种思想几乎主导着后来整个学术界对清谈的认识和评价,如孔繁认为:“清谈主要是剖玄析微,阐扬老、庄义理,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清谈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于动乱之中求得相对安定,有益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是有积极作用的。”(孔繁《从〈世说新语〉看清谈》,载《文史哲》1981年第6期)蒋凡也在其近著中专列“清谈未必定误国”一章,指出:“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曾起了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魏晋清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冲击传统儒家经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蒋凡《世说新语研究》,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69-138页)

  这些评述难免让我们想起宗白华发表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著名论断,他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载《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毫无疑问,这段充满悖论的表述应当出自一双罗丹所谓的能够“发现美的眼睛”。当代学者对于魏晋清谈的乐观认识是否拜这位美学家之赐因而有些矫枉过正的成分,也许是可以打上一个问号的。但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窥见20世纪以来人们对魏晋清谈的认识不断深入的清晰脉络。我们看到,魏晋清谈自它产生之日起,就牵动着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神经,吸引着历代知识阶层或艳羡或鄙夷的目光,对于清谈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清谈研究从政治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型,不仅体现了认识视野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也是当代文化生态在价值取向上日益多元化的一种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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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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