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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斌: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变革

更新时间:2010-07-20 21:47:45
作者: 王国斌  

  既要限制它们,又要为他们自己在一个变动中的政治秩序中谋求合意的位置。帝国晚期的中国统治者拥有权力与权威构成的自治基础,并不面对精英;在那没有制度化的教会,没有广泛分布的贵族势力,也没有独立的城市领袖。中国统治者与其官僚和地方精英分享着一套巩固社会秩序的理学,共享着一套家长式意识形态,这导致了道德教化、维系物质福利和社会监督方面的努力。这种意识形态要求统治者及其官员和精英在行动时承担这样的义务:在某些方面要造福于民众,在其他方面又要控制他们。除非家长制义务未被履行,否则人们不能向其上级提出要求。

  提出权利要求产生于这样一个共识,即统治者与臣民间有可协商的利益。这种实用的政治逻辑与政府的契约理论结合起来,使19世纪代议制政府这种新形式和20世纪的政党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成为可能。在义务起着更突出作用的地方,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政治转变轨迹。在这些地方,政府为了说服其臣民接受它们,往往诉诸于那些被设想为联系着统治者及其臣民的信仰。这种家长式的政府有时制定并履行了它们的义务,有时则没有做到这一点;成功的政府能设法使人们接受其缺点,并让他们继续认可自己。

  统治者与提出要求的臣民间的这种关系意味着双方都承认共享利益与竞争利益的某种结合关系,并据此行动。统治者与臣民间履行义务的关系意味着双方都尊崇某种价值,并共享一些关于预期行为的信念。选择利益或信仰作为联系统治者与臣民的基础原则是定义“国家”(“nation”)和“公民”(“citizenship”)的两种方式。产生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国家是由享受权利并对政府承担义务的公民构成的——在这样一种国家里,公民们有得也有失,人们能发表意见。依靠更大的国际环境,他们也可以投票遗弃一个相较而言不甚尊重他们公民权的政府。而在其他很多地区建立起的国家,像19世纪晚期的德国,则是以一种关于“人民”(“folk”)的共同信念为基础的,他们的国家是由一位承认他们共同社会身份的统治者所领导的,对于他们而言,那些有关独特而共享的过去的信仰支撑着人们与统治者相互作出的承诺。

  在大多数地方,统治者与臣民间的关系事实上是由利益与信仰的结合体确定的。在所有国家其实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爱国主义;不同的只是那些情感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间在多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时,很少有政府可以彻底、有效地忽略国际公认的人权观念——明确宣称所有人都应该享有人权,这是一种世界原则,超出了任何一个政府所追求的实用性统治原则。这种规范被尊崇或折中的方式在国家间也是极为多样的。

  尽管提出权利要求是假定统治者与臣民都根据利益来认识政治问题,但人们发现,由于政府不承认他们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的权利,他们并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集体行动迫使政府直面他们的问题。人们认为是权利的也许仅能被政府视为一项承诺。当帝国晚期政府不再尊重其承诺,它的道德水平下降;道德失败既可当作国家能力削弱的象征,也可理解为其原因。古代孟子学说关于人民反抗不正义的统治的逻辑是一种在政府不能维持正义并尊重儒家信条时所采取的极端行为。但人们缺乏任何常规途径去协调他们与政府的利益。无论承认与否,21世纪的中国政府继承了这一遗产,即根据共有的信仰而非竞争的利益来定义与其民众之间的关系。1950年代,人民共和国在创造共同信仰及分享建立新中国的承诺方面卓有成效,这种努力需要很多人的英勇与牺牲——人们被期望在这样一个共同理想的感召下行动:建立一个让他们为之自豪并能为其子孙享有的强大而富强的国家。

  今天,经济改革已经带给那些通过商业生产和交换获取利益的不同集团非常明显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利益。这些利益首先是而且主要是经济利益,那么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也需具体依靠政府的规则、政策和行动来争取它们。不同的人如何能或不能发表有关政府影响其经济可能性的意见显示出在界定政府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时,利益有多重要。当然,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同政府级别、不同地区的官员以各种方式解决人民的问题。外国观察者寻找与他们在别处看到的所类似的政策和机构,并根据中国机构与外国的有多相似来判断政治变革的程度。但这是一个有限的标准。

  如果我们换过来,从利益与信仰在政府与人民关系中起到的作用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会发现在不同国家,提出要求和表达承诺的方式会显得各有不同。我们应该期待看见独特的政策和制度出现在中国,就如在其他很多国家将有独特的制度一样。西方的制度规范可以提供某种理想,但因为两个原因,它们作出的也是有限的指导。首先,西方民主政治的批评者经常指出在政治理想与政治实践间的严重差距。既然这些实践都是经由体制表达出来的,我们就应该考虑其他一些体制是否可能在实现政治理想方面做得更好。其二,因为西方的体制规范产生于一系列路径依赖性的历史变革,那么很有可能,产生于其他环境下的规范也将由路径依赖性的可能性和限制所形塑。

  

  结论

  

  今天的中国人民与历史有一种矛盾的关系。一方面,人们经常将当前所面临的很多阻碍归咎于过去。过去是阻碍中国人创造一个更美好未来的难题与困难之源。有时,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被溯源到与西方国家或日本的关系;因为在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25年里,帝国主义是令中国在1949年前的发展困难重重的敌人——1949年后,从外国压力中解放的中国才能够开始发展。而在过去的25年中,我们更多地听到了外国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既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

  中国人民也看到国家本身的历史,尤其是帝国政府及其维持的社会形式同样是今天很多问题的根源。从这一有利的观点出发,过去所谓的“封建制度”(“feudalism”)引发了中国人今天仍需面对的大量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但与对待外国影响与冲击的犹豫态度不同,中国人极少把他们自己的历史也看作未来可能性的潜在资源。就他们从国家的过去中找到的那些积极因素来说,也是些让他们自豪地区别于外国人的特性;那是继承于过去、并将继续持有的社会和文化特性,而不是能够通过转化服务于未来目标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但事实上,早先的优势和实践确实显现出对今天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今天的乡镇企业以及西部地区发展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种路径依赖性的可能性轨道。更多地意识到这些,意识到过去其他的可能特征,意味着可以在以往成就的基础上更从容、更积极地创造未来。历史不仅教给我们问题,也告诉我们可能性。

  当前时髦的关注点是地方与全球,很多学者试图从中抓住当代的情况,但我们应该记住历史的重要性。一些重要的历史变革模式不仅发生在地方和全球层面,也发生于地区和国家层面。无论我们是希望创造中国的未来,还是仅仅想观察和预测其可能性,更认真地研究中国历史将被证明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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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正来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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