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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流动性悖论与资本雇佣劳动

——由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共生共存谈起

更新时间:2010-06-23 13:01:45
作者: 周立 (进入专栏)  

  所得的极低的工资支付。两相背离的长期结果,使得农村资金短缺,和农信社陷入流动性危机,成为必然现象。

  

  我们首先看一下劳动工资。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对于劳动力支付的工资报酬,就可以看到,中国不仅和美国有35倍的工资差距,还和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巴西、墨西哥存在4倍的差距(见图2)。对劳动报酬的过低支付,使得中国出产的廉价商品,最需要这些商品的中国劳动阶层,却无力消费,只能廉价出口(近几年达到过惊人的9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补贴给富国和富人。

  

  

  

  注: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计算。数据载万东华等《对当前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初步分析》,中国统计信息网2007-05-22.

  

  正是资本雇佣劳动,使我们这个本来应该如钱纳里模型所言的资本“双缺口”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双过剩”!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常年双顺差,又加大了冲销外汇的人民币投放,进一步加大流动性过剩危机。

  

  实际上,在1997年之前,中国对国家发展的基本矛盾,一直表述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适应”,可是,当 1997年中国出现全面性过剩经济之后,我们发现,不仅生产力落后导致的供应不足,影响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劳动的分配不足,更加制约了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使得人民群众面对十分充裕的产品,却无力购买。可见,原先表述的基本矛盾似乎解决了,但似乎又远远没有解决。可能,“落后的生产力”这样的表述,要变为“落后的生产关系”这样的表述了。马克思曾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原先教科书中所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同样的出现在中国。劳动分配的不足,以及社会保障的缺乏,使得中国居民的最终消费,近些年不断下降。并没有多少财富的居民,却不断地提高预防性储蓄,以实现自我保障。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提供的数据,我国最终消费占GDP 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而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要知道,7个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的人均储蓄率只有6.4%.[②]

  

  在这种情况下,看待2006-2007年CPI 的不断上涨、房地产、股市的疯狂升值,会看到新一轮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的背后,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另加结构性与流动性过剩型因素共同推动的因素,这种综合性通胀的出现,恐怕是前所未有的。

  

  至于农民工在这样极低的工资水平下所得的工资支付,本文将在第五部分论述。此处再论及农民从农业劳动中所获得的价格支付。

  

  由于中国欠缺基础数据,还是以我们一直学习的市场经济楷模——美国为例,说明对农民价格支付的结构。对于食物价值的分配结构,美国有食物美元(fooddollar)的计算。食物美元衡量消费者支出的每一个美元,最终流向了哪里,其含义是衡量食物价值的利益分配。图3表明了消费者支付的食物美元的流向结构。

  

  

  资料来源:Rolf Laub 绘图,数据来自Stewart Smith ,University of Maine.载国际观察研究所的WORLD WATCH ,September/October 2000.

  www.grassorganic.com/files/Where_Have_All_the_Farms_Gone.pdf

  注:图中,有如下的说明文字[③]:

  小标题:“农民在食物美元中所占份额的不断下降(1910-1997),并预测到2020年。”

  

  我们大部分的(实际上,几乎是全部的)食物花费,都并非给了农民。这意味着,伴随越来越多的金钱移入全球食物体系,农民所得到的金钱,却不断地受挤压而减少。加拿大Saskatchewan省农民、前加拿大国家农民联合会主席NettieWiebe 说:“当全社会对食物的原材料生产大打折扣时,这只是对农民大打折扣,甚至视其毫无价值的第一步”。换言之,一个社会如果连农民都不尊重了,还会尊重他的食物吗?

  

  由图3可见,1910年至今,美国的农业投入份额(最下面阴影部分,inputshare ),大体在10-20%之间波动,这部分投入为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等生产性投入,代表消费者为食物的初始生产成本,所付出的价值。但食物的市场份额(最上面阴影部分,marketing share ),却由1910年的45%左右,一路上升,在1997年达到75%左右。而一直作为食物生产者代表的农民(中间部分,farm share),1910年还能获得近40%的食物价值,到1997年,下降到8%。根据有机谷提供的资料,2006年下降到5%左右。

  

  在每一个食物美元中,农民仅能获得5分钱的份额!这样的结果让人不可思议,但也颇为无奈。农民在食物份额中所占比重,还在产业化农业和产业化食品的资本压力下一步步收窄。如果我们读一读恰亚诺夫、斯科特和黄宗智分别对苏联、东南亚和中国农民的分析,我们会知道小农的家庭农场,生命力比产业化农场要顽强的多,出现破产的底线,要晚的多。[④]但是,他们却因经济因素无法解释的原因被打败了,直至无法生存,相继被逐出市场为止。1950年以来,美国家庭农场的破产转卖数量,达到了60%以上!

  

  如果连政治上颇有地位,经济上颇有实力的美国农民,都不能在市场化、产业化的浪潮里,以及粮食政治化的过程中,得到合理的价格支付(实际上,虽然美国政府给予商品化粮食三分之一食物价值的补贴,但无一例外地全部流入产业化食品企业的腰包里了,农民得到的农产品价格支付,自1970年代,下降了20%,而消费者消费的食物价值,上升了30%),那么中国的弱势小农,所得到的食物人民币(food RMB),其份额可想而知。一个直接的现象观察是,除极少数平均土地规模较大的农村(如东北)外,绝大部分中国农民,不能从农作物中,得到维持其基本家庭生活的价值支付。以致于他们不得不成为农民工,离开他们的土地。而土地的生产功能,已经一步步蜕化为生存保障功能,成为没有纳入低保体系的农民的最低保障。

  

  五、利润侵蚀工资

  

  如下本文集中讨论一下资本雇佣劳动体系下,对劳工,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支付。

  

  2007年11月份,中国社科院出版了《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开始告别微利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成本超常压缩是盈利增长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正如一些报道所言,改革开放后人们担心的国有企业“工资侵蚀利润”现象,目前已转变为开始担心是否会产生“利润侵蚀工资”现象。

  

  数据显示,1994-2007年,工业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呈现了“U ”形曲线变化。1998年,净资产收益率降低到最低点3.7%以后,工业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开始不断提高,到2006年达到15.56%,2007年8月达到17.10%(折算到全年相当于25.65%)。2007年1-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7%,比2006年同期提高21.57个百分点。中国企业利润总额已经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如果以净资产收益率来测算,我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近几年确实有大幅提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工业企业已经从微利时代过渡到高利时代。

  

  但这份报告也指出,近几年企业利润大幅增长除了由于企业竞争力提升之外,也有其他一些因素在发生作用,特别是,企业成本超常压缩也是盈利增长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数据显示,1990-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 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 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提高了7.7个百分点。所以,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差异,使得受资本雇佣的劳动,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工资支付。正如另外一些统计资料显示的那样[⑤]: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 的增长比例而增长,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没有分享到生产发展的成果。有关统计表明,近30年来,内、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除垄断国企外的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甚至我们看到,早期资本主义的血汗工厂在当今中国频频出现。当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大多数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且贫富差距拉大时,整个社会要想扩大内需就十分困难了。因为有需求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需求的支付能力而无法实现潜在需求,有支付能力的人则需求过足而无法让个人潜在的消费再扩展。可见,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发生巨大反差,劳动与资本所发生的结构性失衡,阻碍了内需的扩大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中国的劳工成本总体上在上升,但这种上升呈现出明显的结构不平衡。相对于高素质劳动力而言,没有接受到多少教育与培训的2.12亿农民工,还只能得到地板价格的工资支付。我们再深入分析一下农民工的工资支付,还可以将这种探讨引向更为深入:在中国的二三产业,已经吸纳了大部分农民工,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各部门的就业比重,均已超过半数。[⑥]但农民工得到的工资支付,却大大低于城市工人。

  

  表3是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区、市)314个村近24000家农户的跟踪调查得到的。由表3可见,农民工务工工资虽然有地区差异,但并不十分明显,平均月工资大体在1000-1300元之间,他们的月支出,是如此之少,我们可以用节衣缩食来形容。就这样,才能节余700-850 元,节余所得,可能不足以供养2个人,以致于一家可能需要两个青壮年劳动力出去打工,才能维持家计平衡。或许,这就是“386199”农村空巢化的原因所在了。城镇居民的同等工资水平,这几年一直是农民工的3倍以上。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城乡之间十分明显。

  

  按照据国家发改委网站2007年公布的《我国的工资分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报告,2005年居民收入总量83246.6亿元中,城镇居民收入总量为58983.3亿元,占70.9%;农村居民总收入为24263.3亿元,占29.1%.七三开的收入比例,与四六开的人口比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自1998年之后,一直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快于农村。这也导致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差异不断拉大:1978年,人民币城镇储蓄余额为 154.9亿元,而农户人民币储蓄余额为55.7亿元,二者相差1.87倍;1990年人民币城镇储蓄余额为5278亿元,而农户人民币储蓄余额为 1842亿元,二者相差仍是1.87倍;但到了2005年,人民币城镇储蓄余额为116445亿元,而农户人民币储蓄余额为24606亿元,二者差距一下子扩大为3.73倍。

  

  从人均收入看,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21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的3.48倍。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5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的3.28倍。这样的收入差距,已经持续多年,显然已经固化。

  

  若我们考虑工资收入的差异,更可以凸现这种不平等。据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的《我国的工资分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报告,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年工薪收入达7798元,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175元,其中的差距为6.64倍。虽然农民工打工有季节性的因素,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异的因素,有从事行业差异的因素等等,可以让人去为这种差异存在的合理性辩护,但差异的巨大和客观存在,让人明白内需为何不振,农村市场为何屡启不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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