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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安德森:霸权之后?——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

更新时间:2010-05-05 18:02:07
作者: 佩里·安德森  

  “修礼者王”, 而“霸”只是“为政者强”,比“强”好不到哪里去,而“强”的赤裸裸的暴力则会自我毁灭。

  荀子的三分法可以被理解为对特里佩尔的一个反转,德国思想家将权力的形式划分为支配、霸权和影响三种——强制的支配是最高的形式,霸权是中间的形式,而影响是最低的形式。古代中国思想家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来排序,王者的“修礼”是最高的形式,霸道是中间的形式,暴力是最低的形式。两种分类法之间的差异和他们的核心关切密切相关。虽然荀子是在战国晚期写作,但像那个时代所有的思想家那样,他总是首先考虑给定的国家内部的权力实施,而特里佩尔考虑的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在那个方面,荀子和后来的俄国、意大利传统更为接近,虽然对他来说,权力的实施者是统治者,而不是阶级。当然,他的建构的弱点,在于他从他的儒家前辈那里继承来的王者的理想形象。尽管从视野上来说,他通常更为现实一点,他仍然无法和他的前辈决裂。

  要等到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出场,这些迷信才得以驱散。韩非子以激进的方式重新表述了权力的概念领域。他忽略了荀子在王道、霸道和强道之间的三分法。而提出“主道”,这种统治理论,综合了暴力和意识形态、强制和合意,成为一个单一的环环相扣的体系。在三分法的位置上,法家为他提供了一种综合,用以控制大众:正是法律的物质权威——强制和灌输,而不是礼的魔术般的效果,才获得臣民的服从。而道家给他提供了一种综合,用来控制国家机器内部的官员,而这和儒家浮华的礼治方式截然相反。

  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韩非子·显学》)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君;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韩非子·主道》)

  和荀子一样,韩非子最重要的关注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权力机制,虽然他在表述上更为清晰和直接:

  治强不可责于外, 内政之有也。(《韩非子·五蠹》)

  中国古典思想因而发展出了丰富的关于强制、合意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这样的问题意识的思考,把它们理解成为不同的权力机制,而在西方一直没有出现任何可比的东西,直到在许多世纪之后,这个概念空间被俄国和意大利的霸权观念所占据。当代的霸权术语在20世纪重新出现,但它只能以一种非常奇怪的逻辑,通过改变自身的范围来与古代的用法相连接。因为在这个由毛泽东创建的传统中,霸权指向的并不是国家内的权力关系,正如中国古典思想所关心的那样,而是指向国家间的关系,这一转变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正如德国传统所理解的那样,国际关系正是合意要比强制更为脆弱的领域,霸道常常压倒王道。漫长的中国传统因而是唯一的一个传统,同时包括了国内和国际的霸权领域,尽管中间隔着千年的距离。

  

迈向“霸权之后”的现实可能

  现在,让我转向发展了这些不同的反思霸权的传统的最出色的当代思想家们。有两位最为引人瞩目。在意大利,葛兰西的遗产在阿瑞吉那里得到继承和丰富。在1960和1970年代,阿瑞吉在意大利领导了一个以葛兰西命名的革命群体,他在工人和学生运动中是活跃的斗士。在阿瑞吉的作品中,这笔侧重于国家内关系的意大利的遗产,第一次和思考国际关系的德国传统联姻,形成了一个将这些领域关联在一起的历史理论。对阿瑞吉来说,正如对葛兰西来说一样,霸权结合了强力和合意,但合意是占首位的。在国际上,这种合意通过更为优越的组织和消费模式来获得,而这些模式不仅赢得对于霸主的理想和价值的顺从,同时也在其他国家中产生了对于这些模式的普遍模仿。作为回报,这样的霸权给所有国家中的统治群体带来利益,为国际秩序设定可预测的规则,防备共同的威胁。在这种意义上的霸权和“剥削性的支配”并不同,在后者,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通过暴力的实施来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顺从或者贡赋,而并不给予他们利益作为补偿。

  阿瑞吉认为,支配应当被设想为首先依赖于强力,而霸权则是“附加到支配性群体之上的额外权力,它的获取,有赖于一种能力——它安排各种问题,使得冲突在一个‘普遍的’层面上得以展开。”这在国际关系中意味着什么?在这里,霸权是世界领导权,授予任何“能够令人信服地宣称自己是一种原动力,促进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的集体权力的全面扩张”或者“能够令人信服地宣称,其针对于某些或者甚至任何其他国家的权力扩张,符合所有国家中的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的国家。对阿瑞吉来说,这一结果的实现,通常并不仅仅通过某种管理,而是通过对先前的国家体系的转化。这样一个转化涉及到什么?从结构上说,它带来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和领土扩张主义的新的结合,企业层面的资本积累,国家层面的领土扩张,彼此独立但形成相互嵌入的动力机制。

  这正是产生出阿瑞吉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所追溯的前后相继的世界─历史霸权的框架。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原型霸权之后,他的叙事转向了三个强大的近代霸权:第一是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然后是19世纪的英国,最后是20世纪的美国。这个序列的驱动力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在于马克思的M─C─M+公式之下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周期。最先进的公司集中在霸主那里,资本主义扩张最初是物质性的,即对商品生产的投资和对市场的征服。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竞争降低了利润,以至没有任何一个资本集团能够控制竞争对手,发展出降低最终价格的技术或者产品的空间。在那个时候,霸主的积累转向了金融扩张,竞争的国家在领土扩张的冲动下就流动资本进行竞争。随着对抗,往往是军事冲突的升级,霸权崩溃,产生一段时间的体系性混乱。从这一混乱中,新的霸权力量最终产生,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了物质扩张的周期,新的霸权力量有能力服务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他们臣民利益的一部分或全部。在这个序列中,每个继起的霸权都更为全面,比上一个具有更广泛和更强有力的基础。

  我们今天处在历史的什么位置呢?很早以前,阿瑞吉就坚定和清晰地认为,在美国领导之下的战后资本主义物质扩张在1960年代就逐渐消逝。自从1970年代初的危机以来,兴起的是金融扩张的周期,美国用它来保持其过时的世界权力。阿瑞吉同样很早就预测,这一轮金融扩张是不可持续的,在其内爆之后,美国霸权会走向终结性的危机。这个预测的第一部分现在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第二部分呢?在他的1994年发表的《漫长的二十世纪》之中,阿瑞吉观察到,美国霸权的黄昏具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维度,那就是,和荷兰或英国霸权的衰落很不同的是,军事权力和金融权力之间的分野已经开始,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保持了压倒性的全球优势,虽然它逐渐下降到一个负债国家的地位,而世界的钱柜转移到了东亚。以前没有发生过像这样的事情。再一次,随着一个霸主的凋零,体系性的混乱近在眼前。

  从这一场混乱之中将会产生出什么?在1990年代中期,阿瑞吉认为有三种可能性:或许是另一场有可能摧毁整个星球的世界大战;或许是欧洲和美国加在一起的西方所管理的世界帝国的痉挛性回归;最后,也是更大的可能,是出现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市场社会,在其中,霸权业已消失,因为在国家之内的阶级差别不再严重,国家间的关系基于相互尊敬和平等,换而言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中心是在东亚。在2009年逝世之前,阿瑞吉更为自信了。战争的危险减退了,一个新的泛西方世界帝国的可能性也变得遥远。他的最后一本书《亚当·斯密在北京》,刚刚在中国露面,其中心论题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它对于一个平等的世界秩序的承诺,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全球前景。看起来,好像全人类将要把霸权作为不平等的权力的结构甩在身后。阿瑞吉的临时性结论,以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达到了和基欧汉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所作出的并无不同的判断。我们现在能够期望迈向一个“霸权之后”的时代,但并不是基欧汉理解的资本家间合作的和谐世界,而是一个资本主义最终被超越的世界。

  那么,对阿瑞吉来说,美国的霸权已经奄奄一息,被不断上升的外债、军事冒险主义和中国崛起所削弱。阿瑞吉过去是对的吗?现在是对的吗?所有的这些发展都有一些模棱两可之处。美国的债务规模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没有债权人敢于催逼,因为害怕美国崩溃给自己带来的结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结果仍然是不确定的。对于美国来说,二者都算不上很大的经济压力。而在华盛顿的这个被认为是开明的、多边主义的新政权,就像那个被认为是愚昧和单边主义的旧政权那样,相信它最终会胜利。确定无疑的是,从这些华盛顿轻易挨过去的事件中,看不到有和越战可相提并论的失败。而就中国来说,它自身的发展和稳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国债,至少在近期之内,不会轻易打挑战美国权力的主意。那么,阿瑞吉的猜测的另一面,即一个遵照斯密的方针实现的、以东亚为中心的平等世界市场社会的长期愿景,又会如何呢?不管这个前景是多么诱人,必须质疑它的现实性。仅仅谈论一个市场,而不具体分析镶嵌其中的财产关系,只是一种抽象。斯密是在另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写作,这个时期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公司的出现,更不用说后现代的金融资产的证券化了。他对于今天来说,只能提供有限度的启示。

  

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嵌入是资本全球霸权的关键

  阿瑞吉的亚洲对应者提供了一个对于时代的不同解读 。对于汪晖来说,“去政治化的政治”才是当下时代的标志。“去政治化的政治”意味着什么呢?从根本上说是取消任何大众的能动性,取消任何为寻求超越现状的替代方案而斗争的能力,而现状只不过是模拟了代表形式,却掏空了对立和冲突。这样的政治是去政治化的,但它并不是去意识形态化。相反,它彻头彻尾是意识形态化的。只要考虑汪晖分析的霸权的三个领域中的第一个层面,即国家层面。就足够了。

  我们以过去30年横扫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的两大母国,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和里根时代的美国为例。正是撒切尔提出了最为著名的新自由主义口号,准确地抓住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本质:别无出路。别无出路,是针对去管制化的自由市场来说的,是针对资本的统治来说的。但这是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的唯一意识形态装备吗?根本不是。它本身非常干枯,非常粗鲁,对于那个时代的现实过于直言不讳。因而它总是需要一种补充,为它提供掩饰和缓冲。在英国,补充物是民族主义和“家庭价值”——正如撒切尔所说的那样。在美国,补充物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民族主义和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二元性是国家层面的霸权的典型公式。从历史上来说,中国提供了最早的也是最持久的这样的结合。人们只要想想许多世纪以来——正如何炳棣所说——中国的国家权力从表面上看是儒家的,但从功能上来看是法家的,用一个著名的公式来表达,就是“儒表法里”——更不要说它可能的现代的应用了。

  那么,国际层面的霸权又如何呢?在这里,中国思想再一次为欧洲传统提供了一个修正。对于那个为德国所主导的思想路线来说,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就其定义来说,就是单数的——每个时代只能有一个霸权。阿瑞吉继承了这个前提。在他的叙事中,首先是荷兰,然后是英国,最后是美国霸权,每个都是排他性的。然而,从历史来看,正如美国保守派大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所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当拿破仑最终被击败并流放之后,英国并不是单独对欧洲大陆实施霸权。它和那个时代另一个强大的反革命力量,即沙皇俄国,分享了霸权。但在施罗德之前,毛泽东把握了这种国际结构的可能性。当他在1960年代谈到霸权的时候,他的首要对象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但他也没有忘记另一个强权,即约翰逊和尼克松领导的美国。世界上有两个霸权,而不是一个。阿瑞吉的理论从来没有思考双头霸权的可能性。在今天的西方,正是另一个可能性引起了更多注意,那就是某个单一霸权,通过同样的历史序列,取代美国的位置。那个霸权就是中国。当下西方的一本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如其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根据前面的想法,这个时间点正在到来。本书作者并不是中国的敌人,也不是出于对于这一前景的恐惧而写作,而是一个热心的仰慕者,他欢迎这一前景的到来。而更现实的恐怕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其他中国的朋友。有许多人期望G2,美国和中国,成为这个星球必要的管理者。在苏联崩溃,世界由单一霸权统治20年之后,世界也许会再次返回双头霸权。如果看到这样一个他所谴责的结构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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