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文写道：

　　复于村南二里，大河北岸，万路交过，水陆俱要，沧海之宾攸攸，伊洛之客亦届，迳春温之苦渴，涉夏暑之炎燠，愍兹行流，故于路傍造石井一口。[25]

　　此碑清末出土于河南滑县城北唐李村[26]，记文云：“乃宗出自赵垄，□官爰处，即居黎境”，“黎境”，指的应是东魏时的“黎阳县”境内。《水经》卷5《河水》“（河水）又东北，过黎阳县南”下郦道元注“黎，侯国也。《诗经·式微》黎侯寓于卫是也”，认为这里是古黎侯国。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16《河北道一·卫州》“黎阳县”条下亦承袭此说。这大概是当时通行的说法，故李显族等人称之为“黎境”。如《水经注》所言，黄河正是东北向经过该县南，而李氏聚居的村子在河北岸二里。记文称当地“万路交遇，水陆俱要”，确非夸张。这里是黄河上的一处重要津渡，名为“黎阳津”，又称“白马津”[27]，北魏时为减少转运负担，曾在此置仓立邸阁，以备军国之用[28]。同时，这里也是陆路交通枢纽，为洛阳通往华北东部的必经之路[29]，北魏皇帝行幸河北、山东也常经由此地，且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官渡之战就在这一带展开，十六国时的不少战事发生于此[30]。所谓“沧海之宾攸攸，伊洛之客亦届”说的也是实情，平日这里人员往来络绎不绝，因此，李氏要在路边凿井为过往行旅解渴。显然，李氏聚居的村落不属于边僻之地。

　　同样，在今山西太原通往河北石家庄的交通干线，即过去被称为“井陉路”的附近也存在不少村落。东魏北齐间当时石艾县的一个名叫“安鹿交村”（又名“阿鹿交村”）的村民热衷于造像祈福，曾先后三次在大路边上崖面上开洞雕像。该村的具体方位已不可考，三窟造像现存平定县岩会乡乱流村西0.5公里处，估计当时该村在此附近。在三窟以北的桃河下游还有一名叫“般石村”的村落，北齐末村民集资造像也保留至今。[31]该村今天叫盤石村。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提到从齐主幸并州，自井陉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该村亦位于这一交通干线附近。

　　“井陉路”是太原盆地至河北平原的交通路线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干线[32]。秦汉魏晋与十六国北朝时期不少重要战争、历史事件中这条东西孔道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晋永嘉初司马滕由并州刺史改任都督邺城，很多晋阳居民随滕迁往邺城，走的就是井陉路至常山，然后南下邺城。北魏道武帝拓拔珪进攻后燕首都中山城亦是取道于此。东魏北齐时“晋阳”地位重要，“井陉路”亦是连接晋阳与邺城的重要干线，皇帝经常循此往来两地。

　　另外，在平城与太原之间的雁门关路附近亦可见到村落存在。前田正名所说的“雁门关路”的南段即是自古以来由太原北上，越过雁门关，经马邑、云中前往阴山的“入塞三道”中的中道，这是汉人向北发展的重要交通干线，也是当时中原王朝出征漠北的重要的行军通道。这条路是中原前往北部地区的最直接的交通路线，在汉人发展同北部游牧民族关系方面，这是一条最为重要的交通路线[33]。北魏定都平城时，这一通道更成为通往南方的要径，魏初皇帝南巡，数度途经此道[34]。该道附近亦不乏村落，太原东北不远的阳曲县内便有一名为“洛音村”的聚落，该村居民在僧人倡导下于魏齐之际两度兴福造像，十分活跃。《水经注》卷6《汾水》提到“洛阴城”，当即《魏书·地形志》上“永安郡阳曲县”提到的“罗阴城”，应在该村附近。

　　因此，北魏时期“村落”并非仅存在于远离战火的偏远地区，都城周围，重要交通路线附近同样分布不少。

　　上述村落似乎是单个零星存在，其实不然。它们往往星罗棋布，连成网络。《魏书·李崇传》载孝文帝时李崇任兖州刺史，为解决当地多劫盗问题，他令：

　　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复闻者以二为节，次后闻者以三为节，各击数千槌。诸村闻鼓，皆守要路，是以盗发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之内。其中险要，悉有伏人，盗窃始发，便尔擒送。

　　这套办法后来推广到其他州。李崇此策能行之有效，一个重要原因是组织周密，而当地村落星布，相距迩近，可以互通音讯则是前提。兖州地处华北平原东南部，这条材料反映了东部平原地区的情况。

　　今山西西南部汾河谷地，即北魏之河东郡一带同样村落密布。《魏书》卷58《杨侃传》记载北魏末萧宝夤反于长安，杨侃随长孙雅出讨。至弘农，侃率兵北渡黄河，欲取被反叛的薛修义包围的蒲坂，因所率骑兵，短于攻城，便驻兵于石锥壁，杨侃故施计宣告百姓，称等待步卒，并观民心向背，然后再兴兵行动，并规定：

　　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候台军举烽火，各亦应之，以明降款。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须殄戮，赏赉军士。

　　听到消息后，“民遂转相告报，未实降者，亦诈举烽”，结果：

　　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内。

　　叛军人心涣散，围不战而溃[35]。杨侃略施小计，未费军马，解除了蒲坂之围。此计得以成功，既取决于百姓传布信息速度快捷，也是当地村落密布所致。

　　北周时韦孝宽驻守这一地区，欲在要处筑城，以备胡人。此地乃齐周交争之处，大规模筑城不免招致北齐兴兵。孝宽布下疑兵阵，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果然上当，以为是军营，不敢轻举冒进，保证了筑城如期完工[36]。两地村落必分布密集，故远看村火相连，容易被误认为是连营接垒的驻军。两条材料都说明这一带聚落密集。

　　关中地区情况也相近。《续高僧传》卷27《释普安传》详细记述了隋初普安在终南山的弘法活动，提到众多村落，兹引如次：

　　隋文创历，佛教大兴，……时楩梓一谷三十余僧，应诏出家，并住官寺，惟（普）安……依本山居，……时行村聚，惠益生灵，……末有人于子午、虎林两谷涧之侧凿龛结庵，延而住之。……又龛西魏村张晖者，夙兴恶念，以盗为业，夜往（普）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斗背负而出，既至院门，迷晕失性，若有所缚，不能动转。眷属乡村同来为谢。……有程郭村程晖和者，颇怀信向，恒来安所听受法要，（后述身死复生事，略－－引者）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卧床枕，……思见安形，……

　　下文还提到普安以法力助“大万村田遗生女儿斋集布施“事。此传意在宣扬释普安如何依靠佛力化恶为善，慈悲救济，这些事例不经意间使我们了解到终南山中村聚罗布。这些村落何时出现已难查考，《高僧传》卷12《释慧弥传》云弥受具足戒后“乃入长安终南山，……时至则持钵入村，食竟则还室禅诵，如此者八年。”慧弥卒于梁天监十七年（518年），春秋七十九。他在终南山中修道约在460年前后，即北魏文成、献文帝时，至少此时终南山已存在村落。

　　村落遍布恐怕不是仅见于这三个地区，也是北方各地的普遍现象。

　　总之，北朝时期北方各地遍布村落，都邑、交通线附近也大量存在，且出现的时间较早。它们是城镇之外的百姓的主要居住地。

　　二 村落的外观

　　日本学者研究“村落”偏重于从聚落变迁角度分析“村”的起源，涉及“村落”内部情况时注意的是豪族与村落的关系，至于“村落”的一般构造，除村落带围墙一点已有学者考察外，村落内民宅的布局、规模等几乎没有顾及。这里对上述问题略作讨论。

　　先从村落的形制谈起。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最直接的材料是考古发掘报告，可惜关于村落遗址的发掘屈指可数，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只能依据文献的点滴记述做些推测。

　　北朝村落应如宫川尚志所论，包括分布在平原地区与山区的，前举长安以南终南山中的诸村，是山区村聚的代表。平原地区的村，宫川尚志认为因天然屏障，必须修造防御设备，“大概村与田野之间用坞壁分隔，即使没有那么壮观，周围也有土墙环绕，由村门或村闾出入，里面地方相当狭小，人家密集。”[37]他的概括揭示了部分实情，但不能一概而论。相当一部分村落，乃至级别更高的府、县当时并无围墙。

　　《隋书》卷53《贺娄子幹传》载，隋开皇三、四年间，因陇西频被寇掠，文帝十分担心，以为“彼俗不设村坞，敕子幹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幹上书认为“陇西、河右、土旷民稀，”不宜屯田，且“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建议“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文帝最终采纳了子幹的建议。据此，隋初陇西地区百姓散居而无围墙卫护[38]，这是经历数百年发展变化的结果。

　　两汉时期，这一地区应罕设城坞，曹魏末年，邓艾为都督陇右诸军事时，“修治障塞，筑起城坞，”结果“泰始中（265-274年），羌虏大叛，频杀刺史，凉州道断。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筑坞焉”[39]。这条材料证明当地城坞建于三国末，而非古已有之。十六国末的西凉时期，敦煌地区的百姓仍然居住在“坞壁”中，现存敦煌文书S 0113号是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敦煌郡敦煌西宕乡高昌里的户籍，每户登记末尾都注明“居赵羽坞”[40]，显然当时这件文书中所记的8户都生活在带围墙的聚落（坞）中，此坞或许也是源于邓艾的遗业。这实属为应付战乱不止的局面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一旦局势稳定，百姓也就不必一定龟缩在狭小的“坞”内，随着人口的增加，会开始在坞外另辟新址建房。到隋初形成民各散居，不设村坞的局面。敦煌、陇西的情况勾画了百姓居住状况变化的轨迹，实际上，“散居”并不限于西北一隅。

　　《隋书·炀帝纪下》：大业九年（613年）七月，炀帝“令所在发人城县府驿”，此时正值杨玄感起兵，围攻东都洛阳，炀帝远在攻打高丽的前线，国内形势危急，颁布此诏意在加强县府驿的防卫能力，亦证明此前还有不少并无城隍，至于县府驿之外的一般村落。未置城雉的恐怕更多。二年后，炀帝又在诏令中说“近代战争，居人散逸，田畴无伍，郛郭不修，遂使游惰实繁，寇 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云云。《通鉴》卷182，“炀帝大业十一年”此条做“帝以户口逃亡，盗贼繁多，二月，庚午，诏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实际将两处记载合并于此，或另有所据。诏书所云“天下平一，海内晏如”自是粉饰太平的谎话，当时各地起兵不断，烽火连绵，若真太平，也无须强制百姓城居。这样看来，当时百姓散居应很普遍。这两道诏令针对全国，自然包含北方。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存在散居民众是可以肯定的。

　　百姓散居一处，周边无封闭的围墙应当是聚落的正常情况，不少学者或基于都市国家的假说，或拘泥于《汉书·食货志》等的描述，认为汉代的“里”是封闭性的聚落，或城中的方形区域[41]，已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依据文献指出汉代存在不少无城的聚落[42]。还可以补充的是，两汉时期南方的不少郡县并无城郭，至孙吴时才始建。赤乌三年（240年）孙权下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43]，《三国志·吴志》中屡见“城”某地的记载[44]。一些汉代的考古发掘也证明并非聚落都有城墙。辽宁省辽阳市北郊三道壕村发现的西汉时期（时间约公元前200至公元25年）的聚落遗址，发掘了居住址6处，水井11眼，砖窑址7座，铺石道路两段，而未找到外墙遗址。实际发现的铺石大路就在居住址一侧，且道两旁没有水沟、壕棱、副道等的建筑痕迹，路面上留有明显的辙迹[45]。关于这一遗址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一说是村落遗址，一说是军队屯驻地，辽阳乃是西汉时期辽东郡治所在，地处东北边疆，与匈奴、乌桓为邻，常有边患，西汉中后期，乌桓“数复犯塞，……至王莽末，并与匈奴为寇”[46]，出现战乱的机率更高。无论如何，该遗址未发现城墙遗迹。内地更可想而知。

　　1991年天津市考古工作者在武津县兰城村南发掘了兰城遗址，该城址战国时开始使用，一直沿用至汉魏之际，出土遗物有不少瓦当。瓦当并非普通民居所用，基本是官署等大型建筑上所使用，这一遗址应是某级官府驻地。据张传玺先生考证，应是西汉雍奴县城[47]，但他到该村调查后认为有城墙，经发掘被否认。遗址周围均未发现夯土痕迹，该遗址不能肯定为城址[48]。这表明两汉时期一些郡县驻地尚未筑城，只是民居密集的一处聚落而已。

　　村落有围墙，原因也不只战乱一条。当时不少被废弃的县、乡、亭邑，设有城墙，在这些故城址内也会形成一些村落，它们或名为“某某故县村”。《水经注》卷9《沁水》经文云：“（沁水）又南过阳阿县东”，据杨守敬考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