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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源盛:台湾的中国法制史研究

更新时间:2009-11-02 00:57:16
作者: 黄源盛  

  那个时候日本很想同化台湾,将其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这五十年来总的来说是前半段适用殖民地特别立法,后半段是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欧陆法。1945年到现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台湾,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六法全书被带到台湾,一直用到现在。四百多年的台湾历史非常容易理解,原著民时期的法律文化,荷西统治时期的法律文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当时留下的史料太少,所以荷西这个时期并没有文章出现。据说荷兰的国家图书馆保存着这一时期的珍贵史料,但是是用古荷兰文撰写的,全台湾只有中央研究所的一位曹院士懂得,所以研究起来非常困难。郑成功时期用的是军事特别立法,也非常的短暂。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用的是大清律例和旧惯。从1945年开始,特别是1949年到现在用的是六法全书,当然是几经修正。

  《淡新档案》几乎就是全台湾最最重要的地方档案,即清朝统治台湾时期的有关淡水和新竹县的行政、民事、刑事及相关的法律。目前这一档案已经出版了很多册,原档仍陈列在台湾大学的图书馆特藏室里面。第二个重要的档案就是《台湾总督府档案》,这一档案是关于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司法文书。因此是研究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重要的文件。在这里我还想谈一下故宫,大家进故宫参观的时候通常都只注意观赏那些古文物,不知道故宫还有一个附属档案馆,这个档案馆里面藏有非常丰富的有关法制史的档案。包括沈家本和武廷芳的许多相关资料。而台湾学生对此用的非常少,相反日本学者用的非常多。近来我有个写尸体勘验方面论文的学生,就用了许多故宫里的史料,我认为大家还应该继续开拓利用这里的资源。庄吉发先生写过一篇《故宫档案与清朝法制史研究》,详细地介绍了故宫档案。对故宫档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研读这篇文章。第四个地方叫国史馆,即中华民国的历史档案馆。如要研究近现代的法制史,这里值得一去,但是很少人知道这里。除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之外,关于明朝的法制史,这里应当是最丰富的。许多资料已经有了电子版,大家可以去其网站查阅。第五个地方是我的学校政治大学,十年来我多次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接洽有关大理院档案的问题,那里藏有大量的判例文书,近来的法史研究也出现了动态研究这个新热点。我花了大量心力整理了从1912年到1928年的大理院档案,包括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还包括平政院也就是当时的行政诉讼法院的许多裁判文书。大理院的裁判文书都是用毛笔字写的,是相当有价值的文物,所以我在看这些文书的时候,完全是当作艺术品来欣赏。目前我已经整理了一百册,还没有正式出版,经过电脑点校现在是十三册,很多大陆过去的访问学者已经开始利用这些档案。我简单统计了一下,利用这些档案做出的博硕士论文就已经有十二篇了,还有人继续在用。关于平政院的那本法律文书已经正式出版了。这是研究中国行政诉讼的非常重要的史料,其中共二百个案件,包括十三个纠弹案,一百八十七个行政诉讼裁决,其中连当时鲁迅先生告教育部的档案也包含在内,非常的精彩,也非常有价值。当时大理院的裁判品质是非常高的,甚至高于后来国民政府的最高法院和台湾早期的最高法院的判决质量。当时大理院的推司水平是也是非常高的。

  以上是有关史料的问题,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历史学界的研究。台湾对法律史的研究尽管主流是法学界,但是近十年以来,我发现历史学界对此的研究有所增多。之前的台湾历史学界对法制史研究是敬而远之的,但自从台大的高明士老师组成了“唐律读书会”,该读书会的成员分别来自历史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和文学界,并且包括台大,政大,师大,文化大学等各个学校的历史学,法律学的研究生在一起研读。高教授曾邀请我去台大历史所讲授中国民法史和中国刑法史两门课程,但他不希望我讲历史,而是讲法律。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历史学界的学者涉足法制史领域的研究。台湾的历史学界之前研究的是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最近新兴的几个领域一个是科技史,一个是医疗史,另一个就是法制史。法制史已经变成台湾历史学界的新兴领域,特别是以台大,师大几个学校为主。当时许多参与读书会的研究生,现在已经成为了副教授,甚至是教授。因此短短十年里面,史学界所写的法制史的论文数量不亚于法学界,质量也相当高。但是台湾的法学界非常奇怪,基本不聘史学界的老师来教授法制史的课程,而史学界也普遍认为法学界的研究史料不扎实,因此两个领域还是壁垒分明的。

  下面我还想介绍一下开课状况与读书会和师资分布的情形。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台湾学习的话,高先生的“唐律读书会”是非常值得去的。高先生把他自己务实踏实的精神带到了这个读书会上,至今这个读书会已经延续了十年,每月一次,一直到现在仍不间断。这种读书会的形式对各位交流切磋以及科技整合非常有帮助。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刑义田先生倡导的“汉简读书会”,这个也相当有成就。最近我有个学生将二十二条奏谚书都翻译出来做成一本论文,本来我还很担心这篇论文在史学界的反响,但是我请到了最严格的刑义田先生来担任答辩老师,还有另外两位历史学界的老师,结果他们给与了高度的肯定,也给了我们很多信心。再一个就是黄静嘉先生的法史学讲座,本来要从本学期开始。大家都知道黄静嘉先生法学界出身,他的律师事务所是台湾五大律师事务所之一,陈水扁做总统之前就是在这里当律师。黄老先生近来找到我要和我一起开一门课,并且给与经济上资助,目前已经确定在政治大学开设这门课,名称就叫“法律史专题研究—黄静嘉法史讲座”。第一学期先探讨中国法制史基本史料与方法论研究。我们将分别邀请国内外对法史有专长的学者来做讲座,包括大陆,美国和日本的专家。我们希望这个讲堂可以成为培养未来法律史人才的摇篮。

  最后我想谈的是五十年来,不论文史学界也好,法学界也好,学生的作品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为什么学界对这些研究成果还是给与很高的评价呢?高明士先生最近出版了十册关于法制史的书,其中主要是法制史的博士论文,当然法学界的博士论文数量非常少,其中大部分是历史学界的。这些书在大陆目前也已经出版了五本,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关注。《淡新档案》也已经出版了,对清朝台湾法制有兴趣的同学应当研读。中央研究院最近也有两本论文集,已经出版的是《中国传统法律的理念与实践》,另一本即将要出版的是《中国法律文化的形成与转变》,这两本书也包含了两次相关国际研讨会的内容和成果,也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还有就是我主编并出版的这套书,即将出版第十三期,日本学界对我们这本杂志非常关注。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内容来源为台湾岛内一半,海外一半;文史学界一半,法学界一半,不偏袒任何一方。这十三期杂志做下来,让我非常欣慰是稿源非常充足。每期都有三十多篇的投稿,最多的一次达到四十三篇,而我们每期将采纳七到八篇,匿名评审,非常严格和公正。我也期待大家读过之后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

  研究法制史,除了材料、出版、课程之外,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方法论的问题,老一辈有老一辈的研究方法,我们这一辈四五十岁的和六十岁的又有一套研究方法,而四十岁以下的研究方法又不相同。到底该用什么方法呢?这是很重要的课题。很多史学界的学者认为我们法学界的论文史料不扎实,不愿意读。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史料出了问题,还是方法论出了问题呢?因此我认为对于法史学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今后如何传承和创新我们的研究方法,以创造出更多的研究成果。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台湾从事法制史研究的人如此之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试领导教学这种坏风气的蔓延。法制史曾经是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当时的法制史也是必修课程。有一年的司法考试出了这样一道题目:“试论中国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大家对这个问题产生了非常大的争论,以致于最终导致在司法考试的内容中取消了法制史这门课程。从1972年国家司法考试不考法制史之后,法制史从必修课逐渐变为选修课,现在已经是免修了。现在开设法制史课程的大学不超过五个,研究所大概有三所。在这种形势下,怎样维系法制史研究的命脉是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而随着今年大陆的司法考试允许港澳台学生报考,法制史成为考试内容,许多辅导机构开始邀请我去讲授法制史课程。这多少有点悲哀。但是我个人一直认为法制史这门课程,没有必要要求全部法学院学生都来学习,只要那些真正对此有兴趣的学生来研读就可以了。不是为了考试而考试,不是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否则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学术不负责任。最后我还想为台湾的法史学界说句公道话,虽然论文的数量很少,但是质量真是很高。硕士论文的要求是十万字,当然不能仅仅用字数来衡量,台湾几本硕士论文已经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而硕士论文能够出版应当说是很难得的。甚至有人说台湾的一些硕士论文的水平赶得上日本的博士论文。以上就是我所讲的有关台湾的法制史学生做所的一些研究的状况。谢谢大家!

  马小红老师:今天听了黄教授的讲座我感到不枉此行,信息量非常大,向我们展现了台湾法史的研究状况以及研究的路径,作为同仁我有很多同感。说到台湾近年来只有一篇关于法律思想史的论文我有点触目惊心,因为我本身的兴趣在于思想史。我希望法史的学生们应当有“人弃我取”的精神,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关于历史学界和法学界的关系,应当突破壁垒,相互协作,这也是发展的要求和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推进整个法史学科的发展。我们的明德法律文化论坛自建立开始,一直遵循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的精神,欢迎各种学术观点,畅所欲言。欢迎黄教授常来常往,多多与我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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