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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鹏:国家观念的重塑与国际法治的可能

更新时间:2009-09-11 03:35:36
作者: 何志鹏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非人类所能确知, 甚至不能确定这些问题本身是不是伪问题。所以, 探讨我们所处的时间与空间的问题, 就不应当过度强调客观、外在的终极性, 转而应当注重人自身的状态和前景。作为心理学的一般常识, 人的感觉是一切较高级、较复杂的心理现象的基础, 是人的全部心理现象的基础。很难想象, 一个制度体系如果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它有何价值可言。所以, 即使在人们对以往的强势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质疑的今天, 仍然必须承认: 在人类的评价中, 世界、制度的中心必然而且只能是人, 只是我们需要更广的领域维度、更长的时间维度来衡量人的幸福。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界定国家利益, 意味着在确定国家利益的时候, 要避免一些缥缈的口号和空话, 意味着放弃直接将意识形态自身作为国家利益, 而忽视人的真正利益的做法。换言之, 即更为实用和世俗地界定国家利益, 将国家利益与具体人群的具体要求结合起来。当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类利益要求不同时, 依据理性的原则进行衡量和协调, 而非将统治者的偏好作为国家利益, 或者将国内由于金钱、影响等因素而占优势的群体的偏好界定为国家利益。

  (2) 文明间和谐共存。在国际法治的视野中, 民族国家、地域文明之间会存在着差异, 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构成歧视或者敌对的基础。所有的文化、文明都应当在相互理解和包容的情况下和平共处, 和谐共进。如果西方文明是一种普世文明, 对其他文明持一种先入为主的蔑视态度, 则世界很可能被淹没在霸权的秩序中, 而绝不会是法治文明。为了使国家培养起一种对法律的“内心确信”, 必须训导国家, 使之在确立利益观的时候认定文明之间是可以和谐共存的,特别需要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 改变西方话语一统天下的局面, 防范基督教文明的盲目优越感, 构建一种文明间平等、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观念体系。 在国家之间交往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 文明间共存不仅是一种美德, 也是人类生存之必要条件。

  (3) 可持续发展。全球化的现实和发展趋势意味着在人类的观念中, 时间和空间进一步压缩。当前, 国际社会共享一个地球, 具有共同的利益; 而且经济的一体化使得人类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市场, 各国之间有着互利的关系。日益尖锐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核武器巨大的毁坏潜力, 都对人类的发展前景构成了不容回避的限制条件。此时, 如果不能把握好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保护国家利益与保障个人利益之间关系, 没有树立起公正、合理的利益观, 而仍然固守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观, 将国家的短期、局部利益放在全球的和平、安全之上, 梦想一国脱离其他国家而独立发展, 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每个国家都必须有合作、发展、和谐、共赢的利益观, 在全球的通盘考量、宏观局势的框架下形成自身的利益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讲, 人类能够形成一个利益的基本共识。

  (二) 国际伦理观的确立与知识分子的推动

  为了实现一种更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秩序, 前述理念必须贯穿到整个国际关系之中。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所有的国际关系行为者都必须而且必然要参加到这一进程中来。国际组织的决议、报告会督促国家改变旧观念、树立新理念; 非政府组织(包括恐怖组织) 的一系列行为也使国家意识到了人类的脆弱和国家合作的重要意义; 国家之间的商谈以及国家自身的态度与行动同样对于确立新的理念具有重要作用。但是, 在这所有的行动者之中,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理论家、知识分子的作用。

  上述的观念和理想需要先行者的鼓动和宣传才能形成为现实。此时, 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为社会做出应有贡献的职责。虽然片面强调个别人物在历史上作用的“天才史观”或者“英雄史观”难免偏颇, 但是忽视关键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也是错误的。历史无数次雄辩地证明, 关键人物可能推动历史向着对人类有利的方向发展, 也可能会使人类蒙受灾难。因而, 不仅政治上的领袖、思想上的巨人会左右历史的车轮, 每个人都可能会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作用。不容置疑, 没有古往今来的这些伟大著作和异彩纷呈的学说、理论, 世界就不会有今天。这一点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被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等一再证实, 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颠扑不破。从苏格拉底、老子、孔子到哈马斯, 古今哲人为铸就今天的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修昔底德、格老秀斯、马基雅维里、摩根索等伟大的思想者为今天的国际关系格局有着奠基性的影响。很明显, 如果没有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只有一个地球》、罗马俱乐部发人深省的报告, 就不会有世界各国对于工业化负面影响的反思、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就不会有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里程碑式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就不会有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所以, 在当前, 知识界可以进一步从相互依赖和全球共存的角度影响国家, 使国家不至于狭隘地界定其利益, 而是把自身利益放到一个地域范围更广、时间区段更长的系统之内进行确立。所以, 知识分子的任务不应当仅仅是解释世界, 还应当尽其所能地去改变世界。以独立和批判为精神品格, 以天下为己任, 以至善为高标, 不断的启蒙、宣讲, 通过清晰的理论阐述、以理论为基础的伦理指向、以伦理指向为基础的对策建议, 知识分子和理论家可以如指路明灯, 为国家利益界定、国家行为选择发挥作用。这些行为能够促进国家把握住方向性的原则, 避免历史进程发生人类整体不希望看到的情况。这种影响会是长期、深刻的。

  从伦理观念入手, 主要形成的是一种国家的自我制约, 也就是突出并崇尚理念的价值、突出文化的意义, 将有关界定国家利益的影响因素以及良好的行为模式展示给国家, 由国家通过理性行为进行选择, 这是国际法治得以实现的内在因素。

  

  五、结 论

  

  建设和完善法治是一项艰巨、长期的历史任务, 通过努力不断发展、健全和完善。通过层层深入的追问和探寻, 可以看出, 国际法治的实现需要在多个层面进行努力才可能逐步接近。作为国际法治的前提和基础, 需要通过知识分子运用其理性与智慧来进行认识和反思, 从而确立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与一般原则。这是国际法治的关键环节, 需要系统而非孤立地界定利益, 长期而非短视地界定利益。只有国家在法治的框架中行动, 而不是忽视甚至违背这一框架, 人作为发展的核心的目标才能真正落实, 国际法治的各项指标才可能真正达到, 国际法治才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秩序, 而不至于仅仅是空谈或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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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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