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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大众媒介在文化转型中的作用

更新时间:2009-09-02 22:55:13
作者: 赵勇  

  我们先来看看一些人笔下的电视知识分子形象:

  大概这也就是从电视频道大增大扩那一阵开始的吧,一时间电视上的话题、研讨、对话、座谈等等栏目也就日益见多,于是就有那么些许几位年纪不大却很不潇洒的社会科学电视“知识分子”(以下简称他们为“电视知识分子”)应运而生,纷纷抢到屏幕上粉墨亮相,在强光照耀下伴着面部抽搐,振振有词地发表他们对文学、股票、明星、足球、离婚、宇航、性科学、电脑、艾滋病、休闲、消费、保龄球、桑拿浴、卡拉OK、脚气、水果节、美容、装修、母乳喂养等等各方面的高谈阔论。最为难能可贵的还是,无论你广而概之到什么话题,他全能一套话语却无所不通地侃侃论道脱口而秀,准保都能给你摆出个四、五、六来,果然皆不愧:墙头歪枣树头重脚轻随时会掉果;山间仙人掌刺尖皮厚腹中全是话。日子一长,不但此几位“电视知识分子”前额上有几弯车道沟都被观众烂熟于目,就连他们怎么脸红脖子粗,怎么车轱辘话来回叨咕,就连某先生上面一推眼镜,就准知道他下面还憋着什么后话。[19]

  不错,他是知识分子。由上可见,电视台凡是有点文化的活儿,他都干。然而,他又不是一般概念上的知识分子儒雅、清高、自重,或许沾了电视文艺行当的边儿,他穿一件摄影马夹,哼着很青春的“同桌的你”,风风火火给电视台“当小工”,训他几句也没事儿。在他按月领薪水的地方,他或许无比老成持重,受人仰慕,一副可敬不可亲的威严,而在电视这块儿,他经常是堆着讨好的笑容,间或是一副受气包的模样,凑在边上实习生似的干这干那,不时冒出一两个有点傻气的问题,引起一阵阵轰笑。[20]

  在强烈的灯光照射和观众听者的注目仰视下,他们感觉极好,异常自信。而在电视荧屏上,也毫无例外地展示着他们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以及著名某某专家、某某协会负责人之类的金字招牌,印证着他们此时此刻话语的不可质疑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旁征博引,却避重就轻,深刻问题的巧妙化解,肤浅时尚的啰嗦演绎,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还不时来几个让人顿感高深莫测的新词语镇镇倾听的观众。……前些日子与一位博士在一起办事,在街头碰到另一位朋友,朋友艳羡地对博士说,前几天看见你上电视了,博士说,嗨,那算啥,混个脸熟罢了。听到这,我不禁莞尔。想想也是,“电视知识分子”不就是“混个脸熟罢了”。很多东西当不得真的即使是“名人”。[21]

  以上的描绘虽然尖酸刻薄,却也大体道出了事实的真相。那么,为什么电视知识分子给公众提供的是这么一副形象呢?其原因大体有三:第一,电视传媒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许多节目必须化难为易,删繁就简,因此,把深刻的思想肤浅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就成为电视制作的基本套路。在这种游戏规则之下,电视知识分子只能亮出布尔迪厄所谓的“固有的思想”,即“所有人业已接受的一些平庸的,约定的和共同的思想”[22].上过电视的王朔等人谈道:“电视这种大众工具,就是把有所有的东西都拉平了。”“大众传媒不是个东西,把挺优秀的人弄成了猪脑子或小丑。”[23]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第二,与纸媒的编辑、记者相比,电视从业者的文化素质不高,他们的制作理念、思路、方案等等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也制约着电视知识分子的表达与发挥。曾经深度介入电视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对此有深入体会,他说:“在报纸、杂志、电视这三大媒体中,在我看来电视制作群体的文化素质最低。这其实很好理解。报纸杂志有其漫长的历史承传,有规矩,有氛围,有熏陶;电视不然,它是在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几年历史中一下子暴发起来的。它的成员剧增,其群体内尚未来得及形成一种风格和规矩。于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摸着石头过河,闹洞房全然没大小。这儿的钱肯定给的比报纸杂志多,但这里对一个文化人的了解,对一个有‘段位’的文化人的成熟意见的轻视与否决,都与报刊不可同日而语,而令文化人目瞪口呆。”[24]第三,电视所形成的媒体霸权让走入电视的知识分子有了一种心理自卑,而一夜扬名又对许多人构成一种强烈的诱惑。于是,不再坚守自己的学术情怀,不再坚持自己的学术理念,对电视制作者百依百顺、惟命是从,最终拜倒在电视媒体的石榴裙下,便成为电视知识分子的基本选择。以《百家讲坛》为例,所有走进这一节目的人几乎都经过一个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过程,但他们依然兴高采烈,乐此不疲,便很能说明这一问题[25].

  然而,就在人们热议电视知识分子的时候,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知道分子”已悄然面世。几年之后,知道分子一词开始走俏,它甚至成了电视知识分子的更新换代产品。此概念的发明者是王朔,2000年,王朔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一篇题为《知道分子》的短文,他把那种“抄惯了别人的宏论”,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学者调侃、挖苦并命名为知道分子之后,还嫌不尽兴,遂在文章末尾加了“附注”:“分辨‘知道分子’小常识:写伟人传记的;为古籍校订注释的;所有丛书主编;所有‘红学家’和自称鲁迅知己的。次一等:好提自己念过多少年书的;死吹自己老师和老老师的;爱在文章里提他不认识的人和他刚看过的书的。‘知道分子’代表刊物:《读书》;代表作:《管锥篇》。”[26]知识分子一直是王朔攻击、调侃的目标,《知道分子》一文自然也延续了他的一贯思路。在王朔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本已不堪,知道分子更是等而下之。于是,王朔辞典中的知道分子不仅是一个贬义词,而且还带着强烈的讽刺、挖苦、调侃和泄愤(王朔曾说他的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27]等情绪色彩。然而,知道分子经过媒体的征用和放大后,词义遂大大改变。有资料表明,媒体的始作俑者是《新周刊》,该刊于2002年3月15日刊登“向知道分子致敬”之专题,不久又专辟“知道分子”栏目,并启动了“知道分子工作室”[28].此后,《新周刊》“年度新锐榜”增添了“年度知道分子”的项目评选。近年评选结果如下:2003年:主持《华山论剑》电视直播的清华大学美学教授王鲁湘;2004年:《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潜规则”、“血酬定律”的提出者吴思;2005年,美国洛杉矶帕萨迪纳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美籍华人王受之;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饱受争议的性学研究专家李银河;2007年: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咨询师、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心理访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星夜谈》、《情感世界》等栏目特约心理专家李子勋。由于《新周刊》连续几年的造势,知道分子一词开始深入人心,有的报纸(如《南方都市报》个论版)甚至常年设置了“知道分子”专栏。

  知道分子一词的流行与知道分子形象的被塑造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大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知道分子的词义与形象。

  首先,知道分子是从知识分子阵营中分化而来的,这意味着他们与传统知识分子还存在着某些联系。但是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责任与担当在他们这里或者已淡化或者被置换,所以,他们虽然也会介入到种种社会问题之中,但谈论这些问题却常常是相对安全的。以近年《新周刊》所评选的年度知道分子为例,大概只有在吴思那里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而其他人则主要是传媒化的产物,有的甚至已成了被传媒娱乐化的人物。杨东平说:“现在所指的知道分子主要还是指那些和大众媒体建立密切关系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真正的眼光和立场。”[29]布尔迪厄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更是分析得入木三分:“他们想按照自己的形象,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尺寸,重新确定知识分子的面貌和作用。他们像左拉那样抛出《我控诉》,却没有写过《小酒店》或《萌芽》,或者像萨特那样发表声明,发起游行,却没有写过《存在与虚无》或者《辩证理性批判》。他们要求电视为他们扬名,而在过去,只有终身的、而且往往总是默默无闻的研究和工作才能使他们获得声誉。这些人只保留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外部表象,看得见的表象,宣言啦、游行啦、公开表态啦。其实这倒也无所谓,关键是他们不能抛弃旧式知识分子之所以高尚的基本特点,即批判精神。这种精神的基础在于对世俗的要求与诱惑表现出独立性,在于尊重文艺本身的价值。而这些人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却在现时的一切问题上表态,因此几乎总是与现存秩序合拍。”[30]布尔迪厄在这里批评的是法国的知道分子,但用到中国这里,也大体不差。

  其次,如果说知道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联系微弱,他们与如前所述的电视知识分子的关系却非常密切,这从《新周刊》编务总监周可的相关说法中亦可得到印证。他在接受采访时一方面解释知道分子是“‘知识分子’传统角色在现代传媒社会中的一种变身”。一方面披露了年度知道分子的评选过程:“年度‘知道分子’候选人是这样产生的,先由我们杂志社参照今年各知识领域知识分子的‘出镜率’与‘影响力’,以及对今年重大事件发言的频次(这可从GOOGLE和百度等搜索),选出10多位候选人,再吸收专家的意见和读者的投票,最后确定年度‘知道分子’。”[31]这里所谓的“出镜率”显然专指电视,而在电视上“出镜率”越高,其“影响力”自然也就越大。正是由于知道分子与电视等媒体频繁而亲密的接触,有人才描绘出“知道分子”的如下形象:“他们有他人无以企及的专业修养和广博知识,他们只为市场而不是为任何单一的人群服务;他们游走于学府和市场、书斋与传媒、讲坛和秀场之间;他们无所不知、处处发言,以知识来投资、把自己的名声当做品牌来经营。”[32]这一形象与电视知识分子的形象极为相似。

  第三,自然我们也需要看到知道分子一词与其指称对象的泛化,这意味着它并不能完全与电视知识分子划上等号。有人谈到知道分子的日常生活时,特意在电视台、电话采访、上网等等之外罗列出一个纸媒体,并指出:“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不屑在大众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但知道分子们不同,他们聪明地知道这是带来高稿费和高知名度的捷径。他们选择开一个千字的文化随笔专栏,把思想和见闻零卖;或者,他们干脆立一个中国李普曼式的目标,对国际时事指手画脚。如果他们旅游,他们绝不会放过把旅游见闻拿来连载的机会。以前贾平凹说三天不读书不可,三月不看报刊可,但今天的知道分子天天都会留心报刊的,这有利于巩固知道分子的常识边疆。”[33]现在看来,此说法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新世纪以来,许多报纸增加了“时评”版,而为了增加时评的力度,各报纸又把各行各业的一批专家、学者、教授请出书斋,让他们变成了报纸的专栏作者。但这批专栏作者的成份其实较复杂,其中有的希望借助于媒体传播某种价值观念,以此拓宽言路;有的则成了以此生财的职业写手。拿影响力来衡量,此类知道分子自然无法与频频“触电”的知道分子同日而语,但他们的出现显然壮大了知道分子的队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知道分子形成如下结论。从词的感情色彩方面看,知道分子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经历了从贬到褒或中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与媒体的炒作与放大有关,也与人们对知道分子的认识有关。相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知道分子显然是一种“降格”处理,这样它就卸下了知识分子的道德重负,祛除了许多人接受知道分子之称号时的心理障碍。不仅如此,还有人自愿把知道分子看做是等而下之之物,以此自谦,也以此与知识分子拉开距离(比如《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就总是强调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道分子[34])。与此同时,由于知道分子的出现与词的感情色彩的改观,也使电视知识分子得以成功地度过了自己的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电视知识分子遂成为一些人乐意接受的一个称谓(比如,《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就认为“电视知识分子”是他目前为止听到的最好听的一个称谓[35])。从事实层面看,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虽然有电视知识分子亮相荧屏并引起了一些议论,但此类知识分子毕竟人数还少,规模也小。而由于80年代过去不久,人们在打量电视知识分子时,不可避免地会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形成潜在的对比。而对电视知识分子的负面评价一方面自然是对他们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的追忆与缅怀。新世纪以来,由于大众媒介的呼唤与打造,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知道分子层出不穷的时代,当各种类型的知道分子(有人曾概括出知道分子的五张面孔,计有:体制知道分子,讲堂知道分子,咨询知道分子,媒体知道分子,时尚知道分子[36])借助于媒体的平台呼风唤雨时,我们拥有了无数话题,也获得了多种声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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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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