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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现代化与改革开放中国的历史定位

更新时间:2009-04-17 23:54:26
作者: 程美东 (进入专栏)  

  

  

  三、 指向——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形态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理论形态可说是五花八门、群芳争妍,诸如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未来学、依附论、新马克思主义等等,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这些理论大都着重于从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某个特定的角度来探讨现代化问题,因此每种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研究领域片面的缺陷,而且它们的理论多是根据各自所处的国家的现实发展之需要建构而成,其理论成果的普遍意义自然大打折扣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就绝不能不加选择地把国际上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照搬过来,据此而制定本国的现代化发展的具体方针、政策。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地理、人口状况极其复杂、特殊的国家,中国在探索、选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的指导理论时就遇到了罕见的艰难险阻。从自强论、中体西用论、君主立宪论、资产阶级民主论、法西斯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曾尝试过无数理论模式来推动现代化进程,但没有哪一种理论在实践中试验成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扫除了两大障碍---内部政府无权威、外部国家无主权,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良性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但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方案,我们长时期内却是茫然不知,并由此而走了一段坎坷的路程。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他深邃的眼光、朴实的形式,依据中国历史、特别是建国后的历史中的经验教训和国际、国内形势,依据不断进行着的改革开放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现代化理论——邓小平理论,从而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邓小平理论吸收了各种现代化理论的精髓,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立足于中国,放眼世界和未来,着眼于中国的发展,它符合中国的实际,又代表了世界先进思想潮流;它既有高层次的宏观透视,又有低层次的运行机制。所以,它的科学性与实践性形成了有机的结合,这也就确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42]。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针,邓小平理论有哪些独具特色的内容呢?我们还是对邓小平理论作一番简单的透视吧!

  第一,它规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独特发展模式。世界各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模式是各不相同的。早期内发式国家如英、法,采取的是殖民掠夺方式,迅速聚集财富,积累资本进行现代化的启动。此后日俄两国采取军事帝国主义,即对内搞渐进式改革、对外大搞军事扩张政策,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俄国在十月革命后,通过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由于忽视了经济、政治等社会改革,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有效提高,加上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破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最后以苏联的解体而告失败。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走上了以发展工业、外贸等为主的现代化道路,并于80年代一跃而为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可以说,日本是目前后发式现代化国家中搞得最成功的国家。而中国在1949年前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半殖民地地位,根本无法有效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当时国际条件的限制,我们长期处于封锁状态,我们又选择了传统的苏联模式搞现代化建设(大跃进期间,我们希图突破苏联模式,却在错误的轨道上滑得更远),使得几十年间我国的经济建设长期落后,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反而进一步加大。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搞四个现代化,要狠抓经济建设,并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模式。这种现代化模式的最主要特色就是马列主义目的论与价值论的有机统一。西方的很多现代化学者们从反共产主义的目的出发,从根本上否定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现代化模式的存在,他们认为“看来最好不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词,而采用功能术语来表达国家或私人所有和控制的作用以及各种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相关方面”[43],即把现代化看成是超价值的、超社会形态的社会发展过程,事实上则是资本主义价值模式的现代化;还有些西方学者反对社会主义价值的现代化建设目的性——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飘缈的,因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没有什么决定性东西,如果我们预设了一种目标并为之奋斗的话,有可能走向反面:“怀有完全良好意愿的理想主义者在最真诚的信念支配下犯下了最可怕的暴行……通往地狱之路铺满了良好的愿望”[44]邓小平鲜明地反对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论点,明确肯定了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主义目的。他多次强调,中国的现代化绝不能背弃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样,他就坚持了中国现代化的马列主义目的论与价值论。同时,他又指出,由于中国的底子薄、人口多、国力弱等特点的存在,在现阶段要大胆地吸收、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他一切社会的文明成果,采用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制度,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些具体做法当作资本主义制度而加以拒绝.他大胆地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模式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模式,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限制,使得中国现代化建设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经济手段,,从而保证了中国现代化的效率。

  第二,它指出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略上的异质性和现实中的共容性特点,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扫除了很多认识上的障碍,消除了人为制造的两极对立的紧张局势,争取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必需的稳定环境。社会主义本来是欧洲进步学者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时提出的一种美好善良愿望,由于马克思的科学论证才使之发展成为一种超越于资本主义之上的理想社会制度。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这种理想的未来社会的具体图景作出细致的勾勒,他们只是从进化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了其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一种社会形态,可是后来斯大林却把“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被加以经典化、教条化,成为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对立物,结果造成了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严重的自我封闭(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滞缓。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务实性,又坚持了原则性、战略性。他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资本主义的消亡哪来的社会主义的诞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从本质上说是先进与落后的对立,而不是我们过去长期信奉的单纯的意识形态的对立、甚至把非对立的东西也当作对立性的东西。

  所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45]、“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46]、“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7]。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资本主义并没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水平均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我们如何立即实行诸如消灭阶级差别、消除两极分化等等美妙动听的社会措施呢?恩格斯说得好:“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48]。对比一下我国在“大跃进”期间所犯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错误,恩格斯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击中要害。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而这个过程是相当长的。所以,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与资本主义国家性质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可以依据一定的国际关系准则相互往来,互相帮助,长期共存。这样,就彻底摆脱了两极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为中国现代化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

  策三,它规定了中国现代化战略步骤和战略重点。追赶型现代化建设不象早发式现代化进程那样,可以有一定的随意性、试验性,追赶型现代化建设一方面必须考虑到既成的现代化经验、教训,又要考虑到自己的特点;既要继承,又要创新;既要追赶,又不能过多地磕磕碰碰。这就要求追赶型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可行性的战略计划,这个战略计划必须要宏观上规定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大致经历的阶段,比较精确地预算经济增长速度,大致选择一种或几种适合自己特点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体确定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邓小平在制定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时,并没有明确地作最终的量化规定,只是从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比较的角度提出了一个较近的量化目标————21世纪中叶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并由此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四千美元”[49]。为了保证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稳步实现,邓小平强调要采用波浪式前进的方式来发展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每上一个台阶后,集中整治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再迈向新台阶,如此不断,经过不断的量变的积累,最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50]。波浪式发展方式的实现,必须要选择科学的符合进步趋势的产业发展战略。邓小平从已有的国际经济增长规律和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指出中国要重点抓好三个支柱产业的建设: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与科学。应该说,这种认识极富远见,战略制高点和现实的立足点都把握得很准确。农业虽然不能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主导产业,但中国的十几亿人口所需的粮食绝不能象一些小工业化国家那样可以借助于进口加以解决,而只能依靠自身生产来满足。所以,中国的现代化绝不能偏废农业,而必须在农业用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考虑如何使粮食产量不断增加(据专家估计,按照目前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到2041年将达到15.2亿的高峰,到2160年左右才减至9亿左右[51])。只有把农业放到一个战略重点位置上,我们才能解决减少耕地又能提高粮食总产量这一大难题。能源与交通是工业化所必备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国现代化由于是在整个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开始的,又缺乏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能源与交通业的发展极其落后。建国后,我国在这方面已有了极大的进步,但与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的水平还很低,与我们现代化发展的加速度的要求之间存在供给不足的矛盾。因此,能源业与交通业是我国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任何事业的发展归根到底,都是科技、教育发展的结果,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进步的取得都是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带来的,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在人类社会正向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迈进,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科学技术、知识以亘古未有的速度增长(这正是目前人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社会的缘由)。一个国家如果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了,就意味着它的真正落伍、长期落伍。现代化最关键、最基本的就是科技现代化,而科技现代化的基础就是教育的现代化。把科技、教育定位为现代化战略重点中之重点,这是邓小平着眼于现代化发展实践之战略目标而作出的伟大决断。

  第四,邓小平理论从宏观上勾画了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发展目标。对于现代化目标内容的理解,有些西方学者们从量化的角度加以规定,这样的做法是欠科学的。现代化水平的衡量当然要重视定量分析,但对其目标的确定只能从定性的角度着手,因为现代化涉及到社会的层层面面,各部分之间关系又错综复杂,岂能简单地用数字一分为二?邓小平从定性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化作了规定:富强、文明、民主。所谓富,就是人民生活水平要不断提高,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所谓强,就是国家的整体实力要强大,即经济力、政治组合力、国防力、外交能力与国际地位等等的综合。所谓文明,广义上指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但在这里侧重指精神文明,即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谓民主,即指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要提倡一种公正、公平、和谐而又不失秩序的生活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每个人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能保证集体事业蓬勃发展.富强、文明、民主目标的实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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