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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云 吕增奎:西方学者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

更新时间:2009-02-20 00:07:25
作者: 吴晓云   吕增奎  
中国的投资将达到每年4 万亿美元,出口额增加到5 万亿美元。但是,中国企业和银行的赢利水平不可能提供达到这种投资规模所需要的资金,中国农村的储蓄率也无法提供如此之多的资金,中国的出口到2012 年也不可能高出出口大国德国3 倍多。因此“, 中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不可能以目前的模式继续增长下去”。

   其次,中国转向可持续发展模式面临着许多挑战。多年来的持续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环境恶化变得非常严重: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问题,包括水污染、水资源的分布不均和洪涝灾害问题;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土壤流失和土地荒漠化正在加速;快速经济增长也伴随着能源需求的加倍增加,而机动车使用的快速增加导致的能源需求和污染问题也将加大中国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人口增长过度加上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严重地影响到住房、食品和交通,也必然导致污染的加重。这些问题都对中国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重大的障碍。

   最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反过来又对经济增长构成了严重的障碍。在这些社会问题中,人口、失业和不平等问题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尽管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大大下降,但是人口却快速老龄化,这就带来了养老和医疗保健以及老年人护理的问题。按照国外学者的估计,中国城市的失业率大约是12.3 %。如果加上1.5 亿到2 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的失业问题将更加严重。因此,中国必须维持10 %的增长率,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人口和失业问题的恶化将会加剧已经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并造成新的贫困人群。这些问题将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从而威胁到中国政权合法性的第二个基础——稳定。

  

   2. 稳定的难题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西方学者就已经指出,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些社会紧张和冲突必定会加剧,并在中国的政治中产生出新的紧张和力量。从1993 年到2004 年,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从每年8700 起增至每年714 万起,2005 年则增加到了817 万起。从20 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因此, 美国学者白思鼎( Thomas Bernstein) 认为:“到21 世纪初,社会的不安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正常特征。”中国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原因包括最近数十年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地方政府或那些关系者的非法行为以及中国国家的治理缺陷或制度失灵。

   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扩大了大众的经济社会要求和利益冲突,但是地方党政官员控制了合法的政治渠道,而公民既缺乏独立的政治渠道来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又缺乏合法的渠道来制约地方政府对自身权益的干涉。结果,公民走上街头公开表达不满,促使上一级官员来解决自己的不满。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形成了一种更公开、更坚决和更发达的政治文化,即公民更不愿忍受不公正、腐败的官员,并且更愿意走上街头寻找解决办法。然而,中国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减少暴力”、“作出经济让步”和“制度改革”策略“进一步鼓励了更多的抗议活动”。因此,中国面临着“重大的社会管制危机”,并且“政府的失灵致使矛盾变成对抗性和危险的矛盾”。

   虽然就这些“群体性事件”并不具有公开的政治性并且产生于改革所造成的经济不满而言,它们并未对政权的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它们却对国家的稳定构成了长期的严重威胁。因为它们削弱了国家的有效管理能力,破坏了一个健康的法律制度的发展,并且为将来更极端的抗议活动形式奠定了基础。

  

   3. 民族主义的反冲

  

   大多数西方学者都注意到,自从20 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他们把这种情绪归因于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弱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共产主义的,那么它必定是更为民族主义的”。此外,从20 世纪8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把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因素。

   在绝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不论是官方引导的爱国主义还是民间形成的大众民族主义,都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因而并不是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的长久之道。因为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合法性无法消除腐败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无法补偿经济管理不当所带来的损失。而且,民族主义情绪一旦释放出来,就难以得到控制。这时,党和政府就会面对一个两难的选择:压制爱国抗议就会激怒一部分人,助长反对派的力量;而放任民族主义情绪就会招致外国——尤其是日本和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然而,中国又需要与发达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吸引外国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从而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4. 反腐败斗争尚未取得成功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腐败是所有转型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但就中国来说,造成腐败的主要原因更为复杂,不仅有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的转轨,也有思想文化的来源和个人心理的根源。第一,经济改革造成从中央权力向地方和各部门的大规模下放,从而使各级地方和机构的自由权大大增加,而政府执行和监督的能力却大大下降, 从而造成了许多规范上的真空和模糊性。第二,从思想文化的因素来看,经济改革带来了“赚钱热”和“先富热”,使人们不再关心公共和社会道德,从而造成了“‘精神’或‘价值’的危机”。第三,就个人心理的根源来说,经济改革政策使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党政官员收入的增长却非常缓慢,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差使腐败似乎成了后者的“唯一选择”。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官员既有滥用权力的自由和动机,又有这样做的空间。

   在西方学者看来,腐败问题既是中国改革的“阿基里斯之踵”,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因为它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死攸关的合法性危机。由于没有外部的资源来制约官员,因此,解决腐败的唯一武器就是反腐败运动。然而,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似乎并未阻止腐败数量的下降,反而使数量的增长越发迅速,而且从低层次的腐败向高层次、高风险的腐败发生质的转变。因此,一些西方学者建议,虽然中国共产党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遏制腐败状况,但是除非进行更广泛的政治改革,消除腐败的结构性根源,否则这些措施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四、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存在漫长的专制文化和历史,而且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是为了适应国际秩序,先于而不是发生在政治改革之后,民主化也存在诸多障碍。另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中国的民主化是可能的,因为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而且中国已经出现了民主化的迹象。甚至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到2015 年将会实现民主化。

   至于中国民主化的路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政经合一的体制,经济的危机导致政治的危机,从而带来政治民主化,例如,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中产阶级与社会运动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国家的自主的公民社会,使公民形成了权利意识,进而带来政治的民主化,例如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然而,中国的政治并未按照西方学者所指定的路线发展,也未出现他们所预测的前景。因此,大多数西方学者主张,由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因素是如此复杂,国家是如此之大,历史是如此之悠久,现代化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因此,在预测中国的未来时应当慎之又慎。因而,尽可能地列举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成为许多西方学者所采取的策略,其中有三种比较明确的观点: (1) 民主转型; (2) 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3)走向非自由主义的民主。

  

   1. 中国的民主转型

  

   许多西方学者都认定中国目前尚不是一个民主政体,而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则是民主转型。但是,他们在民主转型的路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少数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脆弱的,陷入了统治危机,从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将会出现崩溃,最终走向民主。换句话说,中国将通过暴力、激进的路径走向民主。然而,大多数西方学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将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走向民主。他们通过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趋势来论证民主的可能性。就经济发展趋势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治民主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如果社会经济的变革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中国将会在未来的20 年内转向自由民主制度。而中国政治之所以没有出现民主化,是因为“中国尚未达到民主转型所需要的收入水平”。在他们看来,经济增长、新兴的公民社会、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国际权力的制度化和去政治化、国际压力、具有远见的领导人和选举的遗产将会帮助中国产生一种新的民主制度,“2020 年将是中国民主化的‘最早’期限”。

  

   2. 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尽管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应对和适应了这些挑战,能够继续执政下去,因而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会发生诸如崩溃或民主化等之类的重大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会停滞不前”,因为“中国存在的政治和社会上的动力正在发挥作用”。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结构重新进行了调整,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尽管很少从改革中获益并且遭到排斥,但老年人、由于男女性别比率失调出现的单身汉和新的贫困群体在政治上并未表现出积极性,对民主也没有多少兴趣;作为改革期间新兴的群体,中产阶级和私营企业主是中国政治现状的受益者,因而更倾向于维持现状。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出现了数量前所未有的“群体性事件”,而且这种社会动荡状态似乎将会无限地持续下去,但是许多社会骚乱和不满是在特定地点和时间针对特定的不公的,并不是针对党和国家本身的。此外,各地出现的社会骚乱事件是孤立的,并不存在联结起来的可能。换句话说,中国社会的不满群体在地理上过于分散,不可能形成广泛的社会运动,因而几乎没有形成组织化成功的潜力。而政府正在全力同社会的上层群体合作建设“和谐社会”,同时采取更多努力来平息社会底层的不满。因此,从这些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发展前景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似乎“并不是在走向民主化,而是走向精英主义”。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它在领导层、党政关系、党员和组织结构、基层组织和意识形态上都处于一种萎缩和调整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将会无限地持续下去。尽管每一项政策调整解决了某种萎缩,但是每一项调整性措施带来了新的预期和问题,从而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不过,正如萎缩并不一定导致最终崩溃的必然过程一样,调整也不会带来政治稳定和可持续性的乐土。因此,稳定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稳定,而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许多改革表明它接受了“动态的稳定”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中国共产党按照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就可能在体制内引入更大的政治竞争。

   但是,这种政治竞争并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因而是一种有限的政治竞争。因此,就像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是渐进性的。在这种谨慎和渐进的改革过程中,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折衷型国家”(eclectic st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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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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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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