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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云 吕增奎:西方学者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

更新时间:2009-02-20 00:07:25
作者: 吴晓云   吕增奎  
在他们看来,这些变化都是中国走向民主的重要方面和表现。随着这些领域的发展,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将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正如美国学者约翰·桑顿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正在发生很多变化,在政府中、在共产党内、在经济领域中和在一般社会生活中,这些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并进而塑造中国政治的未来。”

  

   1. 村民选举:中国的民主之路?

  

   选举被西方学者视为民主的标志之一。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选举,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在中国的各项选举改革(人大代表选举、社区选举和村民选举) 中,最受看重的是村民选举。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认为村民选举与中国的民主前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村民选举最接近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和实__践。因而,村民选举被誉为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改革之一。

   对于中国村民选举和地方民主的意义,西方学者认为: (1) 村民选举大大促进了中国广大乡村的民主参与和自治。(2) 使许多中国人获得了竞选直选实践的经验,也使许多人了解了民主选举的过程,村民选举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民主培训基地。(3) 农村居民的政治化进程改变了他们同村委会尤其是同村主任的关系,村民直选使村

   支书退于防守的地位,从而促使党组织越来越倾向于在选拔村支书时把村民选举制度因素考虑进来,因此,即使目前还不能直选村支书,至少也要间接地由村民民主投票产生。(4) 村民的政治化不仅体现为村民参与地方政治愿望的增强,体现为村民习惯于同政府干部面对面地“依法抗争”,还体现为农民加强了同村干部的接触,最终催生了农民的公民意识。

   不过,一些西方学者也指出了中国村民选举所存在的问题。首先,中国国内对待村民选举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工具主义地看待村民选举,把村民自治视为达到一系列外部目标的手段,没有对民主本身进行讨论,无视一些农村村民自治中出现的民主责任。

   其次,村民选举并未使村民成为真正的公民。因为村民选举使公民意识仅仅局限于经济权利,而很少要求更为广泛的结社、表达以及未经许可的参与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因此,中国的农民被看成是处于臣民和公民之间的位置上。

   最后,作为中国的一项基层政治改革,中国村民选举的步伐并不均衡,而且还存在着质量上的问题。简而言之,在经过多年对基层民主的推动之后,民主选举尽管已经扎根于中国的农村,但依然存在极高的退却风险。尽管乡镇直接选举的试验表明推动更高级别选举的诱因正在增加,但是中国的“高质量民主”——乃至全国的“高质量民主”——依赖的并不只是良好的村民选举。

  

   2. 公民社会的兴起

  

   社会团体的快速发展是中国改革时期的突出特征之一。大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公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兴起和发展起来,主要是因为党和国家从许多“社会领域”中的“战略性退出”。同时,他们注意到,自20 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第一,国家改变了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后果日益凸显,下岗工人日益增多,政府机构进一步缩减,政府放弃的职责越来越多。这些变化带来了扩大社会团体的必要性,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与此同时,社会服务的多元化已经成为生活的现实,志愿组织在提供基本服务方面成为国家的补充。因此,国家承认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团体发展的必要性,也承认了它未曾帮助发展的那些社会团体。第二,去政治化的公民社会的出现。与20 世纪80 年代相比,关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化利益群体的各种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参与到社会管理过程中去。但是从代表社会下层表达意见、支持个人权利和利益以及支持扩大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等方面来看,这些新的社会组织回避政治社会和政治, 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公民社会。第三,中国公民社会的国际联系日益加强。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外部因素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必要的外部条件,国际发展机构、社会运动和全球公民社会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强。中国的环境保护、艾滋病预防以及同社会和经济公正有关的非政府组织日益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系,不仅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运动来表达中国人的关切,而且直接与国际伙伴一起工作来改变中国的状况。

   公民社会被西方学者视为测量中国政治进步的一个有效准绳、民主化的催化剂和衡量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指标。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反映了公民自由的增加”,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因为它们在社区内扮演着重要的教育者角色,为提高公民的参与程度提供了重要的激励,能够充当反腐败的壁垒,为引进国际民主思想和实践提供了渠道。

  

   3. 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地位的提高

  

   西方学者中很少有人相信法律、立法和立法机构在中国这样的一党制国家中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的立法、立法政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缺乏兴趣,认为这些并不是重要的学术研究主题。尽管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注和研究较少,但是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发现,经过多年的政治改革和发展,作为中国的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提高,逐渐成为一个有效的代议机关,从昔日的“橡皮图章”逐渐变成了“钢印”。欧博文(Kevin O’Brien) 认为,从1978年到1989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经过一系列改革后,全国人大代表开始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同党和政府官员讨论国家政策,对国家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们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并不一定能够扮演关键的角色。因此,从1978 年到1989 年这十年的发展来看,全国人大开始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占据新的位置,尽管并不是走向一种自由多元主义的发展——西方的议会制度,但也不是没有变化。他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些具体的变化表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在立法、监督、代表和政权支持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默里·斯科特·坦纳(Murray ScotTanner) 认为,党、国务院及其各个部委和全国人大是中国立法的主要机构和主体,但是在立法过程中这三个立法行动者的权力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全国人大对立法过程的影响和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加。日本学者加茂具树认为,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全国人大改变了对政府提案不进行修正、只是简单表示承认的局面,正在逐步扩大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作用,积极对国务院的提案进行审议和修正,从而改变了被人称为“橡皮图章”和“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的尴尬角色。毫无疑问,全国人大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不断得到加强,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之一。韩国学者赵英男通过对中国地方人大的研究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加茂具树的观点。他认为,到20 世纪90 年代初,中国的地方人大通过采取获得党的支持和同政府合作的战略实现了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的目标。此后,地方人大开始积极建立新的监督措施,对政府和官员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同党和政府一道成为地方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行动者。

  

   4. 法治:正在走出法律工具主义范式

  

   中国的法律制度是西方学者最关注的政治领域之一。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经过30 年的发展,中国的法律制度取得了巨大进步,法律和司法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中国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第二,20 世纪80 年代在中国盛行的“法律工具主义”思想已经被“法治”观念所取代;中国人的法律意识不仅不断高涨,而且权利意识也从幼稚、批判和模糊变得明确详细。第三,司法系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官和检察官的素质得到了提高,私营律师行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司法系统总体的专业化。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学者也指出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和独立司法体系所面临的诸多障碍:第一,个人关系妨碍着司法的公正,法律条文与执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第二,中国的法律体系特别是司法体系的现代化建设缺乏资金和人力资源。第三,地方官员实际上控制着司法系统,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总体来说,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问题在于如何在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同时不危及一党制领导。

   在西方学者中,对于中国法治的总体评价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在过去30 年里中国在发展法律和法律制度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是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因为中国法律和法律制度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为日益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提供一个框架和运用法律来控制和约束党政机构,并不是真正地致力于法治和促进民主。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尚未成为一个“法治”国家,而是处于正在走出法律工具主义的过程中,正在缓慢地建立一个“法治”体系的各种要素,提供限制国家或私人权力滥用的机制,为公民提供了可以按照法律来维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希望。第三种观点认为,由于历史、政治制度、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中国的法治将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其主要特征包括:一个日益市场化但公有制仍然发挥更大作用的经济;一个党发挥领导作用的非民主的政治制度;一种强调稳定、集体权利优先于个人权利的权利理论。当前,中国正在从一种把法律作为党和国家合适控制手段的法制制度走向一种法律能够对党和政府进行重大制约的法治制度。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正在走向自由民主法治观的假设是毫无根据的,中国过去30 年里的最大管制创新之一就是向法治转型。与花费了数百年才建立了法治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法治在不到30 年的时间里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

  

   三、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

  

   合法性理论目前是在西方的中国政治研究学者中正在流行的理论。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自从1978 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政权合法性危机:第一次发生在1978 年,中国的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和道德激励或者领袖的个人魅力转向经济表现和物质激励或者革命遗产;第二次发生在20 世纪90 年代初,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基础逐渐转变为经济增长、稳定和民族主义。当前,中国正在面临着第三次“政权合法性危机”,必须再次进行“合法性”的转型。首先,国家由于能力下降而无力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其次,社会群体性事件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增大,组织性日益增强,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危险;最后,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造成了中国政权的深度合法性危机。因此,正如美国学者傅士卓(Joseph Fewsmith) 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不可能再依靠持续的增长,而是取决于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取决于正式程序规则和使民众形成正义感。

  

   1. 经济增长的困境

  

   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成功的。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的经济以每年将近两位数字的速度增长,从经济总量上来看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从购买力上来看中国仅次于美国。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经济大国。因此,经济增长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基础之一。

然而,中国经济本身不仅面临着继续增长的问题,而且带来了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将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来源就存在着问题。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使经济增长难以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如果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去,到2012 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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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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