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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21世纪的中国:法治人权、自我认同和国际责任

更新时间:2009-01-03 13:17:55
作者: 蔡定剑 (进入专栏)  
如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等表达自由受到较大的限制,新闻自由没有保障,有的言论会受到事先限制和事后追究,而这些权利是其他权利实现的条件和保障。宪法未赋予公民罢工的权利和迁徙自由。二是没有违宪审查制度,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或政府行为得不到救济和有效处理。三是公民缺少自保的权利,特别是没有结社自由、工人不能组织集体谈判。本来,对人权的最好保护是公民有能力进行自保,自保最有效方法是公民可以自己组织起来。目前公民还不能自由建立自治性质的NGO,更不可能建立独立的工会等等。这些人权的保障制度,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更好地实现。(看法比较冷静客观——红叶)

   中国要保持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也需要调整政治权力结构以适应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的变化,以解决日益不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分配不公平问题,满足社会多元化的利益和权利多元化的诉求。当前中国面对贫富差距,腐败和犯罪严重,诚信道德危机等众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挑战,人们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

   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人们也越来越担心改革的动力越来越不足,再次进行政治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由于在过去30年改革中富裕起来的经济精英、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担心既得利益受损,广大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的状况需要改善,改革已经不再是帕雷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不太可能像改革初期那样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资源重新配置,使所有人都受益。当前的改革需要作出利益分配的调整,部分既得利益将受损。这种要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不触及权力关系的调整是不太可能的。在现有体制下,改革凡触及既得利益时都可能导致流产和无果而终。这样中国就可能在若干无效的政府改革和政治改革后,导致激进主义思潮的膨胀。中国是个大国,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激进主义思潮是很容易出现的。另一种可能是,共产党超强的政治控制力可能使充满矛盾和人们相当不满的社会仍维持较长的时间。这种情况下,中国变革的危机性可能增大,变革可能由某种社会危机引发。

   中国不是没有可能避免危机,这就是需要建立政治共识和政治信仰,通过发展民主,加强法治和保障人权,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在经过30年经济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提上重要日程。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是解放思想,以求建立一种政治共识。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民主制度,它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并将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民众的条件。民主也是更好地保障人权,是中国崛起后承担国际义务的政治基础。

   中国政治制度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官员责任倒挂,由于政府并不是真正的民选,各级政府官员对上(上级党的领导)负责,而不对下(人民)负责,政府官员急于在经济和城市建设方面做出政绩以取悦于上级领导,而不是真正服务于人民。所以,有时官员的政绩冲动与公民的利益并不一致的。官员有时以损害公民利益方式才能取得更大的政绩,如城市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就是如此,33 从而造成城市拆迁中的尖锐矛盾。34 看来,胡温上述很好的政策能不能真正实施,关键在于执政党能否成功地实施政治改革、实现政治转型。如果没有政治改革改变权力关系和结构,这些良好的政策就难有保障。在中国,只有先实行民主化后,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人权。正如Roman Herzog先生所说:在西方各国,先是有了人权和自由,然后才实现了民主化。但是,在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过程可能恰好与西方所经历的发展过程相反。在这些地区,只有经历真正的民主化才能逐步尊重人权,因为公民越来越理解人权,相应也会要求更多的人权。”35

   在过去30年,中国立法发展也像经济发展一样的快速。从1979年开始重建法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大量立法,到2007年底共制定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21件,36形成了以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体系;国务院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近600件,全国32个地方人大制定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37 中国的司法职业迅速发展,从1979年重建司法机关,已经建立了四级审判机构,有约20多万司法审判人员和20万的检察人员,有13万左右的律师。律师从原来的国家公职人员,变成了独立的法律工作者。

   1996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并且写进了宪法。中国有了法律、有法官和律师,但还没真正建立起法治。首先是没有人民对法律的信仰,从官员到百姓尊重法律的意识还很差;其次执法机关不能有效地执行法律,即使有效的司法判决,常常很难得到有效的执行。再次,很多的纠纷得不到司法的救济,很多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和敏感的民事案件(如房屋拆迁)法院不受理。法律难以有效施行的原因很多,如立法质量很差,大多数的法律都起草于政府各部门之手,这些法律总是力图扩大政府管制和行政许可的权力,模糊其责任,加大公民和社会的义务。司法人员的腐败现象也相当严重,使法律和司法的权威严重受损。中国要走上法治,树立法律和司法的权威,需要制定良好的法律,这也需要以民主制度为基础,如对立法机关进行改造,使它成为真正的民意代表机关;也需要进行司法改革,提高法官素质和实行司法独立。法制改革也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原因到位,解决措施可行。——红叶)

   中国有可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吗?在1980年代未,当时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时,就进行了一场后来带来悲剧的改革。后来政治体制改革被市场经济改革所替代。政府把人们带入一个全民经商和追求经济利益的时代。这个结果使那些原来最关心政治和充满政治热情的大学生也都对政治冷淡了。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利益使政府官员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成了既得利益者,现在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明显不足。但市场经济改革也产生了另一后果,公民社会正在形成,来自公民社会的维权行动如火如荼。

   近30年来,公民的维权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公民开始了经济利益的维权,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90年代未,公民对权利的关注发展到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和受教育权等;2003年后,公民对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诉求成为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反对政府强制拆迁和征用土地以保护私有财产的斗争,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和迁徙自由的追求,不断挑战收容遣送38和户籍管理制度,反对就业歧视,要求平等的劳动权和受教育权利的诉讼等。不仅如此,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诉求越来越强烈,从要求参与政府决策听证、立法听证,到挑战违宪审查制度,竞选人大代表。这些公民的权利诉求,不断地推动着人权保护制度的变革。

   政府对不断提出的公民权利诉求作出回应,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对话互动机制,从而有利于减轻社会冲突和避免危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不太善于与公民互动,当公民批评政府或采取街头行为表示自己的意愿时,都被认为是反政府行为,而受到法律处罚。现在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有时一些公民的群体性抗议会得到和平解决,政府也学会了容忍和妥协。2006年重庆一“钉子户”在政府的强制拆迁面前坚持抵抗,在媒体广泛的公开报道下成为一个影响全国的公共事件,最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开发商与“钉子户”达成了补偿协议而使一场激烈的对抗得以解决。2007年,福建厦门市居民为反对政府在城市附近建有害化工厂,采取集体“散步”的方式表示抗议,使政府改迁了化工厂。2008年初,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上海。39 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在1980年以前,政府通常会采取强力的方法处理,而不是接受民众的意见。

   可见,政府与民众之间开始出现良性互动,40而不是“恶性互动”。41政府不再把公众的诉求都作为一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加以压制,而是面对公民社会的权利诉求挑战采取积极态度,并对发现的问题不断进行法律和制度的改革。政府如果能这样做下去,就能通过法律化的途径走上民主和保护人权的路。在这条路上,民间对改革的推动已经越来越不可忽视,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强有力动力,但政府仍是改革的关键。

   中国实行民主化转型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全世界,因为中国已经与世界经济联系如此紧密,相互影响如此之大。中国的民主转型,需要有全民价值观的自我认同,而这种认同是在扬弃地继承传统儒家道德文化的基础上,把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正义等价值观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在21世纪,维护世界和平和保护人权仍然是国际社会需要各国合作的共同的目标。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中国将是一支和平的力量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一点与中国是否民主化关系并不大,因为它是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使然。儒家文化是一种内敛性文化,而不是扩张性的文化。孔子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主张君子只要以礼待人,就能使四海之内的人成为兄弟。当他的学生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时。孔子说,需要三个条件即“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应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是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缺少信任,政府就难以维持。”?42 可见儒家文化不主张以力治人,不主张通过武力称霸天下。而主张以德治人,以仁爱之心使天下人信服。所以,中国历史上既使是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也都喜好守土,不喜扩张;安于治内,而不好攘外。43 古代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文化的软权力(Soft Power)实现的,而不是依靠侵略扩张或武力威胁。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恐慌,是对中国文化太缺少理解。(说得不对。中国和俄国一样,领土主要靠扩展取得,与美、法不同。历史确是如此。当前国际上对我们崛起的恐慌,这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红叶)儒家文化有一核心的为人准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信奉这一点。这一点如果也成为国际社会的交往原则,国际社会将会有更多的相互尊重和更少的强权和战争。中国如果真正强大起来,它将肯定是一支有利于和平的力量。

   在保障人权方面,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取决于中国政府对人权的认同程度。中国早就承认了人权的概念。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对人权有自己的解释,它认为集体的权利高于个人的权利,民族的生存、发展的权利比个人的人身自由更重要。中国1982年宪法就承认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但长期以来仅仅是通过社会政策手段来推动它的实现,并且保护的是集体权利,不能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来保护个体的这些权利。只是近几年来才把它上升到可由法律保护个体的权利,如对私有财产的司法保护。在传统的公民基本权利(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认同有较大的差距。在人身自由、言论表达、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以及政治参与和知情权等政治权利方面,中国政府出于政治统治的考虑,更多地持保留态度,这些权利没有具体法律加以保护,更难以通过司法救济实现。

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认同的差异,必然造成中国在国际援助和人权合作方面与西方国家在理念和做法上的矛盾和冲突,如对一国的经济援助是否要考虑人权标准。中国要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对人权有更大的实现途径的认同。仅承认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建立和完善的制度切实加强对国内人权的保护。这方面,中国也正在取得进步,在公民社会的推动下,通过法律的途径,一步步加强了对公民人身、自由、财产等的人权保障。但在政治权利保障方面进展缓慢。过去认为只有通过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和党的权力的合法性,这种想法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站在中国改革30年后取得巨大经济成功的高点,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认识到没有下一步的政治改革,中国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错过改革时机,21世纪的中国堕入由经济社会危机引发的社会动乱也不是不可能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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