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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改革三十周年的回顾与反思

更新时间:2009-01-03 04:22:51
作者: 陈志武 (进入专栏)  
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跟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离不开的,这两种工具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后需要有一个制衡,老百姓将钱交给政府的官员以后,需要对他们进行监督,最后汇总起来的钱怎么样花,花在哪里,都是涉及到很实际的问题。比较实际的例子是,乾隆时期政府权力再怎么没有限制,但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和损害是很有限的,顶多就是把205万北京民工的收入挥霍掉,而现在就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而最极端的情况是十二亿三千万人民的收入被挥霍。这个权力制衡和权力架构的重要性就不再是抽象的术语而是关乎群众腰包的问题。

  

   另外我想讲最近关于新左,新右,老左,老右的争论时,讨论到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在没有可靠的法制和民主政治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不是照样很高吗,所以有人讲民主宪政和经济发展没有任何的关系,有些文章讲到了一些原因我就不重复了,我想要强调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主宪政的发展已经是不可逆的了,因为越来越多的钱集中在政府手上,如果这方面缺乏制约,带来的问题会不可收拾。

  

   刚才讲到的是收入在政府,民众和城镇居民之间的分配是怎么样的一个图景,下面我重点讲一下在存量方面,也就是资产结构方面大致的配置情况是怎么样的,这里我主要是将政府相对社会的对比,因为我们将收入差距等问题时,往往是把精力放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情况,现在我是将国家和社会间的财富配置情况。我给出几个数字,一个是到06年底的时候,根据国土资源部等资源机构做的一些估算,所有的国土资源的价值大概是50万亿人民币,另外李荣融在《求实》上登出的一篇文章,大概是07年10月的一期吧,06年全国有十一万九千多个国有企业。大家平时可能比较关注的是150家左右的央企,但除了央企之外地方政府拥有的国企数量更大,加起来是这个数字。所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加在一一起是29万亿人民币,平均下来每个国有企业的资产是2.4亿元。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资产加在一起总共是79万亿人民币,这是06年底的情况。回过头去看看去年政府可以花的钱有多少,除了5.1亿的预算财政之外如果我们假定土地和国有资产每年的增值速度和GDP的增速是一样的话,就是79万亿乘以11.4%,大概是9万亿多一点,与正式的财政税收相加的话,是将近15万亿万亿人民币,排除掉1.6万亿国有资产的利润(这是一个流量的概念)所以国家去年可以花的钱大概是15.7万亿人民币,除以25万亿的GDP的话比例会比较高。我们看看国家财富在政府呵民间是怎样分配, 05年底根据发改委发布的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10.6万亿(不包括农民资产的价值),我大致的估算了一下,现今中国社会的资产性财富有76%掌握在政府手里,24%是在民间。

  

   这样做估算可能跟我们的印象相反,因为我们感觉这些年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私有化在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按理说中国社会资产性财富应该是更偏向于社会而不是政府。但总体还是有些改变,要不是98年的政府市场化的改革,让大家至少在房地产这块让大家有了一部分资产的话,现在民间所占的财富说不定比这个四分之一还要少。这样的一种在民间和政府间的财富分配结构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很多。这种由国家作为资产性财富的所有者,在过去三十年中国需要快速的工业化的时候,起到了非常大的正面作用。相比印度而言,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别,八九十年代,印度主要是私有制经济,但是印度的资本市场不是太发达,所以印度在过去十几年即使政府想要快速的发展工业化也很难,因为印度不是公有制国家,所以不能通过公有制集中资源到政府手里,加快资源配置速度,同时私有制又不象美国那样发达,所以印度既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又没有公有制所带来的资源集中便利,发展工业化会比较难;在中国,虽然不能快速的发展资本市场,但在过去三十年总体的公有制之下,如果想在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发展上还是有投资的便利的。这种好处到现在或许再过去三十年,好处可能会大于坏处。我们今天总是在靠战略投资发展发展经济,以至于有时将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等同起来,当一个生产容量(Production Capacity)到达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时候,再去把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就过时了。经济建设是一个生产的概念而不是消费的概念。前些日子和孙大武先生有过接触,他在建一个很大的工厂来养鸡,有很大的生产流水线,他说现在的最大的问题不是生产能力的扩大,他的流水线都开工以后可以养三千万只鸡,现在的问题是消费跟不上。这就是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充分利用了过去两百年工业革命的发展带来的好处了,生产能力到达了完全过剩的水平,这个时候还有政府来独占生产性资产的话最后必然会使中国的内需没办法上升。我最近也在纳闷,大家都在说中国的产业结构要转型,太多的分量放在重化工业,产生太多污染,造成太多浪费,这也是在座的老师强调比较多的有发展第三产业,还有改变发展模式,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些方面想起来都和国家资本家关系很紧,因为当国家掌握资源分配的权利时,会将钱花在投资第二产业的发展,才会出现孙大武先生讲过的生产能力扩大后没人去消费这些东西的情况。最近我单枪匹马的在倡导要尽快实现真正的私有化,坦率讲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要将所有的国企资产最好是将国资委旗下的所有企业都归到一个基金就是国民权益基金,将这个基金平均分成十三亿份在国民中作私有化,这样是最后一次机会让所有老百姓分享一次全民所有的成果,否则表面不说但背里一直做私有化会让大家无法接受。我这样说的主要原因是将资产升值与消费预算的方程式连在一起,这样财富效应最后一次可以还给老百姓。

  

   刚才政府的掌握财产和支配结构方面的数据我就不多讲了,重点我还是要讲继续维持国有制体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哪些。刚才也讲过了,一种安排是政府掌握大量财富,另一种是大部分财富由家庭掌握,这两种安排之下最后所带来的最后的行业和产业的需求结构会很不一样,因为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时候,任何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长马上会转变为与消费有关的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就是需求结构(Demand Structure),而在政府掌握财富和配置权时,肯定会带来更多的资本产品(Capital goods)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GDP增长越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就越多。所以在这两种所有制的情况下所带来的需求结构是很不一样的,在私有制的安排下,更容易让轻工业和第三产业有发展的机会。这两者在私有制下的需求会比较多,而重化工业在国有制的体制下需求会更多,这一点也不是巧合的,苏联,东欧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普遍倾向重化工业的原因也是如此。产权结构的不同所带来的Demond Structure的不同会影响产业结构。

   我想到97到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作为更大的消费者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国家花更多钱来刺激消费,对扭转危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全球经济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等原因越来越不景气,中国是不是还可以用同样的办法让中国的经济一枝独秀?这次肯定是不行的,大家知道,97,98年大量的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投资回报比较好,利于加入世贸后出口的增长,那时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今天大家知道公共交通已经做的比较好了,再往这方面作比较多的投入所得到的回报会越来越有限,所以亚洲金融危机时办法到了今天面对次贷危机就没法再使用了。所以我会建议将国有产权分到每一个老百姓身上,使收入的基数有比较大的增长,可以让中国的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驱动型。这样可以实现我讲过的消费收入的第二种方式,使公民由无产者变为有产者,最后会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带来根本性的积极影响。

   图4:投资占GDP之比

   图5: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并没有升高

   近年来我国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上是逐年上升,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同样上升,可以看到投资的效率是越来越低。

   接下来我要讲一下为什么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时能够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实际上国家的建设如果以追求就业的最大化,那就不需要做其他的改变。比如现在的紧缩货币政策使得中小民营企业支持不下去。大家可能想到的是为了支持就业的增长要突破通胀的压力就要减少信贷。实际上如果是追求就业最大化,就算在信贷的规模和固定资产的规模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固定资产的结构上做一个调整就可以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也照样可以造成很大的正面影响,这也是茅教授以往说的比较多的一点。

   上面给大家看的这个表反映的是国企固定资产投资对民企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90年的时候前者是后者的三倍,最多的时候这个比值到了5.6倍,06年是4倍。如果大家看看这个配置结构所创造的就业情况是怎样的?

   图6:新增就业机会比较

   上面是民营企业每年所创造就业机会数。上面的凸线反应的是国有企业所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数,8年以后一直到06年,每年国有企业丢失了几十万到几百万的就业岗位,98年国企改制后,国有企业损失了2千万个就业机会。98年以后,虽然国有资产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加,但带来的新的就业机会却没有增加。所以从就业机会最大化的角度讲,这些年的固定资产在国企和民企之间的配置结构正好是颠倒过来的。所以我不觉得应该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或放松信贷,而是应该把结构做一些调整,照样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所以不论是货币政策或是信贷政策,不要以解决就业问题为借口提出来,而是应该在结构调整上下工夫。

   我讲的已经很多了,下面留一些时间给大家做讨论,谢谢大家!

   盛洪:非常非常精彩,我们来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更重要的是总结其中的问题。今天我们中国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骄傲,因为三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制度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但是我们一直说要冷静,要清醒,要看到面临的问题,“一个社会的衰弱往往是在繁荣的时候、巅峰的时候铸就的错误”。我觉得陈教授讲的非常好。那么我们要以什么方式来纪念我们的三十周年,我们要发现问题,提出改进问题的办法,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经济奇迹能够长期持续下去,这是一个长期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觉得陈教授讲的言之成理,有数据,有支持,同时陈教授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大家来讨论,那么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有没有什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下面请大家来进行讨论。

   陈志武:谢谢盛教授,我顺便补充一下,我刚才讲的国资委的资产如果放到国民权益基金里面,按照十三亿人均分下去的话,因为所有国有资产总值是29万亿,人均就可以有两万三千元,三口人的家庭就可以有七万元的新的财富,这些新的财富比美国联邦政府人均退税几百美元所可能带来的推动力要大很多,因为七万元等于一家一年甚至一年多的收入,的确可以带来不少刺激内需的动力。这是具体的一个概念,谢谢。

盛洪:我给陈教授补充一点吧,陈教授刚才描述的比较好,但实际的情形可能比这个要坏,比如刚才你说国有土地的价值是五十万亿,假定五十万亿是由国家控制,收取租金的,但实际不是。刚才你的笼统的假定是是国家控制国有资产,拿到她的收益然后分给大家,问题更坏的是,她名义上是公有制,但公有制资产的收益流到了私人的手里。我们前一阵做了一个略微的研究,国有土地的租金国家是不收的。哪去了?被国有企业占有使用,还有国有企业把土地出租给别人,租金留在自己手里。大量的国有土地的收益其实是不合法的,大量的分散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部门的手里,他们把租金作为自己的收入,所有这五十万亿资产的收益是没有的,是一个概念。我看过一个财政部给中石油的文件,说我要对你把土地出租给别人的租金收取营业税。什么意思呢,就是承认中石油把土地出租给别人的租金为合法收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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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则双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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