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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清末新政百年记:是一次王朝变法还是一场现代化改革?

更新时间:2008-12-16 20:23:09
作者: 李刚  

  前后任应会同将前任办理情形奏明,以免推诿;部与省同办之事,由部纠察各省;同时令宪政馆设立专门机构,切实考核;都察院负责察访,指名纠参逾限不办或阳奉阴违者。

  与此同时,朝廷以“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财资,纠结党羽,化名研究时务,明图煽动,扰乱治安”为罪名查禁著名的民间立宪政治团体政闻社,而对其它性质相同、大小不一的社团并未取缔,如江浙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等,仍然继续活动。对政闻社的查禁起因于政闻社成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对于式枚的弹劾,于式枚时任派往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他两次电请朝廷不可急切立宪,陈景仁在奏折中主张在三年内即开设国会。这说明清政府希望利用自身尚存的权威震慑作用,试图创造出相对平缓的政治环境,以减小政治变革压力。但是1908年的帝国已经不是1848年的帝国,甚至其处境远不如1898年宽松,国际、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导致政改之路更加充满变数。

  慈禧太后在世之时,从1907年春开始,著名实业家、立宪派重要领袖人物张謇曾被召见4次,最高统治者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真实有效的反馈信息和有益建言。据他后来的回忆,慈禧太后多次“语及时局之非,不觉泪下。”张謇曾直面向慈禧太后问道:改革是真还是假?太后颇“愕然”:因为国家形势不好才着手改良,改革还有真假不成?她在张謇面前毫不掩饰自己已心力交瘁:“我久不闻汝言,政事败坏如此。你可以问问皇上,现在召对臣工,不论大小,甚至连县官也时常召见,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语以求激发天良,要求他们认真办事?万不料全无感动!”慈禧太后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哀叹大小臣工“全无感动”之时,大概从未意识到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正是自己犯下的一桩桩对整个帝国、整个民族贻害无穷的错误导致出现这般窘境。改革的阻力何止来源于既得利益腐朽官僚,还来自于广大的社会底层力量:因创办学校、调查户口引发的流血冲突遍及大江南北。两千年极权文化训练出来的官僚、熏陶出来的国民,未经足够的近代政治理念的浸染,怎可能因一纸圣谕就就把双脚迈进近代化的门槛。就连慈禧太后本人,即使到新政攻坚阶段,仍旧只图强国,但对“君权不可损”依旧念念不忘。

  回到《钦定宪法大纲》——它不是成文宪法,而只是大纲文件,以日本1889年《帝国宪法》为范本。它开宗写道: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君上大权”的重要地位显露无疑。革命党报纸立即驳斥它“欲假此名义……以巩固其万年无道之基”。与此同时它还需直面守旧势力的攻击——“窃外国之皮毛,纷更制度,惑乱天下人心”,并称此举是“速贫、速乱、速亡”之道。

  大纲的颁布,其实是以官方文件的形式,规定了清末宪政制度实施的基本框架。所以也有大量立宪派人士评价它为“超轶前古之举动。”

  实际上,即使是《钦定宪法大纲》简明条款的产生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在此之前有长时期的准备过程,从新政早期就已经开始的法律和司法改革,主要由沈家本和伍廷芳等法学专家一线主持,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法律原则改革传统的封建旧律。

  1907年,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化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草案初稿完成。还先后制定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商法——《钦定大清商律》、第一部诉讼法——《刑事民事诉讼律》、第一部破产法——《破产律》,以及《法院编制法》、《违警律》、《商法总则草案》、《亲属法草案》等一大批新型法律或草案,为中国近代法律体系框架的建立开创了道路。

  对于预备立宪清单所规定的任务,梁启超却在《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里即指出: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他说,树人之计,期以百年,“虽以德国,日本教育之盛,而发达之程度,且经十年犹未能增进一倍,今我乃欲两年而一倍,三年而五倍,天下有如此容易之业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越来越热衷于英国式政体,认为在那样的政体之下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纷争,又能实现民主自强。但他还是认为立宪清单上的进程过于急切。

  另一方面,如果认定日本明治宪法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把《钦定宪法大纲》全盘否定就缺乏绝对的说服力。该大纲还有一层意义在于:把政府的权力纳入到了制度化的轨道之中,对皇帝的权力进行了限制,如“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又在宪法高度肯定了“臣民”应有的权利,包括:“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等。

  关于中国民主进程的起点、速度及建立何种程度的民主政体问题,当时的中国有三种不同的设想。革命派主张在中国建立美国式民主共和国;民间立宪派多主张以开明专制为之过渡,继而建立以责任内阁为中心的议会君主制政体,即英式虚君共和;而清政府则热衷于建立日本式的二元君宪政体。

  与此同时,围绕官制改革工作,官僚集团内部随之开启了几近白热化的争斗。丁未政潮(始于1907年4月,终于同年8月)是清末一次巨大的政治地震。由岑春煊入京参劾奕劻掀起,最终以瞿鸿禨、岑春煊被开缺,奕劻、袁世凯暂时获胜而告一段落。这次政争的双方既不是立宪与不立宪之争,更不是满汉之争,或新旧之争,而是“预备立宪”问题的缓急之争,其中心点即为对政治领导权的斗争。

  政争导致官僚立宪派内部的极大分裂,并且不可能有最后的赢家。慈禧太后利用官员内斗,玩弄权力平衡,借奕劻贪腐对其严斥。袁世凯也很快被新政权核心人物摄政王载沣逐出中央政府。立宪派官员的政治斗争导致了自身力量受损,深受德、日皇室观念影响的满族少壮派亲贵趁机全速跟进,则给预备立宪造成无可挽回的影响。虽然载沣、载泽这些皇族也是站在立宪前台的政治力量,但是由于政治身份的不同,他们与满汉立宪派官员之间的裂缝将更加不可弥补,更为复杂的是,在他们争斗的背后还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比如围绕在各省建立商部、度支部直属机构等工作,中央政府与地方实权人物屡次发生博弈。

  中央政府在实行地方官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削弱督抚财兵两权,收归中央,不能纯粹说它就是反动之举,作为后起国家的中央政府,要实现经济崛起、发展宪政,没有中央集权、没有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从经济角度看,适当加强中央集权,改变画地为牢的地方封建主义,有利于打破地方保护的闭锁格局,对于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但由于清末社会矛盾的复杂性,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过多地削弱督抚的权力,过急地追求高度的中央集权,不仅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为改革制造更多阻力,挫伤了地方督抚的积极性、增加其离心力,而且还造成了省一级行政的真空,使较小的暴力冲突演变成革命成为可能。

  在后来袁世凯被开缺,张之洞病卒之时,朝野立宪派顿失砥柱,即使到袁世凯复出之后,这位汉族实力派官僚的变革决心已遭到重大挫伤,他在清末官场上看似风光无限,其实如履薄冰。慈禧太后死后,立宪领导权落到皇室少壮派和一批新崛起的汉族官僚手中,最终立宪改革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新的政治核心背叛了新政事业,而是他们完全没有了前者的政治资历和权威,已经失去了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

  1911年实施“铁路国有”政策,不可不谓顺应世界潮流之举,但是,单纯的经济纠纷最终却酿成政治危机乃至武装起义。如何应对川中“保路运动”所引发的连锁危机,是对清政府新政十年改革成绩的一次大检验,也是历史留给这个王朝的最后一次机会。清政府对于民有亏空铁路公司处理办法的失误和失败所引来的纷争,成为压垮这个历时268年老大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方面使立宪派和革命派找到了合作的契机,在事实上的组成了反对帝国政府的联合阵线。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革命派鼓动的保路运动,瞬息之间席卷了长江中游各省,彻底使摄政王的统治乱了阵脚。中央政府对全国政局的控制力度之弱昭然若揭,“气数将竭”的声音传遍了大江南北。“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海外党徒,长江会匪,东三省马贼,环伺而起”,改革无法在传统体制领导下实现,而被变革动员起来的新生力量、改革无法惠及甚至戕害的群体最终选择了革命,“舍革命而无由”并非后来革命党人的杜撰。

  各省民营铁路公司连连亏空与拆资炒股也有重大干系。清末经济身处世界市场之低端环节,受国际行情影响尤为重大而导致股市遭遇重灾,民营钱庄倒闭成连锁之势,又为帝国经济的全面破产增添了更大促因。

  当时的社会结构中,最庞大的无疑是农民群体,他们对革命党人的起义推动作用更加不能忽视。在承平年代,农民易于顺从于既有秩序。在清末新政期间,战争赔款以及教育改革、自治工作、军事重建,甚至禁烟运动等具体改革事项所需的巨额经费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继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他们对当局的不满情绪再次高涨。无论对于共和,还是对于君宪,都因为距离太远而几乎是漠不关心,也无力关注,就很难说有深刻的认识和认同。而革命党的“驱除鞑虏”宣传,影响最为广大的恰恰是这个最为弱势的群体。辛亥革命期间,在武汉地区传唱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从这则歌谣中可以窥见底层对革命起义的理解程度。

  政府官员本是既得利益者和既有体制的最忠实维护者。但是,新政期间推行的中央集权政策以及官制改革,促使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空前尖锐。

  在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时代,由于统治者还具有很强的专制惯性心理,再加上对局势失控的恐惧,它往往会采取暴力方式平息对抗。此后,如果是一个权威尚存的政府,它尚可以用非常手段保持局势的暂时平静,在后继阶段如果又能抓准时机推动稳健改革,该政权仍旧具有获得革新成功的可能性。但是1910年前后的清政府,中央政府一旦对政治请愿付诸暴力,将造成彻底的离心离德。如果说此前艰难支撑帝国危楼的还有三根支柱——以摄政王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以汉族督抚为主的地方官员、以地方精英为主的民间立宪派,但在中央政府诉诸武力镇压局部并迅速波及全局之后,第三根支柱会在顷刻间撤走,地方督抚们也会随之而去,独木难支,庞大危楼就再也没有丝毫存在的可能性。

  综上可见,清末新政既是一次由传统体制主导的王朝革新,也是一次参与性广泛的现代化革新尝试。尤其《钦定宪法大纲》以及相关附属法律条例的出台,背后蕴含着无数近代人物艰辛的努力,没有洋务时代涉外官员的大力提倡,没有新政早期开明官员的鼎力支持,没有大量宪政人员一次次游历各国出外考察,没有立宪派人士满腹热情的内外奔走,这部宪法大纲的出笼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革命党人的活动也是一个重要促因。

  如果把《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简单地认定为当局的敷衍行为、欺骗行为,这不单单是对一段民族历史的扭曲认识,更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艰难探索历程的无端否定。离开具体历史背景对宪政的盲目反思是对神圣宪政本身的莫大亵渎,是一种矫情的反思。对后世进行政治改革不仅起不到有益的借鉴,反而是一种贻害无穷的误导。

  当革命党人的领袖们引领追随者不遗余力对这部宪法大纲进行批判的时候,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料想到,当自己成为政坛新领袖后,“共和”名义下的公民甚至得不到当年君主许诺给臣民的权利,还要重走“训政”之路。“新政十年”所留下的历史遗产——无论经验还是教训,它不仅属于“满清王朝”,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历史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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