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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西林: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再分析

更新时间:2008-05-09 00:27:19
作者: 韩西林  

  

   一、什麽是民粹主义

  

   Populism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译法,它可以译为人民党主义,民粹主义,民众主义以及平民主义等等。但它比较常用的译法是民粹主义。一般认为,民粹主义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1.农业平民主义

   农业平民主义是一种激进的农民运动,典型是1890年代的“美国人民党”。在19 世纪90年代出现的美国人民党是美国西部和南部各州农民迫于经济窘困而发起的一场群众运动,其支持者自称“民粹主义”。他们宣称自己的目标是“把共和国政府的权力还给普通人民”,“我们要使共和政府重回‘平民’之手”。他们愤怒谴责金融商,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帮助小生产者。

   2.政治平民主义

   民粹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政治平民主义。政治平民主义的典型是俄国的民粹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也产生于19世纪。在这场运动中,激进的知识分子将农民理想化,希望在俄国农村中残存的集体耕种的传统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场运动在1874年达到了巅峰,运动最著名的口号是“到民间去”。这个口号将变革俄国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广大农民身上,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在此口号下,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纷纷走到人民中去,涌向农村宣讲社会主义。显然,这是一种兼有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倾向的革命思想,正如别尔嘉耶夫指出的那样:“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俄]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俄国民粹主义者宣扬土地共有和共同耕作,认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3.极端平民化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目标是“农业社会主义”和把“农民阶级的意向浪漫化”。它表现出明确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它赞同自发性的“草根农民运动”,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正如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所说,人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政治学遭遇民粹主义》,转引自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4.对人民大众的盲目崇拜和把群众运动绝对化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它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

   除此之外,关于民粹主义,还可以举出一些别的解释,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介绍了民粹主义的一般含义,还有必要介绍一下列宁有关民粹主义的论述。

   20世纪初,列宁在与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民粹派进行思想论战中,以及在《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等文章中,揭示了民粹主义的实质。列宁认为,所谓民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观点体系:

   第一、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西欧病”,竭力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因此便有“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如此类的主张。

   第二、强调俄国传统的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俄国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把农民村社看作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好的东西。

   第三、认为俄国能够避开或者跳过资本主义,在村社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

   列宁在这里论述的是俄国的民粹主义,但同时也揭示了民粹主义的普遍实质:一种在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小农、小手工业者的破产情绪和落伍者的哀鸣。这种思潮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但把资本主义的“悲惨”同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制度的“美好”加以比较,企图以此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按照他们“选择”的道路进入“理想社会”。但实质还是想“回到过去”!

   列宁在指出民粹主义反对历史进步的属性的本质的同时,也指出了民粹主义包含着的一些进步意义:它批判了资本主义;它蕴涵着高涨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热情,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斗争愿望。因此,列宁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列宁选集》第2卷第433页)

   由此看来,民粹主义思想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大杂烩,要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难的,甚至要给它下一个多数人认同的定义都做不到。以上介绍只供参考。不同的人从自己的需要和观点出发,对民粹主义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定义,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出于不同的需要,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和看法并不一样。所以,对民粹主义作词源学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说民粹主义没有一个多数人认同的含义,并不是说它没有含义。我认为,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来说,与其说去弄清楚它是什麽,还不如去弄清楚它不是什麽。综合目前各派意见,我只能这样说:在后发展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进程中,传统社会各阶层由于社会动荡会产生某种“不适”,从而很自然地会发出对这种社会运动的抵制与反抗,这样的抵制与反抗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思想与行动表现出来,而所谓民粹主义,就是其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潮。这种思潮中有对自然经济的平静与淡泊的怀念,有对虽然人格不受尊重、但有基本保障的小生产的留恋,有对由于变动而引起的动荡的不满,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焦虑,也有由于对新的社会形态的无知而产生的疑惑,还有像弗洛姆所说的“对自由的恐惧”。由于越是底层的人民对变动的物质与心理承受力越弱,因而所有这些情绪在他们身上的表现就越强烈,民粹主义集中代表了下层人民的这些情绪。由于我们认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社会的进步,因此,民粹主义和它激发的运动被认为是非理性的。

  

   二、关于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的争论

  

   较早提出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的国外学者是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1982年,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又译为:《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一书中,迈斯纳写道:“民粹主义的影响成为毛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迈斯纳并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人之一的李大钊就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认为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表达的观点和早期的俄国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着方法上和理论上的共鸣。迈斯纳认为,俄国民粹主义者中,“那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富有感情色彩的事迹感染了李大钊”。“毛泽东很可能受到了李大钊的马克思观念中所夹杂的民粹主义观点的影响”,“特别是李大钊1919年曾经向年轻知识分子发出的强烈的号召,要求他们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为农民的解放贡献力量”,“他(毛泽东)在民主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等问题上都同他的师长的思想产生了共鸣”。

   迈斯纳认为,毛泽东于1919年开始其革命生涯时倡导的“民众大联合”的观点,就是受民粹派思想影响而激发出的。毛泽东的“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是来民粹主义信念的一个口号。“此外,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冲动,同他对农村的基本倾向及对‘生活劳作统一’这一农村理想的浪漫赞美一起,促使他把‘人民’定义为农民群众(因为毕竟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使他珍视认为农民具有的那种自发革命能量”,“在毛泽东的心态中还有许多其它特征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的,例如,毛泽东对职业专长的敌视,他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不信任、他的极端反官僚的倾向、他的反城市的偏见,以及他那种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浪漫情感。”

   此外,国内亦有学者认为毛泽东身上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

   比如,李泽厚就认为,民粹主义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思想根源之一,并且毛泽东“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思想也属于民粹主义(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年,东方出版社)。朱学勤也认为,毛泽东与洪秀全、章太炎、鲁迅、章士钊、李大钊、梁漱溟等人是近代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突出代表(参见朱学勤:《毛泽东和他的民粹主义倾向》,《书林》1988年第9期;《民粹主义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年第3 期)

   真正引起国内震动的是胡绳先生的一篇文章。

   胡绳于1998年在《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文中批判了毛泽东的“民粹主义”错误。胡绳认为:“毛泽东本人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毛的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同年12月下旬,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请胡绳作报告。他在会议期间的12月26日的发言中,说毛泽东在解放后一系列问题上“受了民粹主义的思想”影响。

   胡绳将他的这个发言稿起名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和《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全文发表,6月11日《光明日报》作了摘要发表。

   胡绳认为,泽东在1949年前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而在1949年以后却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的原话是:“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毛泽东是我们党内的第一人。”(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但是,从1949年或1953年以后,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从1949—1976年,毛泽东“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

   胡绳认为,20世纪的一个“新东西”,是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他总结中国的民粹主义在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是认为中国可以从农业国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或从落后的国家跳过资本主义直接到达社会主义。

   第二种看法是“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才谈得上社会主义”。持这种主张的有梁启超、张东荪和1925—1927年共产国际来华代表马林、鲍罗廷等人。

   第三种是3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后来的报告和文章中是指李立三),“认为革命胜利一旦到手时应立刻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他在论述5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的实践时说,“人们被要求相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他指出,“这似乎近似于前述新民主主义论第三种看法”。即毛泽东重复了30年代初李立三等人的“左”倾错误。他还指责新中国的头30年说,“人们还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后者包括它的‘尾巴’,只应立即彻底消灭”。由此他得出结论:毛泽东领导时期“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

胡绳的观点当然有人反对。例如,就在胡绳发言的当天下午,北京大学教授、原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对胡绳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说:“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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