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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珏:社会科学新境界

——《布迪厄“文化资本论”研究》导论

更新时间:2007-06-19 21:18:32
作者: 朱伟珏 (进入专栏)  

  而另一方面,日本也从1990年代起,翻译出版了包括以上四部主要著作在内的13册布迪厄作品,并涌现出宫岛乔、石崎晴己、山本哲士和石井洋二郎等一大批布迪厄问题专家。如今,布迪厄不仅被列入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四大社会学巨擎之一(其他三人是吉登斯、哈贝马斯和卢曼)之列,而且由于其理论对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人类文化学、法学、传播学以及文化批评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而被视为继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

  同样,国内学术界也对布迪厄社会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自1996年起,已陆续翻译出版14部他的作品。它们分别是皮埃尔•布迪厄与汉斯•哈克合著的《自由交流》(桂裕芳译、三联书店出版、1996年),《文化资本与社会练金术一一布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皮埃尔•布迪厄与华康德合著的《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艺术的法则一一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男性统治》(刘晖译、天海出版社、2002年)、《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皮埃尔•布迪厄与帕斯隆合著的《继承人》(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和《再生产》(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国家精英》(杨亚平、商务印书馆、2004年)、《语言意味着什么?》(褚思真/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科学的社会用途》(刘成富/张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及《人:学术者》(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稍有遗憾的是,布迪厄的代表作《区隔》至今仍然未能与国内广大读者见面。

  但与积极的推介形成对比的是,国内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对布迪厄社会学的阐释工作仍然停留在起步阶段。尽管已有部分学者对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进行了介绍,如文学批评领域的朱国华(自2002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布迪厄文化理论的研究文章)和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2005年)、以及哲学领域的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2005年),但由于专业背景不同,这些解读大都偏重于哲学和文化研究。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部分社会学家也从某一特定视角对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作过一些理论性研究(如文军对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研究、以及刘欣对布迪厄阶级理论的阐释),但迄今为止,还没有社会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对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理论进行过系统的考察。显然,这一现状既与布迪厄对社会科学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也不利于中国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要想真正提高中国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整体水平,就必须在作好对国外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社会学前沿理论引进工作的同时,对其进行深入且具独创性的理论研究。而通过对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来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正是本书核心目标之一,也是其理论意义所在。

  

  四

  

  笔者与布迪厄社会学的最初相遇是在1980年代末留学日本,并于90年代中期在金城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所社会学专业攻读第一个博士课程期间。当时,我正在撰写题为《精神分析学与超现实主义》的博士候选人论文。我的导师、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仲村祥一把布迪厄的作品介绍给我,并用他的研究经费特意为我购入13册布迪厄的作品。尽管有恩师的竭力推介,但当时布迪厄的理论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由于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所以总觉得他的理论社会决定论色彩过于浓厚,对艺术思潮的研究帮助不大。因此,我为了阅读布迪厄的代表作《区隔》(Distinction)整整花费了一年的时间,而且期间好几次因为无法接受他的观点而中断学习。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若不是为了不辜负恩师的一番好意,可能早就和布迪厄失之交臂了。

  真正对布迪厄社会学产生强烈兴趣并尝试运用其理论进行社会学思考,则是在几年后我进入日本名古屋大学攻读信息社会学博士学位以后。原本打算进入名大后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一角度继续从事超现实主义艺术的社会学研究,但两个因素促使我放弃了原来的计划。第一,与我兴趣的转变有关。进入名大后,在考察超现实主义对当代艺术与思想的影响时,我对同样产生于法国的后现代主义产生了极大兴趣,并开始转向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及其艺术思潮的研究。第二,和第一个因素有关,就是导师贝沼洵先生是一位专门从事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尽管老师精通的是吉登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但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问题意识却对我产生了巨大冲击,迫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视角。我开始逐渐意识到作为一种理论框架的精神分析学的局限性。精神分析理论由于过份强调个人的人格及本能等内在因素,所以很难运用于深受时代影响,即深受文化、经济与社会制约的现代艺术思潮——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也正是从那时起,我重新发现了布迪厄社会学的价值,开始系统阅读和研究他的理论并花费了大约二年的时间读完包括《再生产》、《继承人》、《人:学术者》和《实践感》在内的主要作品。他的强调经济与文化制约作用的文化资本理论,尤其是文化资本概念、惯习概念和再生产理论对我此后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与艺术思潮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

  2002年归国,同年底进入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开始了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系统性研究。选择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作为我博士后课题的最为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布迪厄文化社会学本身的学术和应用价值。如上所述,在国外对布迪厄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早已从社会学领域,扩展到哲学、文学研究和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以及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但与布迪厄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以及他对此所做的贡献相比,国内学术界对他的介绍与研究十分有限。因此,系统地考察与研究布迪厄的社会学体系,除了对我们了解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动向,进而有选择地借鉴这些处于西方社会科学前沿的学术成果来建设中国的社会科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之外,还对我们认识与理解西方社会本身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择此研究课题的另一个理由,是出于对我所从事专业的考量。虽然我主攻社会学,但由于当时上海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设立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所以便进入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如此一来,我所选择的研究课题除了必须与迄今为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外,还应尽量考虑到它与经济学的联系。而布迪厄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亲合性恰好满足了这一要求。如上所述,布迪厄社会学不仅融入了许多经济学的概念,而且其理论同时也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构成布迪厄社会学基础的重要概念之一一一“惯习”就曾对制度经济学重要流派之一、法国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产生过直接影响。而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对文化经济学的贡献更是十分巨大,“文化资本”如今已成为文化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此外,以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为基础的“经济惯习”也已成为文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选择此课题的第三、也是最直接的理由是为了保持我研究工作的连续性。留日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始终从事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先后对同样起源于法国并最终成为国际性思想与艺术思潮的超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社会学考察。在迄今为止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尽管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我的社会学思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却始终没有对此作过深入研究。为此,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个系统学习与研究布迪厄的机会。而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科研工作恰好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从这一意义上讲,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性考察不仅仅是我研究工作的一种延续,而且也了却了我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五

  

  本书是笔者以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论文《布迪厄“文化资本论”研究》为基础、着重对布迪厄的重要学术成就之一——文化资本理论所作的较为系统的社会学考察。布迪厄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知识遗产,在其身后留下的30多部著作和400多篇论文中不仅建构起一整套社会学理论体系,而且还提出许多被利奥塔称之为“元话语”的基本概念。这其中,“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惯习”和“场域”被视为布迪厄社会学的理论支柱。本书共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考察“文化资本论”的基本立场、基础概念和方法规则并将重点放在“惯习”特别是“文化资本”概念的理论性阐释之上。第二部分主要对布迪厄有关教育、阶级、生活方式以及兴趣爱好的论述作进一步考察。此外,还探讨了布迪厄文化理论与经济学的关系。

  第一部分,“文化资本论”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具体分成4章展开:第1章“社会科学认识论——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第2章“社会学方法论 ——布迪厄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规则的继承与超越”;第3章“文化资本理论 ——‘文化资本’概念的基本结构与功能一—”和第4章“文化资本理论再考察——超越社会决定论”。第1章“社会科学认识论”从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及其“惯习”概念出发,对其旨在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基本立场作了较为详尽的理论考察。布迪厄指出,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是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根本、最具破坏作用的一对范畴。要克服这一对立并实现其统一,就必须同时放弃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思考方法并建立一种“关系主义的思考方式”。为此,他从认识论的层面分别对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一个可以同时弥补这两种认识方式不足的重要概念——“惯习”。他的社会学认识论,以及奠定其理论基础并以独特的方式融合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优点的“惯习”概念,为我们打破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各种二元对立、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科学认识范式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第2章“社会学方法论”从布迪厄对涂尔干社会学的批判性继承出发,对其旨在超越社会学领域内各种二元对立的社会学方法规则进行了理论性考察。研究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对奠定社会学基础、从客观主义立场出发的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规则进行了简要考察。其次,具体探讨布迪厄对涂尔干方法论的继承与超越问题。布迪厄在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规则——“要建立独立于任何其他社会科学的科学社会学就必须排除一切常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学方法新规则,也就是“非意识规则”和“关系暂定性规则”。“非意识规则”将社会规定为对立于行动者的外在与具有强制功能的客观体系。“关系暂定性规则”就是通过赋予历史和社会体系某种优先地位的方法,强调社会关系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各种客观的关系。第三,布迪厄继承了涂尔干“必须将社会事实看作一个事物”的观点,从超越理论和方法论对立的立场出发,着重探讨了应该如何建构社会学对象的问题。他指出,“事实”不是直接由那些显而易见的经验性资料和数据所构成的,它是理论的建构物。因此,行动者仅凭对现实的观察无法揭示事实的真相,理论才使得无数的经验性数据变得富有意义。以此为依据,布迪厄展开了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此外,他还竭力推崇可以透过并战胜现象,发现关系间本质关系的“比较法”,指出此方法“与由内容的类似性所促发的简单的关联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将不同社会间的比较,或者同一社会内部‘表面异质’的子系统间的比较转换成具有生产性的事物,即赋予其普遍化能力”。这种“结构的相同性”才是超越表面相似性的“被隐藏的原理”和“构成惯习的能力”。

  第3章“文化资本理论”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文化资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具体将重点放在“文化资本”的结构、生产与再生产及其基本功能之上。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主要有三大形态,即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化形态。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是一种精神和身体的结合物(如知识、教养、气质、趣味和感性等等);客观形态指具体的文化产品(如书籍、绘画、各种文化用品等等);制度化形态指将个人的身体化文化资本转换成社会层面上的客观形态文化资本(主要指各种学历文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样,同样可以投资于各种市场(学校市场、人才市场、文化生产市场等等)并获得相应的利润。“文化资本”的获取方式通常有“继承”和“获得”两种。“继承”指来自于家庭和父母的文化资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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