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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祖华:中国道路的“两大叙事”——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比较论

更新时间:2022-10-03 19:48:09
作者: 俞祖华  
中共二大根据该理论提出了包括“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中华民族完全独立”[29]这一内容的民主革命纲领,争取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或民族解放随之成为中共的主要政治诉求、主要政治口号。此后,“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等语词频见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政治文献中,如: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宣言提出“以国民革命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30];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31];五卅运动发生后,中共发表告民众书喊出了“中国民族解放万岁”口号[32]。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党的文献或使用“中国民族解放”提法,或使用“中华民族解放”一说,前者如在事变发生两天后发表宣言号召民众“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33],1932年1月5日发表宣言号召“以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34],8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来消灭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35]。后者如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政府为“对日宣战”发布宣言,号召“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与独立”[36]、“争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与完全独立”[37];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决议,号召全中国全民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求“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38];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书中国国民党表示“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39]。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华民族观念趋于定型,此后多数情况下使用“中华民族解放”的说法,如7月23日发表宣言强调“只有坚决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生路”,提出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口号[40]。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背景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在正面意义上使用“民族复兴”“国家复兴”等语词,如:1937年9月,张闻天、毛泽东在发给周恩来等的指示中指出“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41];1944年12月,毛泽东在给邓宝珊的信中强调“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42]。

   建设时期的“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站起来”进程、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问题告一段落,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启了迈向“富起来”“强起来”的新征程,开启了从建立独立的新中国到建设富强的新国家、从外争民族独立到内求团结统一的转变,国家概念视阈下的“富强”与民族概念视阈下的“团结统一”成为建设时期民族复兴话语的基本诉求。“富强”是这一时期国家发展目标中的核心概念,相关表述如:1950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学会管理企业》社论提到“逐渐把贫穷破产的国家变成富强”;1955年10月,毛泽东谈到“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43];1956年4月,他在同外宾谈话中称“中国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通过长期努力“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44];1957年2月,他号召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并称“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45];同年3月,他提出“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46]。“民族大家庭”是这一时期用来强调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理念的常见说法,如:1951年12月,毛泽东致电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47];1955年3月,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48]。使新中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提法载入了《共同纲领》与195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文献。

   改革时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孙中山率先喊出的“振兴中华”口号在改革开启后重新响彻中华大地,1981年3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口号迅速传遍全国,隔日《人民日报》以此为题发表了特写;同年9月30日,叶剑英在被称为“叶九条”的谈话中呼吁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49];十日后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讲话中再次发出“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呼吁[50];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51];199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发表《振兴中华民族》的谈话,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52];1991年10月,杨尚昆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讲话中指出“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53]。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使用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提法;1987年10月,十三大报告在党的权威文献中首次提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概念;1988年6月,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创性事业”[54]。此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法日渐被高频使用。十八大报告使用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5]的提法,“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汇合并被反复并列使用。

   新时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2012年12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56],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丰富、拓展了中共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体系。此后,“中国梦”“伟大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说法成为中共政治文献的重要概念与常用话语。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重申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想”,报告提及“伟大梦想”或“中国梦”8次,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词27次,其中包括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5次。他在建党100周年讲话中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民族复兴”“伟大复兴”“伟大梦想”25处,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宣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57]。


交集:生成同源、目标同向、道路同程

  

   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国家建设战略目标的两种指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两种表达,两者相互交集,统一于中华儿女为改变近代屈辱命运而进行接续奋斗的历史进程中,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中,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目标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经常被并列提及。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反之,如果没有中华文明基因的赓续传承,就无法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首先,“两大叙事”生成同源——三个发生背景。中共建党叙事每每以“焕然一新”“开天辟地”两词揭示建党的现实意义与深远影响,同时多次以“应运而生”一词阐述中共诞生的历史背景、历史必然性。党登上历史舞台并承担领导国家现代化、领导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历史使命,其背景有三:一是激发于鸦片战争发生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导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创巨痛深。从那时起,实现国家现代化,就成为先进中国人的最执着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但一直到民国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仍未改变,党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打倒列强除军阀”以扫清国家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复兴两大障碍的任务,承担起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二是受命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个层面的现代化”“三次革命高潮”屡遭挫折的危难之时。近代先进中国人的国家现代化思想及实践、民族复兴观念及历程是丰富多彩而波澜壮阔的,但各种方案、各种尝试都没能成功,党正是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应运而生”。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整整六十年,我国志士仁人,断头流血,推翻了满清政府”,但旧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失败了,历史表明“旧民主主义已不适用于中国,要有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顺天应人产生出来的”[58]。三是打开机会窗口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与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党也是在中华民族命运出现重大转机时“应运而生”的。江泽民、胡锦涛分别在庆祝建党80、90周年讲话中指出:“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59]。习近平在庆祝建党100周年讲话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60]

其次,“两大叙事”目标同向——三个发展定位。一是体现制度优越性,将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位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强国”。革命时期,党提出建设新民主义国家,同时开始探索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1]。建设时期,党提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强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愿景。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发《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毛泽东1954年6月在谈到宪法草案时提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62];在同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63];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4];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闭幕词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65]。周恩来1954年9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66];1964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67]。邓小平在文革后期强调为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68]。改革时期,在十一届三中前后的转折年代一度沿用“社会主义强国”提法,如邓小平1979年3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称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69];同年10月在宴请民主人士发表谈话时号召“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70]。在清醒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在20世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那种水平后,党正视现实把阶段性奋斗目标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调整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二大报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7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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