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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天下”比邻:19世纪东西方文明碰撞下俄国的中国形象建构

更新时间:2022-09-27 23:51:10
作者: 刘彦  
当时俄国人恐怕不记得曾经听到清朝官员或民众提过“天上帝国”,因而很可能是先从西欧人那里听说了此事。“Celestial Empire”(即俄国官方报纸上“天上帝国”的英文对应词)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作为中国的代称出现在英文书刊的。它的使用频次自1815年激增,1840年达到顶峰后逐年下降,1930年后活跃度长期趋于零(见图1)。15欧洲社会起初对“天上帝国”的历史渊源也不甚了解,但已觉察到其中包含的妄自尊大。1822年在伦敦发行的杂志《闲娱阅评:文学生活轶事精选》中有一篇题为《天上帝国》的文章写道:

  

   “天上帝国”是一些人对中国的称呼,这是因为那个国家的统治者将他的陆上领地尊为天境。就算本文也如此称呼,但还是要坦率地声明,(在我们看来)所谓天上帝国的居民令人讨厌,不符合这样的称谓。16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这个西方因工业革命实力大增而清朝衰势已显的大变局时期,中西世界秩序观冲突的骤然升级,特别是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和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时隔20年的两次使华皆以自觉羞辱的失败而告终,最终促成在访华使团看来狂傲无比的“天朝上国”自称在欧洲的迅速传播。“天上帝国”指向的正是西方现代性叙事赋予传统中国停滞、野蛮、专制的整体形象,成为当时欧美公共话语代指中国的流行词。除了与彼时西方对华认知高度一致,“天上帝国”形象还特别凸显出清朝的虚弱及与其实力极不相称的外交傲慢。马戛尔尼1793年使华后判断,两艘英国军舰足以战胜清朝的全部海军。17令欧洲人介怀却又困惑的是,虽然科技军事力量远落后于西方,中国却仍坚持将西欧诸国视为前来朝贡的西洋蛮夷。16世纪中西接触早期就让来华传教士及官商印象深刻的华夷观念,18再度成为“天上帝国”形象的核心注解。伦敦圣教书会1843年前后在伦敦出版的《中国人》一书,清晰地指出“天上帝国”自称同“内藩外夷”观念的联系:

  

   中国政府对蛮夷们做了区分。那些接受天上帝国教化的被称为“藩”。生活在中国山区的未开化居民被视为内夷;而英国人和其他国家完全不知何为文明的人则是外夷。19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都不具备从亚洲内陆政治深刻观察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交往的条件,主要是借助西方对华外交困境以及中国同东亚近海朝贡国的稳定关系来理解中国外交理念——欧美对前现代中国边疆的系统研究还要等到20世纪30年代才迅速发展,20因而对朝贡体系的认识较为有限,将其核心价值简单地归结于华夷等级观,把朝贡礼仪视为中国确认他国臣服与自身文明优越的权力展演模式。21这种观点也影响了欧洲社会对早期俄中贸易关系的认知。1857年4月,马克思在《纽约每日先驱报》发表通讯《俄国的对华贸易》,文中写道:

  

   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极为奇特的。当英国人和我们(美国人——引者注)自己……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权利都得不到的时候,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特权。固然,据说这种特权是俄国甘愿被天朝计入中华帝国的纳贡藩属之列才换得的。但这毕竟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像在欧洲一样,能够产生一种决不仅限于纯粹外交事务的影响。22

  

   在鸦片战争之前,或是说在俄国侵占黑龙江地区的意图充分暴露之前,西欧人尚认为遵从跪拜礼仪是建立对华贸易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低估了清政府面对边疆俄国隐患的妥协退让和牵制笼络之意,较少将互市视为一种灵活的地缘政治策略。事实上,清朝未能让俄国接受藩属身份,同这一“敌体之国”的边境通商、军事相持、外交礼仪折中成为清朝保护边疆国土及其藩属的策略。23受限于自身对华交往和认知的不足,当时的欧洲在主权平等、权力对等的西方外交体系与其所认定的以华夷观念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间建立起一种互不相容的对立关系,将其作为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基准,未看到俄中贸易实则介于两种体系之间。

  

   清朝坚定秉持外夷观念处理对欧事务的做法无疑强化了西欧人的判断。对华贸易的巨大利益也同样使得西方拒绝基于自身认同的各国主权平等理念尊重中国不愿通商的选择。因此,华夷观念虽是事实存在的,西欧对华夷观念的话语生产却是以符合西方利益及其文明进步观的方式进行的:其公共话语构建了落后无知却又自大的“天上帝国”形象,为追逐利益的对华贸易交往赋予启蒙东方的崇高道义感,也为暴力教化非西方的落后权力观念提供了合理性依据。这种符合西方文明自我想象的叙事若要持续,华夷观就需要被描述为不可理解的、非文明的。当时的西方报刊及译介西欧文论的俄国报刊上经常可见对华夷观念之怪诞野蛮的感慨,将华夷观简单地描述为不可理喻的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民族偏见:

  

   在中国人的各种性格特征中,最令欧洲人心酸尴尬的是他们的民族虚荣心。无疑,他们可以称得上全球最自大的人。从孔子时代到我们的时代,他们认为并且仍然认为所有外国人都是野蛮人,远不如他们。24

  

   奇怪的民族!对外国事务的一无所知构成他们民族自豪感的重要特征。他们的政治家、诗人和民众都只知道中央帝国、华国、天下之国。25

  

   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仍持续大量引介西方思想,国内西方派杂志对西欧时评的引述,促成“天上帝国”形象在俄国的传播。1853年,俄国极具影响力的《祖国纪事》杂志摘录了法国杂志《两个世界评论》对清朝应对鸦片战争的报道。这篇文章基于前香港殖民地总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的新书《中国:战时与休战之后》写成,开头点明中华帝国能够开放门户接受西方贸易和启蒙正是鸦片战争的成果,接着讲述了清朝军队不敌坚船利炮却极力掩饰战败于西洋蛮夷以维护“天朝”虚荣心的荒诞故事:

  

   最匪夷所思的是,整个战争期间中国政府每天都会在交战谈判中受到最最惨痛的教训,却仍顽固坚持古老的偏见,拒绝接受战败后的任何直接指示。文官和武将之间充斥着矛盾的谎言,将最残酷的战败编造为辉煌的胜利,使得北京朝野陷入致命的傲慢之中。中国将领不愿承认失败,他们以惊人的勇气讲述撤退中的胜利,在向人民的宣言中,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用华丽的辞藻宣布即将消灭夷人。26

  

   从上述引文可见,在中华文明几乎遭遇彻底否定的欧洲语境中,无论是对遥远中国的夸大奇谈,还是观察家力求客观的理性叙事,都为当时西欧人眼中滑稽的天朝奇观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与蒙昧的“天上帝国”形象相伴而生的,还有西方真诚希望引领中国破除狭隘的民族迷信,融入西方光明世界的进步叙事。1839年,同样颇具影响力的俄国杂志《祖国之子》刊登了一篇转自英国报刊的时评《英国对华鸦片贸易》。文章指出,外夷观念及早期来华西欧人的海盗般行径导致欧洲对华交往障碍重重,倡导以坦诚、坚定和不卑不亢的态度而不是以暴力惩戒来化解中国人的偏见,继而斥责可耻短视的鸦片贸易对英国声誉、英中关系及中国国民身心的严重损害。但正如其开场白所示,这则显示出跨文化交往理性的客观分析同样建立在中国需要通过启蒙融入西方的大叙事之上:

  

   尚在启蒙初级阶段的民族就像婴儿期的孩童。他们只有经过漫长的不断进步之路,才会最终有资格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员。我们坚信,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完全独立于其他人类群体,除非它还处于比较野蛮的状态。

  

   中国人早已达到他们文明能够达到的最高程度,以目前的条件不会有新的超越。许多世纪以来,中国都是停滞的,如果不被某个在启蒙之路上走得更远的民族唤醒,估计将永远停留在现有状态。27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视彼此为野蛮人的文化敌对在表面上有所缓解:中国陆续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设立海外使馆,也失去了众多的藩属国,西方将这些行为视为中国正在告别朝贡体系,进入近代国际体系,并暂时采取合作政策。但欧美此时的耐心配合,仍建立在“天上帝国”需要走西方道路从而脱离前现代状态的判定之上。在译介和共享西方话语的同时,“天上帝国”形象还得到俄国知识精英的自主建构,服务于当时俄国在资本主义萌芽期探寻自身文明道路的需要。1838年俄国文摘杂志《读者文库》摘录了据称是一家北京官方报纸对欧洲音乐的评论:

  

   大西洋(欧洲)蛮夷自古练习音乐。他们发明了很多乐器,并在剧院里超快速地共同演奏所有的乐器……大西洋人的自夸自大,在天下帝国已是远近闻名。他们争辩说……这种数以千计的不同尺寸的琴弦、管子和鼓共同发出的细碎的轰隆声、尖鸣声、呼啸声,是真正的音乐……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学习西方蛮夷的音乐,认为这会给中土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28

  

   并在文末总结道:

  

   现在的中国人就是这样想的,你永远也无法让他们明白,其实他们压根就不懂。他们执着于偏见……而且器官迟钝,无法一下子理解千变万化的交响合奏,你永远无法让他们相信美妙的音乐应该是多声部的。29

  

   清朝西乐东传,的确有不少士人感慨“中土弦歌尚雅乐,勿使奇技淫吾民”,但也不乏对西洋乐曲乐器的褒词,30而非文中所言的完全弃绝。《读者文库》正如当时俄国思想家别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Белинский)觉察到的“是以欧洲的方式评论中国”,31即19世纪上半叶俄国语境中那个停滞落后、闭塞自大的“天朝”形象通常是建立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而非俄国文明)的二元对立之上。这一点在俄国西方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尤为明显:他们将欧洲文明视为俄国精神的进步方向,停滞的“天朝”则是西欧和俄国一旦堕落衰颓的未来光景;他们把对俄国不思变革的焦灼与愤懑释放在了对中国精神的批判中。别林斯基一生从未到访中国,却在1848年撰文批评比丘林总是在深情地粉饰“天朝”,指出鸦片战争已打破有关中国存在任何美德、文明、进步的蜃景。他写道:

  

   虚伪、狡诈、撒谎、伪装、卑屈是中国人的天性……政府软弱到以至于看到还是自己臣民的海盗都会害怕……中国外有强形,在北方是靠俄国的爱好和平,在南方是靠英国人不愿费事占领。

  

   作者(雅金福神甫——引者注)将中国与欧洲相提并论,简直天真到可笑!比如,他把中国士大夫同英国公爵、法国贵族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向可敬的雅金福神甫保证,他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只有无穷的差异……没有人读了雅金福神甫的著作会成为亲中派——恰恰相反!32

  

19世纪后半叶,这一软弱落后的“天朝”形象及其蕴含的对中国文明的诋毁厌恶开始变得相当危险,成为将俄国在亚洲的扩张行动合理化的说辞。33持续推进的边疆渗透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频繁索取中国领土作为调停援助酬劳,俄国这些在恭亲王奕䜣看来“有蚕食上国之志”,也被西方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大殖民威胁的行径,在俄国舆论中得到符合道义理念的美化。俄国对外贸易部监办的《商业报》1850年12月16日头版刊登了一则“关于开辟有利于对华关系的新贸易路线”的消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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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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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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