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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志翔 马戎:我国民族研究的概念史梳理

更新时间:2022-09-27 23:30:29
作者: 菅志翔   马戎  
当时还以汉字为主要书写形式的日文出版物成为中国人吸收欧洲思想和学习工业文明的桥梁。1874年王韬在《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论及“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繁殷,物产饶富”(彭英明,1985:11),首次把“民族”这一汉语表述应用于中国。1898年,梁启超提出:“望中国民族从兹得以复见天日,自由独立于世界上”(金观涛、刘青峰,2009:242)。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又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梁启超,1989d[1902]:21)。与“民族”一词同时进入中国的,还有“民族主义”。“20世纪头15年是中国民族主义开始勃兴、学习西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时期。……‘民族主义’一词最早见于1901年的《国民报》”(金观涛、刘青峰,2009:243)。1901年,梁启超称“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梁启超,1989b[1901]:22)。

  

   1903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总结的“民族”特质有8条:“民族最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于一地,(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三)同其支(肢)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阂隔,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之谓民族”(梁启超,1989f[1903]:71-72)。其中多项与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的“民族”定义(地域、语言、经济、文化)有重合之处。

  

   进入20世纪后,“民族”一词充斥于各地新潮书报并被用来称呼国内各群体,引自日文的“蒙古民族”“满洲民族”“藏民族”等词汇被国人囫囵吞枣式地接受。鉴于“民族”一词应用的泛化可能导致中国分裂,1903年梁启超提出“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概念。“大民族主义”指包含全体中国人的“国族”,“小民族主义”则指中国内部各族,他主张“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梁启超,1989f[1903]:76)。孙中山早年曾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把“中华”局限于汉人。鉴于辛亥革命后外蒙古、西藏出现分裂趋向,他在1912年转而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1981[1912]:2)。在当时的中国,“民族”一词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

   (三)与“民族”相关的“国族”概念

  

   另一个与“民族”相关同时也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国族”。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梁启超,1989e[1902]:11),表明他的“国族”概念包括所有中国人。1906年张君励在《新民丛报》发表一篇编译自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著作的文章《代议制政府》,文中的“nation”译作“国族”(黄兴涛,2017:87)。孙中山13岁—17岁在美国檀香山接受教育,1924年他在《三民主义》一书中谈及“民族”一词的译法,明确表示他追求的“民族主义”已是包括全体中国人在内的“中华国族”:“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即‘nation’的音译——笔者注),哪逊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这一个字虽然有两个意思,但是他的解释非常清楚,不容易混乱。……(在中国)我说民族就是国族”(孙中山,2001[1924]:2)。孙中山认为对当时全体中国人而言,团结起来救亡图存是最紧迫的任务,在中国使用“民族”一词,就是强调这个英文词汇所含政治意义的一面。1942年芮逸夫指出:“由中山先生之说,‘国族’和‘民族’是相同的,而‘民族’和‘国家’也可说是相同的。这三个名词在西文本同作一词,拉丁文作nationem,英、德、法文并作nation。所以我尝以为中华国族、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三个称谓,可以说是‘三位一体’”(芮逸夫,1972[1942]:4)。民国时期,《三民主义》一书成为普及政治读物,“民族”与“国族”这两个密切关联的名词同时流行于中国且具有相同的政治内涵。

  

   二、民国时期有关“民族”概念的讨论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宣称“实现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黄兴涛,2017:165)。此后出版的常乃惪所著《中华民族小史》(1928)、王桐龄所著《中国民族史》(1928)和张其昀所著《中国民族志》(1938),都以全体中国国民作为“中华民族”成员。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概念曾被译为蒙文和藏文,“但直到‘九·一八’以后特别是全面抗战时期,它才可以说真正在社会上特别是民间社会勃然而盛、广泛流行”(黄兴涛,2017:173-174,187)。

  

   (一)1939年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

  

   1932年—1934年,伪满洲国和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相继成立;1937年—1938年,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在抗日战争态势日趋严峻之际,顾颉刚1939年在《益世报》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该文开篇明义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他在文章中向全体国人呼吁的讨论议题,就是在中国应当如何认识和使用“民族”这个重要概念。他回顾了“民族”这个概念被套用到国内各群体头上后,在各族国民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方面造成的思想混乱:“倘使我们自己再不觉悟,还踏着民国初年人们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来谈我们国内有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见中华民国真要崩溃了,……从前人的口中不谈民族而能使全国团结为一个民族,现在我们整天谈民族而反使团结已久的许多人民开始分崩离析,那么我们岂不成了万世的罪人”(顾颉刚,1939a:38)。他在后续文章中详细讲述了自己与推动“民族自决”的内蒙古察哈尔德王之间的交往经历,以及在西北各地有关回汉冲突的所闻所见,“我看了这种情形,心头痛如刀割,推原这种情形的造成:还是‘民族’二字的作祟”(顾颉刚,1939b:78)。各族被称作不同的“民族”,各自就有了不同的核心利益和不同的政治追求,中华各族间历史上形成的政治文化认同格局自然难以延续。

  

   在《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篇文章的结尾,顾颉刚大声疾呼:“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顾颉刚,1939a:43)。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他坚持要厘清“中华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学术探讨,在当时还具有非常强烈和紧迫的政治意义。

  

   文章发表后,随即在国内学术界引发激烈讨论,众多学者如费孝通、白寿彝、翦伯赞、杨成志等均参与其中(马戎,2016)。杨成志特别从“民族”一词的英文源头作了分析:“费先生所言之‘民族’似近于ethnic,即多偏于客观之民族志(Ethnography)范围;顾先生所言之‘民族’接近Nation,即倾向于主观民族论(nationalism)主张”(马戎,2016:134)。杨成志的解析一语中的,其实如果我们把人类学者使用的“ethnicity”译作“族群”,“ethnography”译作“族群志”,顾费二人思路差异之源便十分清楚了,二人的分歧也可基本化解。笔者一直提议把我国56个“民族”层面的“民族”改称“族群”(马戎,2000:135),也正是试图避免把“民族”这个关键的核心概念应用在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层面(“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如果要坚持强调经由国家识别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族群相区别的政治属性,则需要将中华民族改称“中华国族”,将经由国家识别的群体称为“少数民族”,而用“族群”这个概念指称区别于二者以外的研究对象(菅志翔,2006)。民国时期所发生的这次争议,即是我国学者对汉语词汇“民族”这个重要概念应当如何解读和使用的第一次大讨论,其相关文献也是今天梳理中国“民族”概念史的重要素材。

  

   (二)民国时期的“造民族”与“造国民”

  

   无论是“民族”“种族”,还是“国族”“国民”,这些名词概念都是鸦片战争后进入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华民国成立后,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引导全体中国人重新构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如何引导各族精英与民众接受现代国家意识,并团结起来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救亡图存。在这个历史时期,学者之间的名词解读之辩,不同学科学派的理论创新追求只能退居其次。

  

   当时留洋归国的中国学者希望在吸收西方学术传统和概念话语的基础上重建中国文化与知识体系,借此推动中国在科技、工业等方面快速发展,同时学习西方学术体系并以国际通用的理论和方法与西方开展平等对话。1926年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傅斯年即是该时期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央研究院组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宗旨,就是期望把西方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的一套知识拿来,通过组织中国西南地区的田野调查,②把中国素材纳入这套知识体系以获得西方学术界的承认,从而让史语所成为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欧阳哲生,2005:127)。王明珂编校的史语所两位年轻人1929年的田野调查笔记《川西民族调查记录1929》(黎光明、王元辉,2004)在2004年出版,他随后发表了论文《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王明珂,2019)。王明珂指出,当时以傅斯年为代表的有留学经历的教授们组织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田野调查的目的,是运用西方人类学知识识别出中国的“少数民族”,填补国际人类学的知识空白并为中国学者争一席之地,简略地说其目的是“造民族”。与傅斯年的工作目标相反,黎光明等在基层社会感触最深的,却是当地被访者对现代国家完全缺乏概念,这些人不知道皇帝是否依然在位,甚至询问南京是不是“洋人地方”。所以,他们开始热心地向当地精英们传播有关中华民国的基本政治知识,努力使当地人具有“国民”意识,实际上开展的是“造国民”的工作(马戎,2020:101)。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即面临如何将清朝下辖各族臣民改造为现代国家“国民”的任务,黎光明等青年人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在民间社会普及有关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基础知识。但与此同时,部分留洋学者也在积极“造民族”,即“经由学术调查、研究,一个个的民族及其社会文化特色、历史源流被确认,透过政治实践各边疆人群被分类、识别而成为国族中的少数民族”(王明珂,2019:94)。由于傅斯年等留洋学者在中央研究院掌握国家学术主导权,所以黎光明的工作没有被认可,他的调查笔记在史语所档案中被尘封了85年。王明珂由此而生的感慨也是他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建“民族”易,造“国民”难——如何观看与了解边疆》(王明珂,2014)。民国时期“民族”概念在学术活动中的应用及对国民认同意识产生的影响,在梳理“民族”概念演变史时不可忽视。

  

   (三)1942年蒋介石提出“宗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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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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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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