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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剑生:法解释抑或法续造——贝汇丰诉海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案评析

更新时间:2022-09-24 00:34:37
作者: 章剑生  
有可能会发生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法律预先设置调整规则,为这种利益冲突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贝案”中作为机动车(贝汇丰)与人行横道上行走的路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就需要用法律预先设置的调整规则予以协调、平衡。这种调整规则并不是可以事先通过契约以意思自治的方式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私法关系,而是由国家事先以法律方式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加以配置的纵向关系。要讨论国家是如何配置人行横道区域内的权利义务,依据是现行的法规范。在中央法层面上,有《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在地方法层面上,一般省级人大常委都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实施条例,部分设区的市也制定了实施条例。从现行法律、法规等规定情况看,人行横道区域内的权利义务配置,需要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为中心,关联第1条和第62条等规定作整体性、体系化的解释,才能厘清这一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作为国家标准的《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3—2009)也应当纳入其中。该国家标准第4.9条规定:“人行横道线为白色平行粗实线(又称斑马线),既标示一定条件下准许行人横穿道路的路径,又警示机动车驾驶人注意行人及非机动车过街。”这一国标从技术角度提出的要求,成为支持国家法律、法规配置人行横道区域内的权利义务的理由。

  

   1.行人的优先通行权利

  

   相对于机动车而言,行人是人行横道上的弱者。《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条规定:“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制定本法。”从这一立法目的的排序看,当在保护行人通行安全和机动车通行高效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行人通行安全。由此可以导出行人在人行横道上有优先通行的权利。这项权利也获得了“贝案”裁判理由的明确认可:“人行横道是行车道上专供行人横过的通道,是法律为行人横过道路时设置的保护线,在没有设置红绿灯的道路路口,行人有从人行横道上优先通过的权利。”除此之外,在人行横道设有信号灯的情况下,红灯亮时,若行人已经进入人行横道的,有继续通过或者在道路中心线处停留等候的权利。[11]基于自愿而不是在外在压力下,行人可以主动放弃在人行横道上的优先通行权。但是,基于高效利用道路通行的目的,法律可以要求行人应当把这种“自愿”通过外在动作表示,清晰且无误地传递给机动车驾驶员,以便让机动车驾驶员作出正确的选择。基于权利义务一致性以及利益平衡,行人在享受人行横道优先通行权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如下义务:(1)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的义务;[12](2)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义务;[13](3)确认安全的义务;[14](4)不得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或者中途倒退、折返的义务。[15]一些省市的地方性立法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从保护行人安全的角度对行人通过人行横道增设了相应的义务。如《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9条第5款规定:“行人应当在人行道内行走,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时,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不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不浏览手持电子设备,快速通过不停留不嬉闹。”

  

   2.机动车的安全注意义务

  

   当机动车在人行横道上与行人相遇时,它是以一个强势者身份出现在行人面前的。因此,对于机动车而言,法律首先是为其设置义务达致它与行人之间的某种平衡关系。“贝案”裁判理由也体现了道路交通立法中保护弱者的法律思想:“机动车作为一种快速交通运输工具,在道路上行驶具有高度的危险性,与行人相比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必须对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给予一定的权利限制,以保护行人。”故《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16]由此可以导出机动车驾驶员的两项安全注意义务:(1)减速行驶义务;(2)停车让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在“贝案”的裁判要点中,首句为“礼让行人是文明安全驾驶的基本要求”。“礼让行人”本意是一种道德义务,对此,《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9条第1款第2句规定,“经过人行横道时,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在因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中,法院在判定机动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时,一般都认定机动车驾驶员“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24号——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从交通事故受害人发生损伤及造成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看,本起交通事故的引发系肇事者王成驾驶机动车穿越人行横道线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碰擦行人荣宝英所致。”

  

   综上可知,在行人与机动车的关系中,道路交通立法基于立法目的,在行人和机动车之间配置了各自的权利义务。正如有学者所言:“当人行横道没有安装交通信号灯时,既然行人已经为保障机动车专用道路的通行效率作出了让步,那么就应义不容辞享有在人行横道上优先通行的权利;相应的,机动车享有在专用道路其他路段的快速通行,也理所应当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行人,保证行人在人行横道上的优先通行权。唯有如此,行人的通行安全与机动车的通行效率才能实现平衡。”[17]当然,上述解释仅仅是法规范内容,实际效果并不一定完满。对此就有学者认为,在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框架下,设置在路段上无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人行横道线上,机动车和行人的通行路权不是十分明确,此时,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在通过人行横道线时,双方均不明确对方下一步的动作,行人对于能否通行、机动车驾驶人对于是否需要避让都存在疑惑,时常会出现在同一人行横道线处,有的机动车已停车,而相邻车道的机动车却不停车的情况,导致行人不知所措,甚至发生因视线遮挡避让不及的交通事故。[18]

  

   (二)作为法解释的“通过”

  

   法规范的基本特征是抽象性,因此,它只能通过被解释后,才能适用于个案。所谓法解释,“如果我们从文义入手,那么‘解释’就是将已包含于文本之中,但被遮蔽的意义‘分解’、展开并予以说明。”[19]“贝案”所涉事实认定没有多大争议,主要争点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中的“通过”,是否能够涵摄行人在人行横道“停留”。对此,一、二审裁判都作出了肯定性的解释。

  

   1.“贝案”的法解释逻辑

  

   一审法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第1款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该条规定中,应当即必须。当行人以通过为目的行走在人行横道上时就应当认定为正在通过;即使中途有停顿,也应当认定为正在通过。……若原告驾驶浙F×××××汽车于此时不停车直接通过人行横道,将会给行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现实的威胁。”[20]从上述裁判理由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审法院其实并没有展开基本的法解释过程,它断言,“即使中途有停顿,也应当认定为正在通过”。至于为什么“中途有停顿”也应当认定为“正在通过”,一审法院并没有从法解释角度加以阐明。从文义上将“停顿”直接等同于“通过”,显然欠缺必要的理由说明。

  

   相对于一审裁判来说,二审裁判理由更加丰富、充实。[21]其要点有三:(1)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目的,解释出了在人行横道上行人有优先通过的权利。既然行人有优先通过的权利,那么必然需要对机动车在人行横道上行驶的权利加以限制。(2)就如何判定“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提出了“连续行为”这一标准,而否定“特定动作”标准,并强调这个“特定动作”若是因外部强力原因所致的话,更应当加以排除。具体而言,如果车辆有明显减速并停止行驶,行人就不会停下来;如果车辆没有明显减速且没有停下来,行人才出于自身安全被迫停下来。因此,行人在人行横道上的“停留”仍在“正在通过”的文义射程范围之内。(3)为了强化以上第(2)点的论证,二审裁判又从作为强势地位的机动车与弱势方的行人角度,进一步强调了“机动车在途经人行横道遇行人通过时应当主动停车让行”的义务。

  

   2.已有的学理观点与评述

  

   “贝案”作为指导案例发布之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已有多篇专题论文讨论“贝案”。其中,对于“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是否能够涵摄“停留”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从前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二审裁判确定了“连续行为”标准,本文称之为“连续行为论”。对于二审裁判提出的这个标准,有学者提出了质疑:“法院以‘连续行为’理论将斑马线上的‘停留’创造性地解释为‘正在通过’可能有违人们的认知常识”[22]。这个质疑是有价值的,实质上这是对二审裁判所采用的法解释方法的一种质疑。有学者用“过程性行为”来解释,认为“过程性行为”的旨趣就在于行政过程中各行为之间以及单一行为的各阶段之间的关联,包括行人通过斑马线在内的相对人行为,与行政行为一样,都是一个过程性行为,呈现为一种时间上的持续过程,是一个由若干阶段性行为、动作、步骤组成的行为过程,处于该过程中的任何阶段性行为、动作、步骤都可称为行为过程中。具体到本案,以通行为目的的斑马线上的“停顿”就是“正在通过斑马线”或者“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尤其在这种“停顿”是通过人行横道必要步骤的前提下。[23]本文将这种观点称为“过程行为论”。“过程行为论”给我们展示的视角是独立的、新颖的,也是有价值的。将“正在通行”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且过程又是由其中的行为片段来构成,当“停留”作为其中的一个片段时,它就落到了“通过”这一文义的射程范围之中。本文认为,将“通过”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本身并没有错,但将这个过程中所有的行为都归于“通过”文义之内,或许并不能成立的理由是:(1)由若干阶段性行为、动作、步骤组成的行为过程,该“过程”等于“通过”吗?(2)如前述有学者所说,将斑马线上的“停留”创造性地解释为“正在通过”可能有违人们的认知常识。如果我们的法解释脱离了人们的认知常识,那么其正当性、说服力何在?(3)在阶段性行为、动作、步骤中,若其中某个行为、动作、步骤目的与“通过”相悖,它还能成为“通过”中的一个阶段性行为、动作、步骤吗?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贝汇丰案’的争点并不在于究竟是‘连续行为’理论还是‘过程性行为’理论能将行人在人行横道上的‘停留’解释为‘正在通过’,而在于如何获知行人是‘由于外部的强力原因迫使其’停留在人行横道上这一细节信息?也就是说,‘连续行为’理论实施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违法信息的获取问题,如果我们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都无法查处,还谈何‘连续行为’理论的适用?”[24]显然,这种论证将问题引向了我们如何获取行人在人行横道停留是“由于外部的强力原因迫使”的违法信息之上。这样的讨论也是很有意义的,但因它不涉及本文主旨,故在这里不再讨论。

  

   3.司法权功能的变化

  

一审裁判未作任何法解释,直接得出了“通过”能够涵摄行人在人行横道“停留”。“但一审裁判的说理并未形成逻辑自洽。原因在于:一方面,如果说‘行人中途有停顿属于正在通过’的话,虽然可以满足‘以通行为目的’,但是却和‘行为外观为行走’之间产生了极大的语义冲突,很难将行人的‘停顿’纳入(以‘通行’为目的、‘行走’为外观要件)‘正在通过’的语言结构中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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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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