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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金金 黄云游: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新进展、动因与前景

更新时间:2022-09-17 22:32:01
作者: 徐金金   黄云游  
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旨在回应美国中产阶级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爆发的不满,遏制中国的发展,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权,实现“印太”地区“力量的平衡”。

   (一)回应美国“中产阶级”需求,解决国内危机

   强大的中产阶级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美国中产阶级的需求是影响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增长速度缓慢,美国国内的中产阶级不断萎缩,社会矛盾不断扩大。根据美国皮尤公司的调查,1971—2011 年,美国中产阶级成年人的比重下降了10%。2000—2016 年,中位线中产阶级的家庭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状况不涨反降。国内中产阶级对这一情况非常不满,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加剧了中产阶级不满情绪的蔓延,加深了美国贫富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暴力活动也频繁发生,美国社会进入一种深度分裂的状态。中产阶级要求美国政府关注国内民生,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国内发展。拜登意识到,想要解决国内的问题,需要积极回应中产阶级的不满,关注中产阶级的利益,注重国内建设发展自身实力,同时让美国外交为内政服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指出:“很多国家都把经济增长和扩大中产阶级作为外交政策的关键组织原则。美国人希望他们的领导人也这样做。” 拜登上任后在讲话中指出:“推进外交政策,需要把重点放在国内的经济复兴上。”“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心里装着美国工人家庭(的利益)。” 此后,拜登政府就国内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提出了“美国救援计划”,并且强调在加强自身实力的基础上与中国“正向竞争”。

   (二)维持美国地区霸权,保持“印太”地区力量平衡

   “印太”地区关乎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的核心便是维持“印太”地区的霸权。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具有重要的区域价值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潜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印太”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世界经济中心逐渐从大西洋移到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凸显,并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地区。美国一直在“印太”地区掌握主导权,占据着关键的枢纽和航道。然而,随着美国实力的衰弱和中国的崛起,美国担心中国把战略重心由大陆转向海洋,进而对美国的海洋霸权和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威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为了维护美国的地区霸权,拜登政府通过升级“四方机制”来保持“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最终形成以美、日、印、澳四国为支点,并向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等盟国和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伙伴国扩散的力量包围圈。这种扶植方式既能规避美国与中国的正面冲突,又能达到弱化中国区域影响力的目的,进而巩固和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优势。

   (三)占据核心主动权,遏制中国发展

   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印太战略”的实施来改变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被动局面,并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美国是世界超级强国,霸占了全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受到冲击,其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国内中产阶级的萎缩使美国的经济增长变缓。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特朗普政府时期由于行动不力造成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迅速蔓延,造成国内经济体系的停滞。而中国在疫情应对上的迅速反应将国内的损失降到了最低,其抗疫经验受到其他国家的肯定。为了应对这一被动局面,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印太战略”,对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发展进行扼制。同时,拜登政府试图修复美国的全球形象,掌握国际事务领导权,弱化中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影响力,继续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

   三、拜登政府“印太战略”面临的挑战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旨在遏制中国的崛起,维护其“印太”主导权。这一冷战思维浓厚的战略在具体实施上将面临一系列挑战。

   首先,拜登政府的“内政导向”难以兼顾“印太战略”实施。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实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美国在经济上遭受巨大的损失,社会矛盾的加剧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拜登政府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国内环境。面对国内中产阶级的诉求,“推行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拜登政府首先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美国的经济。面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留下的众多“负面遗产”,拜登政府需要进行修复工作。同时,尽管美国国内对“印太战略”存在一定的共识,但两党之间对“印太战略”的推进手段和实施方式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也给拜登政府推行“印太战略”增加了阻力。新冠肺炎疫情给美国经济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而拜登政府上任后实施的“美国救援计划”以及修复美国国际形象的措施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这无疑加剧了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美国国内资源的优先性选择、拜登政府政策范围的优先性以及国内两党对“印太战略”具体手段的分歧,会给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实施造成阻力。

   其次,美国盟友关系不稳固,东盟国家追求大国平衡,不愿在中美之间站队。美国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核心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美国希望通过“四国机制”来弱化中国的影响力,平衡“印太”地区力量,维护美国地区事务的霸权。而印度和澳大利亚试图通过“四国机制”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争取更多的地区话语权。利益诉求的不同使四国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尽管拜登上任后不断修复之前受损的盟友关系,但美国的盟友并不确定拜登政府会履行承诺。随着中国地位的提升,美国盟友对其与中国的关系也具有自身的考量。这些国家不愿意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在对华竞争上与拜登政府并不具有完全的一致性。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明显,许多东南亚国家明确表示,它们不愿意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这些国家更希望中美之间能够合作,促进“印太”地区的发展。东盟国家这种追求平衡的诉求给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深入推进造成阻力。由于利益分歧而形成的松散的关系也会对于“印太战略”的实施造成负面影响。

   再次,“印太战略”的竞争性共存难以实现,中美之间合作与竞争关系难以平衡。拜登政府认为,竞争和合作是可以共存的,对中国的竞争并不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拜登政府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以所谓的“人权价值观”为旗帜批判中国的涉疆、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且不断挑动台海地区事端,挑战中国人民的底线。对于拜登政府的行为,中国做出了强硬的回应。2021 年12 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用事实加以反驳。对于拜登政府对中国的一系列行为,中国态度更为强硬,并且做出一系列有力的回击。拜登政府这种一手“举大棒”,一边谈合作的方式难以奏效,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关系难以实现真正平衡。

   最后,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将弱化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影响。中国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提升减少了“印太战略”施行对中国的影响,削弱了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总体效果。近几年,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也实现了正增长。2019 年,中国的GDP 为99 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6.1%;2020 年,中国的GDP 总量达1015 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2.3%。“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增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联系,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地区影响力显著增强。2021 年3 月,伊朗与中国签署了25 年战略合作协议,两国将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上进行深入合作。2021 年,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军事、月球探索上也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秩序造成了新的冲击,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上的成功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中国的国家话语权在疫情背景下快速提升。相对而言,美国近年来经济呈现衰退趋势,尽管当前中国的综合实力仍然不及美国,但中国具有强大的市场优势、经济实力和发展空间,中国国力的持续上升是大概率事件。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将进一步减弱。

   四、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

   特朗普政府时期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成型时期,拜登政府时期则是“印太战略”的深化时期。拜登政府多方面推进“印太战略”,对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良性互动形成挑战。我国要高度重视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深刻认识其本质,提升我国的主动权,努力实现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

   (一)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拜登总统上任后试图通过延续并深入推进“印太战略”,重建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和威望。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更为谨慎、温和,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对中美关系良性互动造成了消极影响,但中美之间仍存在合作空间。

   一方面,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对中美关系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造成了消极影响。

   第一,“印太战略”的实施加剧了中美在“印太”地区的对抗风险。限制中国的发展、弱化中国的影响仍然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轴线。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里指出,中国是唯一能够整合外交、经济、科技及军事能力,对美国创建的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表示要“重新激活和刷新美国在全球的联盟与伙伴关系”,应对“中国挑战”。拜登政府升级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对话机制,通过构建更为紧密的同盟关系来压制中国。同时,试图挑起台海争端,以所谓的“航海自由”为借口插手南海问题。2021 年9 月,美国驱逐舰“本福德”号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美济礁邻近海域。拜登政府升级“四国机制”,挑动敏感地带神经,既不利于构建一个安全繁荣的亚太秩序,也不利于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和平相处。

   第二,加剧中、美双方的经济竞争,不利于中美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的关税限制,并且加大了对中国企业的打击范围。拜登政府曾多次强调,要善用经贸规则,将美国在经贸领域的诉求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包装成国际经贸通用规则和标准,更好地“约束”中国,保护美国中产阶级利益。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也具有遏制中国发展的特点。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环境下,拜登政府继续与中国进行经济战的行为加剧了两国在经济贸易上的对抗,既不利于双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不利于双方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

   第三,加剧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拜登政府认为,中国的高铁技术、航天技术、5G 技术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美国科技霸主地位造成了威胁。拜登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继续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进行打压。中美之间在科技发展上的矛盾不断加深。拜登政府宣扬构建针对中国的“科技联盟”,并且加大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管制和审查,在国际交流、技术应用等方面限制中国科技发展,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打压势必加剧两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

   第四,阻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了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影响,削减中国在基建领域的影响力,拜登总统推行“蓝点网络”计划,一方面污名化“一带一路”,另一方面推行所谓的“民主国家”主导的基建计划。拜登政府对“一带一路”的价值攻击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拜登政府大力推行地缘政治,构建美、日、印、澳“四国体制”,不仅限制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纵深发展,并且对其构成潜在的安全威胁。

另一方面,中美在全球治理上仍存在合作空间。中国表示,中、美两国要“求同存异”,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拜登政府也表示,要与中国开展竞争性合作,在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领域寻求合作。中美作为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上存在共同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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