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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论章开沅史学思想的特质

更新时间:2022-08-19 00:42:33
作者: 马敏 (进入专栏)  
在他看来,史学的使命如司马迁所言,就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果不能通古今之变,就不能或很难成一家之言。“古与今都是客观存在,通的任务便落在历史学家的身上,也正因为如此,史学便成为把过去与现在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就历史“纵通”而言,章开沅力主“大历史观”,提倡学习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主张,从历史的长时段来把握和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比如,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章开沅便率先提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要“盘点三百年,三个一百年”的观点,给人以极大启发。他认为:“应该了解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特别是辛亥革命怎么来的,孙中山的纲领怎么来的,它都是有依据的。同时还要盘点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还要研究从现在开始,往后的一百年。”这“三个一百年”,实际上就是要从历史的“过去”“当下”与“未来”三个长时段中,观察辛亥革命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的全貌和全过程,从而全面深化我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在历史人物研究中,章开沅亦主张不应就事论事,因人论人,而必须将人物放到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中,作通盘的、全面的考察,从社会变迁和人物相互关系的角度深入剖析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如对张謇的研究,章开沅认为张謇乃是“过渡性时代、过渡性社会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终其一生,“以一个农家子弟经过科举成为士人群体的成员,又从士人群体向商人群体转变,进入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只有在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的流转变迁过程中,才能准确把握张謇的性格特征及其随时代而沉浮的多面人生。正是由于能够从社会转型的宏阔视角对张謇进行细致入微的深入研究,章开沅有关张謇的传记著作方能成为近代人物研究的一部典范之作,“堪称最丰富最有吸引力,因为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几乎是在与这位人物共命运同呼吸”。

   尽管提倡要注重“纵通”的大历史观,但章开沅并不忽视历史的细节描写,只是不赞同那种割裂历史联系而刻意追求细节的“碎片化”做法。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社会运动,历史发展是一个前后连续的过程,然而无论是整体或过程,都由成千上万的细节组成,“无细节即无历史;然而组成历史的细节毕竟有主次与层次之分,随意摭拾罗列的细节仍然难以重现真实的历史情景”,细节研究必须能进能出,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这才能形成以实证为基础的真知灼见。因此,必须将严肃的细节研究同刻意追求的“碎片化”区别开来,处理好整体研究与细节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辩证关系。

   在历史的“横通”与“会通”方面,章开沅不仅提倡要多做区域性、全球性的比较研究,从空间上拓展我们的历史视野,注意将辛亥革命放到世界史的大范围中来考察,“把中国史当作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研究”,加强同法国大革命及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比较研究,而且主张要注意历史学科内部及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横向沟通、相互渗透,尽可能地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科技的方法,“史学不是静止地、消极地等待其它学科来渗透,它会主动走近、嫁接许多学科有用的理论与方法,而这正是历史学蓬勃生机之所在”。

   结合“纵通”与“横通”的“通识”观,章开沅提出,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必须“走出中国近代史”,做到“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上下延伸是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横向会通是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而走出又都是为了回归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毕竟是我们研究的主体。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他进一步分析,现今治学,许多人之所以既难以做到连接古今的“纵通”,也很难实现跨学科、跨专业的“横通”,关键还在于格局太小,一叶障目,急功近利,过度追求学问的速成、快效。对此时弊,章开沅批评道:“现今治学又多失之于功利主义太重,著述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过于急切追求社会时尚,通识之意亦唯少数学者言之,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通识通才之难得更甚于往昔!但今后史学之发展,仍然呼唤通识与通才,有抱负的年轻历史学者需要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章开沅还指出,我们的历史教育长期以来也多少存在缺乏“通识”的问题,需要重视和不断改进。“1949年以来,我国高校史学教育受前苏联影响颇深,专业分工过细,课程设置单调,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都比较划一而呆板,所以很难形成严格意义的通识,80年代以来,始注意历史学科内部之中外古今相通,与历史学科同其他相关学科之相互渗透。”

   值得注意的是,在“贯穴熔铸”的“通识”内涵上,章开沅的思考某种意义上已超越了史学本身,而上升到一种人生、哲理和智慧融通的高度。他提出,现在的史学家要想提高史识,深化对历史的理解,“一定要关心当前人类一些重大的问题,关心当前人类文明的深层危机问题,不能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史学家”。史学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史家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学术研究不应该仅仅是上级提出一个什么口号,下级就跟着研究什么东西,而是自己应该密切地关注整个历史的走向,以及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甚至包括太空问题、宇宙问题,都应该考虑,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史学家”。“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你的思想境界,你的事业,你的关注,特别是一种终极关怀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才决定了你作为史学家的价值的大小。”

   比如对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的理解和认识,如果不上升到对世界和人类终极关怀的意义上,便很难理解章太炎那种具有超前性的历史思维。与许多人认为章太炎发表《俱分进化论》是其思想倒退的表现相反,章开沅认为章太炎并非全盘否定进化论,而是阐明了一种涉及范围更广的进步文明观。“《俱分进化论》所包含的忧患意识,已经不再是传统士大夫那种古老忧患意识的简单重复。它突破了宗庙社稷、王朝统系的狭窄框架,也超越了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固有格局,而是把自己的视野与思路引向更为广阔的空间与更为长远的时间。它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而是整个文明、整个人类,乃至人类栖息于其上的地球、地球运行于其中的宇宙的发展前景。”若干年后,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进程以及面临的许多生态与社会的复杂问题,再回过头来看,不得不佩服章开沅当初敏锐的学术判断。换言之,尚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物质生活并未充沛之时,章开沅便较早地意识到了章太炎所言“俱分进化论”的忧患意识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警示意义:就道德言,“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就经济、文化和物质生活的发展而言,“乐亦进化,苦亦进化”,随着知识与科技水平的提高,善恶、苦乐亦将不断同步增长。这就告诫我们,不可盲目迷信进化和经济增长,更不可将进化和增长视作绝对的信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与物质生活提高相伴随的,很可能是挥之不去的“现代病”,是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是道德的滑坡。如果不是站在更高的整体人类文明进化史的高度,融通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很难具有这样通透的史学认识的。

   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史识”和“通识”,乃是建立在“天人合一”、悲天悯人的人类终极关怀上的,是来源于历史又超脱于具体历史的大关怀、大觉醒、大智慧,只有达到这样的思想至境,方能真正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现史学研究的终极价值。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章开沅曾满怀深情地表露过他心目中的“大历史观”:“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过去我所损失的时间已经太多,剩下的时间又未免太少。现在,我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类,别无更为宏大的抱负与规划。但我内心深处却抱持着一个宏愿,那就是努力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不断以此自勉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三、“学者人格”与史德

   史识、通识与史德密不可分。如果说,见识、明理和通达还是在“学”的范畴,史德更多则是内心的修为,是史识与通识的内在基盘。朱熹讲:“心不定,故见理不得。今且要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要真正做到明理,就必须反求诸已,先定其心,先静其气。形而上的人文精神自有其超乎世俗功利的一面,这就是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传统和学术传统,它可称之为学者的不可或缺的学术修养或学术良心。有此修养和良心,正直的知识分子方可做到襟怀坦荡,客观公正,心定气闲,不急功争利,孜孜以求学术的“真经”。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章学诚在史家诸多品质中,为何独重“史德”。章氏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对那些“心术”不正且“好名”的著书者,章氏是不屑一顾的。他指出:“好名之人,则务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于中之所谓诚然也。且好名者,必趋一时之风尚也……必屈曲以徇之,故于心术多不可问也……故好名者,德之贼也。”

   由此可见,史德实乃做学问之基本前提,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为学之人必须明辨做人与做学问之间的“浅”道理,做学问从做人始,立言之先,须先立其德。

   章开沅也最为强调治史者首先要讲史德,史学要有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要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具有刚直不阿的学人风骨。“史魂即史德,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 “头既然长在自己身上,理应属于自己。就史学家而言,这就意味着必须秉笔直书与独立思考,而不应总是‘唯书唯上’(借用陈云语)。”在他看来,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求真的学问,“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因此也就更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刚直的浩然之气。”而事实上,章开沅最令人钦佩的,就是不管环境如何变化、际遇如何沉浮,他始终能保持赤子之心和刚正不阿的学者人格。一位国外学者曾告诉笔者,章开沅给他留下的最突出印象就是始终能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有一股浩然之气。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印象和评价。对自己的弟子,章开沅则常以楚图南给戴震纪念馆的两句题词相赠:“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这里面既包含了他对人生的追求,同时也是对后辈的勉励。照笔者肤浅的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一是要求后辈在做人上,要有独立的人格,襟怀坦荡,一身正气,孜孜以求学术的“真经”;二是要求在治学上,应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追求,以最终形成独立的学术风格,展现自己的独特个性。惟其如此,方能成为章开沅所讲的那种“不忘根本”,既能“铁肩担道义”,又能“妙手著文章”的“真正的史学家”。

   德为育人之本。教师的职责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人品的培养。好的老师教给学生的往往不仅是做学问的方法,更是做人的道理。“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老师的良好风范和道德操守无形之中一定会影响学生。这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人格魅力可以说是“师道”的最高层次,也是教师的最神圣的义务。在这方面,章开沅作出了最好的表率,是那种能够启迪心智、“授人以渔”的“大先生”,他传授给弟子们的不仅是治学之道,而且也是为人之道、处世之道、生活之道。

养成独立的学者人格之所以重要,关键便在于如此才能像章学诚所说的,“辨心术以议史德”,通过“笔削谨严”而达到“别识心裁”,真正做到“成一家之言”,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有创新性学术思维,产生值得流传的学术成果。“要究,要通,才能有所成;也只有抱持一家之独立品格,才能究有所明,通有所识,而不至于人云亦云地‘炒现饭’。”“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做学问既需心无旁骛地坚守,又需毫无私心地秉笔直书,这就要求史学家必须永远保持一份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章开沅指出,真正的史学家与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而现今专事剪刀浆糊、电脑拼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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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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