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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波 曾江 周子超:清代江南农村手工业生产性借贷的高利率影响探析

更新时间:2022-08-08 08:57:49
作者: 周建波   曾江   周子超  
有13笔全部用于投资开设当铺,总额165700两;9笔部分用于开设当铺,总额136000两。(34)可见,作为唯一具有投资近代工矿业的资本实力的主体,清政府也在高利率吸引下将大量资金投入借贷领域,这进一步加大了工业化积累资本的困难。

  

   (三)清末民初全球化的变动与早期工业化进程的中断

  

   黄宗智观察近代华北小农经济时曾指出:“旧式家庭农场经济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旧式的商业资本利用了只具低廉机会成本的家庭农场劳力,来和新式近代纺织厂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35)这与清代至民国江南的情形有极大相似处。一方面,手工业劳动力无法与农业分离,无法由农业向工业进行跨部门转移,则大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和技术供给不足,生产社会化和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缓慢。另一方面,社会资金大量停留在传统部门,而不投入大工业生产部门中,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条件也无法满足。

  

   19世纪上半期后,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开展,全球市场对棉布、丝绸、蚕丝的需求发生转变。一是中国由产品出口方变成原料出口方,成为西方国家的产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二是机器制品逐步取代手工制品,农民兼营手工业的市场逐渐缩小。以中英间棉纺织品贸易为例,1831年后中国由出超变为入超,并成为长期趋势。(36)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丝类出口也由丝织品为主变成生丝为主,1860-1911年间,丝绸仅占丝类出口的17.5%,远低于鸦片战争前的63%。(37)因此在清末,中国早期工业化领域仅余蚕丝业依然发展强劲,生丝国际需求的兴旺使江南蚕丝业的兼营模式和高利率贷款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就如民国时期针对吴江农民的调查所言:“每届蚕前,贷放蚕本总数,在三十万以上……蚕丝之利最丰,区区利率之高下,农民决不为计,但希多得借贷,即增多资本,以营利益可卜之蚕业。”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即“大萧条”)导致国际市场萎缩、蚕丝价格下跌,以及日本生丝竞争带来需求缩减,江南农村因“育蚕之利,一落千丈……于是种种贷款方法,竟成明日黄花,加一钿之风全杀”。(38)如在嘉兴,“茧价低降,竟有不够血本者”,(39)“由亏蚀而至于破产者十之八九,杀身或甚至全家自杀者,亦比比皆是”;在江苏,蚕户“就是牺牲了饲育的工资,还不能弥补其损失”。(40)可见,一旦兼营手工业所获利润下降,农户贷款进行生产的意愿也就随之降低。这时,早期工业化阶段“贷款-生产-销售-还款”的链条被打破,农民兼营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亦难以为继。

  

   这表明,由于19世纪中叶后全球市场和分工发生改变,江南地区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上的早期工业化无法维系旧有平衡。在棉纺业中,至20世纪初,江南的土纱、土布生产已被洋纱、洋布与国内机纱、机制布击垮。1913年,全国市场上洋纱比重已达72%,洋布和国内机制布比重已达35%,至1936年更上升到61%。(41)在缫丝业中,19世纪末农家缫制的土丝在出口桑蚕丝中比重逐年下降,至1902年已退至一半以下;1920-1927年间,土丝占出口比重仅有31.76%,销售逐渐退缩回国内市场;至1936年,农家手缫丝在全国桑蚕丝总产量中也仅占39.3%,(42)说明土丝生产在国内也渐渐被机器缫丝代替。同样的趋势还出现在丝织业中,中国蚕丝织品出口自1926年开始下降,1932年跌至1万关担以下,至1937年仅有4767关担,(43)较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萎缩了约四分之三。从上述变化中可以看出,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市场对中国棉纺织品、丝织品的需求已显著下降,来自西欧、日本等国的机器工业产品大量出口到中国市场中,对传统手工业形成强力竞争。另外,国内近代工业化所建立的棉纺、缫丝、丝织工业也对传统手工业生产方式进行了替代。在国内外机器工业的夹击下,农村家庭兼营手工业的生产模式渐告消解,江南的早期工业化被近代工业化进程打断。

  

   与此同时,近代工业化企业也以江南为中心逐渐兴办起来。许多农民和专业手工业者在传统手工业衰落后,因收入下降而选择成为近代企业的雇佣工人,为近代化生产带来了重要的劳动力及技术供给。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没能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自然递进到近代工业化,而是被外生型近代工业化所替代,且部分生产要素被近代工业化吸收,“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相当良好的基础,使得19世纪后期以来江南在近代工业化方面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进展远为顺利”。(44)

  

   三、清代江南社会资金的供需结构及高利率的市场逻辑

  

   (一)清代江南社会资金的供给情况

  

   民间金融活动因借贷条件、主体、期限等因素而存在复杂性,难以确定统一的基础利率,但历代为规范借贷所规定的法定利率上限通常以当时的金融活动为依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贷市场资源配置的实际情形。根据熊正文的研究,清代的名义利率上限远低于宋代以前,说明清代本身即是一个利率水平较低的时期。(45)

  

   较低的利率水平(相对过去而言)与社会资金供给的丰足密切相关。清代由于商品经济繁荣,大量货币资金流入金融市场,“存款作为重要业务形式得到了发展……这一点是以前各代所不可比拟的”。(46)当时,一般商铺乃至商人富室之家已经普遍兼营存款业务,各类金融机构如钱庄、票号等也都经营存款业务,就连各级官府也实行了生息银两制度,(47)将公款大量存储在金融机构中。特别是典当业在清中叶后进入发展繁盛期,不仅单个当铺资本额较前代有了显著增长,典当业总资本也相当可观。(48)据刘秋根估算,全国典当资本总额在1685、1724、1753、1812年分别约为1.1535亿、1.4856亿、2.71125亿、3.47085亿两,(49)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民间众多的私押资本。

  

   在江南地区,一方面,外地商人纷纷来此经营金融业。如在嘉兴府平湖县,“新安富人挟资权子母,盘踞其中,至数十家,世家巨室,半为所占”。(50)另一方面,皇族亲贵、官僚士绅以及军将士卒也参与金融活动。例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时任两淮巡盐御史的李陈常“有三处当铺,皆其本钱”。(51)凡此种种,使得江南地区的资本供应更加充足,以典当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非常活跃,如浙江桐乡县乌青镇,居民只万余户,而“典业在商业极盛之时相传有十三家之多”。(52)1685年江浙两省当铺共计2066家,占全国总数的26.85%。(53)

  

   从全球贸易角度来看,虽然英国从13世纪起即出现了为海外市场生产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但在16-18世纪,中国江南手工业产品质量好,价格便宜,国际市场需求最为旺盛。1594年秘鲁的西班牙总督甚至说:“中国商品价格如此便宜,西班牙商品价格如此昂贵,以至于我不得不相信不可能把贸易阻止到这样的程度,即在这个王国里没有中国商品消费。”(54)这种竞争优势在1500年后保持了几乎整整三个世纪,“到18世纪末,欧洲人在与亚洲人所进行的全球经济竞争中仍然处于劣势”。(55)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段时期的国际贸易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不仅拥有世界经济中最大的贸易顺差,还是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56)对于明清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额,学者们的估算差别很大,(57)但海外白银持续、巨量地通过贸易输入中国则是公认的事实。清初思想家唐甄形容当时江南的手工业贸易:“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58)可见清代江南从国际贸易中收获了大量白银,能够补充货币资金供给。

  

   根据金融市场理论,在同等需求条件下,利率会随借贷资金供给的增加而下降。可见,清代江南因借贷资金的充裕与金融机构的繁荣,在供给侧已具备了一定的利率下行条件。

  

   (二)清代江南社会资金的需求结构

  

   在需求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清代各类资金需求也较前代有所增加。在借贷方面,需求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消费领域的需求,包括城市居民和农民为维持生计的借贷,因赋税徭役而产生的借贷,用于婚丧嫁娶等特定目的的消费借贷,官员为候选、到任、报捐所做的借贷等等。二是流通领域的需求,主要是小商贩为调剂资金和商人为充实流通资本、增大杠杆的借贷需求。三是生产领域的需求,包括农民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资金需求,以及专业的手工、矿冶业资金需求。

  

   在这三类需求中,第一类需求在社会消费模式、生活方式较为固定的背景下,主要随人口增长而稳定上升,后两类需求则在清代江南有了较大幅度增加,表现为生产和流通领域对借贷依赖度提高和借贷规模的增长。如雍正年间嘉兴、湖州二府“每年新谷登场,凡有田之家,以及佃户小民,一时若有缓急,皆将所收之米,随其多寡,当银用度,次年蚕麦成熟,新稻未收之前赎回”。(59)乾隆时“两淮各场煎丁……每因盐斤不能接济,向各灶户重利借贷”。(60)嘉庆年间上海钱庄在沙船出海贩运棉布时,每每以大宗款项贷予沙船。(61)但总体来看,清代江南农村的借贷需求仍以第一类为主。根据20世纪30年代对江苏的调查,生活性借贷约占农村全部借贷行为的82.47%,(6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江南农村的借贷结构。由于清代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较前代并没有显著增长,“殷实之家,而每日肉食者甚少,其贫乏之人,逐日谋食,仅堪糊口”,(63)因此资金需求的增长并非结构性的,其增幅应相对低于供给增幅。

  

   社会总体货币供求关系也可以侧面印证这一看法。据彭凯翔和燕红忠的估算,1860年以前清代货币流通总量大体呈增长态势,而物价水平基本稳定,整体略有上升。(64)这表明从长周期来看,清代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有所下降,货币需求增幅低于货币供给增幅。

  

   尽管充足的借贷资金供给以及相对稳定的需求增长为清代江南市场利率的下行提供了一定空间,然而供求双方的结构特征却使得利率在实际借贷活动中无法下行。清代资金的出借方通常是金融机构以及富户、商人,直至20世纪30年代,调查仍显示江苏和浙江两省农家借贷的主要来源依次为地主、典当、商人、富农等。(65)这些金融机构和富裕个体因资本规模较大,往往能够主导定价。反观需求方,消费和生产领域的资金需求大多集中于小农和城市平民中,需求分散且个体需求额较小,在市场上缺乏议价权;只有流通领域的商人、商帮可以形成一定市场力量。

  

另一方面,清代中国人口由明末的1.5亿左右逐步攀升至2亿、3亿,至1820年约达3.8亿,(66)其中江南的苏州、嘉兴、太仓、松江等地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如在1776年,这些地方的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400人。(67)而相比之下,欧洲在经历了人口大幅增长后,1600年前后人口最稠密的伦巴第、马耳他等地每平方公里也仅有100-120人,且这一数字在1750年前都增长较慢。直至20世纪初,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也不超过每平方公里300人,远低于中国江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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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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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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