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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明:中国思想史学科主体性问题的再思考

更新时间:2022-07-16 20:14:29
作者: 张宝明  
而不同的关系处理和秩序评判导致了思想史书写的差异性。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但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却是以当下激活过去。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思想史家要通过“现实”的中介进行问题转换,架起一座汇通心灵的桥梁,这是思想史学家理应承担起的学术担当。与其他历史研究相较,思想史研究看似关注前人思考的经验、方法和理念,其实更重视历史对现实的观照价值。“未来如同历史”,马克斯·韦伯的这句话一直是笔者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动力。写思想史不是玄而又玄才好,不是故作深沉就妙,它必须具有活生生的人文关怀:批判性、主体性、前瞻性,应该是思想史写作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思”是面对现实而发,“想”是具有前瞻性的考量。思想史的书写,需要再现过去,但再现过去不是为过去而过去,而是为了观照现在,映照未来。回眸历史的意义是什么?难道是为了在历史的废墟上自说自话?抑或是在尘封的记忆中寻找惨不忍睹的创伤?历史已经“死亡”,它本身已经不具有意义,关键是我们要赋予它意义;历史已经“过去”,它已经无法复制,关键是要我们在再现“过去”的同时激活当下、映照未来。

   但要知道,问题意识有时是朦胧的,所要探讨的问题也是从千头万绪的历史现实中抽绎出来的,并非依靠单一学科便可以阐释清楚,只有借助多个学科的知识才能予以纾解。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史研究者既要有学科主体性,同时又要对现代学术研究的多元范式持开放的态度,努力把学科意识和问题意识结合起来。相对于在知识逻辑的框架中进行思辨的哲学史研究,思想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在关注历史上的思想问题时不忘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思想史研究并非简单的思想论述,因此不能脱离历史的脉络和社会的结构,在保持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实现与相近学科的融合,方能不断催生新的学术生长点。把“思想”问题置于历史的脉络和社会的结构之中,就不能依靠简单僵化的学科条块来认知分析,就势必需要借助一种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理论工具,例如思想史与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结合,以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深化思想史问题的探掘。回到本题,面对那么多“剪不断”的细枝末节,我们将如何化解呢?在笔者看来,只有回到问题本身,才能走出这样一个“理还乱”的尴尬局面。正如笔者在分析思想史与文学史之关系问题时所谈道的:“问题意识如同树的‘根’与‘藤’,由此可以花开数朵,结出‘数果’(硕果)。我们从事学术研究者可以根据兴趣各摘一枝,也可以独占花魁,一手多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从事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之学术路径可以各领风骚,但在打通学科壁垒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的尊重‘这一个’的个性自由、自主意识。思想史可以为文学史撑腰打气,但它却不能越俎代庖。学者可以兼做文学和思想史两类学科的学术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不分彼此甚至合二为一。”从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再回到思想史学科的周边地带,如果按照传统的套路,还可以细分为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军事思想史、民主思想史、自由思想史,等等。如果我们明白了思想史的主体性,我们就不难回到它与其他学科的区别。鉴于它与哲学史、社会史的近亲关系,我们要说的是它既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学问,也不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学问。思想史就是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思想。这不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科当中的思想史研究,因为它的目的可能不在于历史,而在于思想。

   三、以文本为本文: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方法

   思想史研究要以问题意识为引擎,便意味着它不是抽象的思想演绎和理论推导,而是处于历史脉络与社会结构中的问题式探究。历史研究者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然而历史已经消逝,研究者不能回到历史现场去观看历史发生时刻的真实场景,而想要还原历史真相,研判历史的是非曲直,就不得不借助于历史遗留的史料文本以开展学术研究。自从胡适、傅斯年倡导实证史学以来,“用史料说话”已是历史学界众人皆知的学术准则。以此来观照思想史研究,逝去的思想历史也无法自动呈现出来,不会成为从事思想史研究者的直接研究对象,思想史研究者面对的也只是大量的思想史资料。这些思想史资料是由浩若烟海、形形色色的文本组成。我们借助这些文本回到历史现场,同时这些文本也是指引我们走向本文、寻找本文的桥梁与凭借。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的文本非常之多,并非所有文本都可算作思想史文本,例如历史上的公文文本,乃是政治史研究的内容;流传于民间的歌谣等文本,则是文学史的一个资源依托;表层生活的林林总总,又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取法对象。唯有知识或说文化精英的文本,才是思想史的根据。思想家借助语言、逻辑和文本进行思考,历史上留存下的文本中包含着以往思想者对历史的感受,对问题的经验,对未来的思考。这使得个体的思想文本置身于整个思想历史的问题脉络之中。在某种意义上,笔者更倾向于思想史的书写主要是精英流向的叙述。

   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可以使用传统的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也可以借用社会学、政治学、阐释学等理论方法,但这些方法都必须建基于大量的思想史文本的分析之上。正是这个意义上,笔者将思想史研究的方法简约为“以文本为本文”。“以文本为本文”,这句话听起来拗口难懂,这里可借用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理论加以解释:“本文”相当于所指(事实、存在),而“文本”相当于能指(语言、符号)。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容易远离事实存在(本文)而针对语言符号(文本)发起议论甚至形成激烈争论。从思想史视野来思考“文本”和“本文”的关系,我们可以以此作解:从事思想史研究首先要探究的是历朝历代思想家的“思想”,但思想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只能借助留下来的大量承载“思想”的史料进行打捞勾陈。此处,史料就是文本,而思想就是本文。文本是我们走向本文的一种工具,思想史料也是我们借以触摸古人思想的一座桥梁。思想史,无论中西,也无论古今,在笔者看来都是关于“注解”的学问。我们常说的一部西方文明史或思想史,无非都是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思想注解的历史,这个表达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中国也不例外。思想史书写是围绕思想文本展开各式各样的书写阐释活动。“解释历史”与“还原历史”向来是历史学家的两条基本学术路径,两者需要一个相辅相成的互动。但在思想史写作上,“解释历史”比“还原历史”更重要。在学术思想上,我们反对“过度的阐释”,但这不等于阐释的多余。尤其是对思想史学科而言,其个性和主体性在根本意义上还是流布在“还原”基础上的“阐释”。思想史不是不要考据,我们强调的是在“学术”考据上的进一步升华。因此,前者是基础,是前提,是铺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缺乏扎实的文本考证不能撑起“思想史”的厚度和凝重,也就难有思想史应具备的说服力。反过来也一样,无论思想史的支撑点或说材料支柱如何牢靠、坚固、厚重,如果没有思想家抽象的思辨、价值的提炼、理论的分析、深度的梳理,就不会有思想史的闪光点和兴奋点。毕竟,历史发生过的一切(史料)是共性的“存照”,是一个尘封的固定范式,所有研究思想史的人都会以此为蓝本进行“知识考古”“谱系梳理”,只有以不同的思想史视野和研究方法进行行文立论的思想史学者才会写出个性鲜明、绘声绘色的特色之作。

   以文本作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故必然会提出“本文”的要求。阐释思想,还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一门基本“技艺”,此中关联着正确理解文本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思想史必须以“文本”为主体进行主题书写和深描,也就是以精英思想为主线生发开来。思想史研究应注重精英思想的来龙去脉,其中包括对个案、“文本”、群体等的考察和分析,而民众观念史无论如何也难以成为地道的思想史。要知道,即使后来被认为民间文化的代表——“巫”,在古代也是属于知识分子范畴的“精英”人士。所以,笔者强调思想史的社会性的时候,千万不可将“巫”的思想简单看成底层社会思想,更不能代替思想史书写。我们只能说,精英的思想表达来自于现实社会,当其浓缩成文时,则是少数精英分子的选择和表达了。与民间社会的知识、观念和信仰相较,精英思想家的思想文本能更准确捕捉历史发展的思想脉动,能更有效回应时代前沿的思想命题,由此精英思想家的思想文本也成为探测一个历史时代思想肌理的最佳材料。思想史研究注重分析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思想的勾连、演绎与差异,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也不能离开思想“脉络”来分析历史“文本”。譬如解读五四学生运动,历史学科将其视为历史事件考察其发生的显见的前因后果,而思想史研究要求我们穿过学生运动的事件表象进而分析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思想革命,不但要审视当时思想先驱发表了何种观点,回答了何种思想命题,而且要将其放在中国思想史脉络中去理解,考察这些思想讨论如何改变了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和思维方式,如何改造了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传统思想格局,从而将五四学生运动作为思想史事件放置于历史与时代之纵横交叉的坐标上加以审视。

   我们在进行思想史研究时还需要注意:同是思想史,在以“它山之石”攻玉的同时,切忌丧失主体性,沦为完全意义上的西方的框架。要知道,西方主智,中国主德。只有这样才算是在本土话语背景下接地气的思想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文本中寻找本文,也要反对任何理论方法导致的扭曲解读,从史料而不是从理论出发,以史料为依据重现历史思想的原貌及其发展脉络。正如钱穆所言:“治史者先横梗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现在学界援引的理论多是根据西方史实总结提炼出来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理论有时是思想史分析的凭借,但有时也是我们寻找“本文”的障碍,“我们该从中国思想之本身立场来求认识中国思想之内容,来求中国思想本身所自有之条理组织系统,进展变化,与其派别之分歧。此始成为中国的思想史”。问题的焦点也是难点在于,同样是注解,思想史和哲学史、文化史、政治史等不一而足的“史”有何不同?如果过去我们说社会史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点上,那么思想史就是在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文化史和政治史的交叉点上。这里,笔者更倾向于它是历史哲学的近亲。在此,存在着多维度的对应与重叠。形而上与形而下、朝(官方)与野(民间)、学术与政治等的整合会直接决定着思想史的张力或向度。

   四、道统·学统·政统:思想史学科主体性的另一面

   就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书写而言,确立了本土话语和体系后,一个基本的框架也在“他者”的存照下确立了基本范式。这个基本范式就是思想史学科主体性的另一解读:思想的独立性。只有独立的思考,才能具有批判性、前瞻性和当代性。为此,就有必要理清道统、学统和政统三者的关系,不然就会与政治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纠缠不清。之所以要着重分析中国思想史上的道统、学统和政统,乃是因为这三者的融会贯通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脉。思想史就是思想学的通约或说约定(俗成)的表达。思想史上的每一次论争、每一个文本的出现又无不渗透着人类何去何从的哲学思考,贯穿着个人、国家、社会之关系的思想阐述。若要了解一个时代,则要洞悉身处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因为他们是反映时代风气最为重要的象征。思想史书写仿佛在中国传统中寻找可以称为“思想”的资源。“思想”尽管看似只属于上层精英的思维层面,但知识精英在道统、学统和政统的架构下去传播实践思想理念,也就成为民间文化的知识投射。从思想家个人的思想到知识精英群体的行动,知识、伦理和政治便紧密联系起来,知识精英的学理知识和普罗大众的公共事务也便联系起来,思想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具体可行的现实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不同意舍弃精英思想去书写民间思想。思想史书写尽管可以将民间知识、思想、观念纳入考察视野,但其主脉依然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文本和精神统绪。

阅读梁启超、胡适、侯外庐、钱穆、蔡尚思、张岂之等大家的思想史著作,他们在思想史书写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追溯思想传统,同时内蕴着一种发掘精神资源以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理念。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统绪”蕴含着道统、学统、政统等多元内容。道统、学统、政统的概念并非自古有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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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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