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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沐 冉诗泽:中国大一统思想及各民族共创中华的集体记忆

更新时间:2022-07-14 10:41:02
作者: 武沐   冉诗泽  
“重熙纳币”反映出辽兴宗已不再满足共享“中国”的南北认同,已着手天下共主的建构。辽道宗时,宋朝中国在契丹人心中已经降为中原政权、中原地区或汉人的代称,其地域概念强于政治层面,不再有“中央之国”的内涵,也不具有宣称正统的效力。辽朝因此大肆炫耀“宋修职贡”,而辽则是包括中原地区或中原政权在内的“大中央辽契丹国”。《契丹国志》载辽道宗令汉族儒士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帝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又讲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帝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辽道宗显然不认同北极之下的中国只包括中原地区,契丹所处的漠北亦应囊括在中国之内,且为中国的中心。加之此时的契丹早已不是“荡无礼法”的“夷”,而是“不异中华”的“大辽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地自称中华。故这一时期辽朝大臣中也有将辽称为中国者。道宗大安末年,刘辉上书:“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这里的“中国”明确指称辽朝。刘辉又在道宗寿隆二年(1095)上书:“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刻于辽天祚帝天庆八年(1118)的《鲜演大师墓碑》也称:“高丽外邦,僧统倾心;大辽中国,师徒翘首。”这里大辽与“中国”合称,足见至迟在道宗时,契丹人已具备以中国为正统的意识,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中国”涵盖的范围拓展至漠北,并将中原纳入到“大辽中国”之下。

   与北魏自称炎黄后裔一样,契丹自称炎黄后裔并不意味着将自己同化于汉族,而是坚持“共祖异族”的契丹人认同。契丹人之所以信心满满地自称“中国”,首先得力于辽对宋的军事优势。辽朝后期,契丹人一度进驻汴梁,占据了北方大片疆土。反观宋朝,虽然手握正统王牌,却不得不忍辱称臣,被视同中原政权。其次,契丹人很早就注重学习汉文化。辽灭后晋,更是效仿中原制度文化。“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太宗谓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国,百官皆如旧制”。在辽太宗的推动下,契丹人不断学习中原礼仪制度,自谓不输宋朝,“华夷同风”,可称中国。宋人富弼言:辽人“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想见宋人心目中也接受与认同了辽契丹“不异中华”“华夷同风”的事实。

   契丹之炎黄族源尽管囿于“脱夷统华”的大一统建构,沿循了血缘认同的老路,但所提出“北极之下为中国”应包含“大辽中国”与“宋朝中国”,这实际上隐含了辽朝即中国的因素,更是为辽朝争当中华正统,成为正统中国的代表寻求到了转化途径,这为后世理论创新带来启迪。如果说“大契丹”改为“大辽”所展现的仅仅是契丹从汗国转向一个区域性政权,那么“北极之下为中国”的提出则预示着“中国”涵盖的范围大踏步地向长城以北拓展,中国已不再局限于中原中国。多民族的中国观呼之欲出。

   六、我本中国

   (一)女真人对于大一统思想的创造性贡献

   1.金朝的多民族中国观

   与前代大多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政权不同的是,女真人从不惧怕称“夷”。从靺鞨到女真,女真人并未自我建构或被建构为炎黄子孙。《旧唐书》卷149《北狄传》称“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金史》卷1《世纪》载:“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辽东宣抚使完颜海奴等人谏言立黄帝庙,以此附会女真人为黄帝后裔。大臣张行极力反对曰:“按《始祖实录》止称自高丽而来,未闻出于高辛。”金宣宗对此表示赞同。女真人的这种民族自尊、自信比以往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都表现得强烈。但同时,女真人的中国认同也不断强化,这种民族本位意识与对中国认同看似矛盾,实则是金朝多民族中国观的体现。

   金朝后期,女真人的多民族中国观逐渐成熟,主要包括:第一,从地理角度,女真所谓中国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中原,而是包括其统治下长城内外的广袤区域。第二,从民族角度,炎黄血缘不再是确认中国人的唯一标准,少数民族即使不“脱夷”亦可“入华”。夷夏均可宣称“我本中国”。第三,从文化角度,女真人的文化并不逊色于汉文化,同样可以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第四,从政治角度,女真代表金朝,金朝即中国,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第五,夷夏均可以追求和实现大一统,血缘不再是判断正统与否的标准。上述观点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女真人将“中国”的概念扩大,“王朝即中国”,我们称此为多民族的中国观。至此是否“脱夷入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女真人凭借“夷”的身份可以名正言顺地践行大一统。多民族的中国观为女真人的大一统实践提供了全新的理论阐释与支撑。

   与契丹初期相同,女真人最初亦自视为“夷”,自称北朝、女真、大金,称宋为“中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大金政权后,迅速攻辽灭宋,而此时女真人的正统意识完全处于朦胧状态。金熙宗在位时,“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金朝多民族中国的特质不断凸显,女真统治集团已经萌发了鲜明的以中国政权自居的中国意识。海陵王极力反对“严夷夏之防”“内诸夏而外夷狄”“贵夏贱夷”等“夷夏有别”的思想,自称“朕每读鲁论,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他读《晋书》,为苻坚列入“载记”而感到惋惜,叹曰“雄伟如此,秉史笔者不以正统本纪归之,列传而已,悲夫!”海陵王认为“夷”也可以完成大一统,否认将夷夏作为衡量正统与否的标准,提出无论夏与夷,只要能够完成大一统,就可以居正统的思想,这标志着“我本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正在形成。如完颜亮决意伐宋时,其嫡母徒单氏劝谏“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议者言珫与宋通谋,劝帝伐宋,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国”。金章宗曾下令“禁称本朝人及本朝言语为‘蕃’,违者杖之”,不再认同金朝是“夷国”,认为“夷狄”也是中国人。同时“诏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复同者禁之”。祭三皇五帝四王,其主要目的就是标榜金朝的正统性。随着金朝统治者以中国自称而宣示对西夏、宋、高丽等周边政权及民族的统御时,中国更多体现为政治意义上的“正统中国”,中国即正统,正统即可“君天下”,为天下共主。笔者认为正是这一逻辑推动了金人多民族中国观的形成,即从正统中国,衍生出金人在族群上不辨夷夏,地域上不分南北,文化上涵盖女真、汉人等多元文化的多民族中国观。

   与辽朝后期相比,金朝统治者自居为正统中国的观念更为普及。依附于宋朝的吐蕃人青宜可提出“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国之意”。这里的中国指称金朝。金章宗时,“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这里将宋与中国对举,视金为中国。金哀宗曾面对蒙古频频南下曰:“北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这里将宋人、蒙古、中国对举,其中国显然指金朝。由此可见,此时金朝即中国的认同绝非个别人的说辞,而是金朝上下普遍的共识。且金人赞同在中华民族内部又可作进一步的划分,如强调女真、渤海一家外,也时常表达契丹、汉人为一家的观念,如称“契丹、汉人久为一家……且番、汉之民皆赤子也”。从女真、渤海一家到契丹、汉人一家,再到番、汉之民皆赤子。“一家”的范围越来越大,包括的民族也更加广泛,最终上升为“天下一家”。

   2.金朝“我本中国”的自信

   金朝敢于自称中国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宋金实力的绝对悬殊是主要原因。“靖康之乱”导致北宋灭亡。三年后南宋向金称臣。大金由此代辽成为东亚大陆上的霸主,实现了长城内外的大一统。宋金“绍兴和议”更是“以臣宋告中外”。此后在《金史》中,南宋、高丽、西夏开始频繁出现于朝贡的名单上。金朝对南宋以“上国”自居,南宋则屈为“臣国”。金朝实现了契丹漠北故地、女真本部东北地区、淮河以北地区的统一。至此再看金朝的“中外一统”,显然已具备“天下”之意。“天下一家”的思想已成为金朝君臣共识,故金熙宗称“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刘筈称“今天下一家,孰为南北”。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金与南宋约定,南宋书不称“大”,称“姪宋皇帝”;称“再拜奉书于叔大金皇帝”。南宋再次遭贬。

   中国历史从宋、辽、金、夏开始,少数民族轮番上演了追求统一的历史剧。女真人的多民族中国观正是在这一时期被真实客观地创建出来。金朝虽然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多民族的中国观为大一统思想的演进做出了突出贡献。它证明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壮大,必然会对大一统思想进行调整与充实,并为共创中华不断开启新的大门,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通过这一扇扇大门源源不断地充实,并凝聚和壮大起来。女真人的多民族中国观被元、清朝统治者继承发扬,最终形成了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大一统共识。

   (二)蒙元对多民族中国观的践行

   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开启了蒙古铁骑“海内一统”“威服海外”的征程。蒙古人西征时,称自己的政权为“蒙古国”“大朝”“蒙古大朝国”“大朝蒙古国”。此时的蒙古正专注于联宋抗金,对于宋金“中国”之争尚未介意,也未严格区别。

   与女真人一样,蒙古人在族源上也没有攀附炎黄,而是延循了女真人的多民族中国观,将自己视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忽必烈继位后,开始谋求大一统,这在忽必烈所颁诏书中有强烈表达:“肇造区宇,奄有四方”,“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在郝经、刘整等劝导下,统一天下之志越发坚定。郝经主张“阖国大举,以之伐宋而图混一”,刘整言“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忽必烈曰:“朕意决矣。”

   蒙古人对于空间的表述常常使用天下、四海、海内、海外、中外、中国等词汇,但《元史》在忽必烈灭南宋前不称蒙古为中国。中国一词多指中原、中原政权。《元史》乃明朝人编纂,视南宋为正统,故在南宋灭亡前不会称蒙古为中国。但实际上,忽必烈改元“中统”就是取“中华开统”之意,这显然已自视为中华正统。在建元“中统”颁发的诏书中忽必烈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愿。至元元年(1264),徐世隆奏“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八年,忽必烈用刘秉忠议,改国号为“大元”,并在诏书中称大元是“鸿名”,取《易经》“乾元”之义,完全符合华夏正统,可见此时的忽必烈完全是以中国皇帝自居,以本朝为中国。

元朝统一后,统治者以天下共主自居,不辨夷夏,但凡提到中国均指多民族的中国,如“至元二十年,以征日本国,命高丽王置省,典军兴之务,师还而罢。大德三年,复立行省,以中国之法治之”,“诸下海使,臣及舶商,辄以中国生口、宝货、戎器、马匹遗外番者,从廉访司察之”。这里的中国和外番对举,中国均是对元朝的称谓。由此可见:(1)相对于“共祖异族”的中国观而言,多民族的中国观不单单是地理概念的延展,更重要的是它承认各民族都是中国人,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的历史必然。(2)秦汉以来无论是司马迁的“共祖异族”,还是少数民族的“脱夷统华”,其中国人的认同基本上是以炎黄血缘为准,而元朝对于中国人的认同为国家(王朝)认同。这是历史性的转折,在此后的历史发展和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意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3)多民族的中国观反映了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同样也可以完成统一大业。这是蒙古人对大一统思想的历史贡献,并为清朝所继承,成为大一统思想的主流。(4)限于元朝国祚短舛,统一的多民族中国观尚未得到深入、系统的阐述,故元朝时官方的多民族中国观与民间流行的狭义“中国”观常常一并见诸史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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