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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论亚太局势与中日关系走向

更新时间:2022-07-05 00:35:58
作者: 杨伯江 (进入专栏)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前不久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就岸田政府外交战略变化调整、日本对华政策走向、美国对华政策对日本影响、未来中日关系主要影响因素、日本介入台湾问题动机、日台关系走向、日韩关系改善的可能性、QUAD对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发展演变的影响、安倍对岸田政府的影响、未来中日关系分析等问题一一作出了详细解答。

  

   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副会长,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曾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日本国际论坛客座研究员、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问题、亚太地区安全、大国关系。

  

   以下是具体问答内容:

  

   日本对国际局势分析变化大 对华政策是“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典型

  

   中评社记者:4月22日,日本外务省发布了2022年版《外交蓝皮书》。此前《产经新闻》曾发文称这是日本外交史上一份划时代文件,内容涉及有关国际秩序的基本认识重大变化。您认为,相比上一届政府,岸田政府在外交战略上的最大变化体现在哪?

  

   杨伯江:从蓝皮书内容来看,日本现政府外交战略上的最大变化体现在对国际局势、国际秩序的认知,特别是在威胁部分的表述比较集中。概括而言,日本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威胁:第一,实力对比变化造成的威胁;第二,支撑秩序的规则面临挑战所带来的威胁;第三,支撑规则的价值观如自由、民主、人权等面临的威胁;第四,安全领域的威胁复杂化。除了俄乌冲突这类的传统安全威胁外,安全的范围在扩大:一是在向产业链、供应链扩大,二是向科技领域特别是高新科技领域扩大,三是向网络、太空、极地等场域的扩大。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本蓝皮书中指出,“根据当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和日本或将迎来战后最大的一场危机,” 这是首次出现这样的表述,较以往的蓝皮书讲得都重。

  

   中评社记者:岸田政府提出了“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口号,您也曾指出日本对外意识和思维的加速演变中,有三个意识比较突出:对外危机意识、国际博弈意识、战略主体意识。您如何看待在这种意识影响下的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杨伯江:日本在冷战后经历了三场重大危机,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这次新冠疫情引发的国际公共卫生危机,每隔11年爆发一次。日本的危机感明显上升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当时麻生太郎组阁时特别强调“日本面临危机”。现在岸田提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口号,体现了面对危机日本国际战略该怎么办的政策方针和思路,集中说明了对外危机意识、国际博弈意识和战略主体意识的增强。

  

   其中,岸田政府看重的主要有三点:一是加强和拥有共同价值观合作伙伴之间的团结,引领国际社会对抗所谓“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日本之前也一直在强调“拥有共同价值观”,但目前对象已不仅是盟国美国或是像澳大利亚、英国这样的准盟国,而是进一步拓展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印度、欧洲、东南亚一些国家。二是鉴于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和“不确定”,持续强化对日美同盟的借重。尤其是一些重点外交政策目标,要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予以推动实施。三是从根本上强化日本自身防卫力量以及国际战略行为能力。日本年内要完成三份重要文件的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日本对华政策正是体现“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典型。具体而言,有两个层次的意涵:首先,“现实主义”意味着在对华外交中要强调主体意识、战略意识以及手段的多元化。当然,从国内政治、党内政治角度来看,特意加上“现实主义”也是岸田为了淡化作为“宏池会”传人的自由派标签,以此寻求党内最大公约数。其次,“新时代”包含着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形势分析内容,比如面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如果陷入一个完全敌对的日中关系,那对日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中日合作经过邦交正常化50年的持续发展,已经形成了非常深入、相互渗透的利益纽带。尤其是在疫情之下,合作为双方所必需,彻底脱钩是不符合双方利益的一种选项。可以说,“新时代”一方面决定了中日之间的矛盾点、对抗性会增加,但同时也决定了双方不能陷入“有对抗、无对话,有竞争、无合作”的状态。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也体现在此次蓝皮书中,比如日中关系“不仅对双方来说十分重要,对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也很重要”。日本在“主张应该主张的”、要求中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的同时,需要与中国携手解决共同的课题,通过双方努力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

  

   中日竞争呈现系统性、战略性特征 影响未来中日关系有三大主要因素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现阶段中日关系有哪些特征?影响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杨伯江:从邦交正常化以来的50年来看,中日关系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恢复“正常”与合作发展期,大致是从邦交正常化到1992年;二是合作升级与“政冷经热”期,大致是从1992年到2010年;三是矛盾扩散与战略竞争期,从2010年到现在。

  

   在当前阶段,伴随着中日以经济总量逆转为象征的实力对比变化,以及美国全球战略重点调回亚太等一些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中日间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两国之间的竞争呈现系统性、战略性特征。中日关系在经济合作领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包括双边,更包括地区多边,继上一个十年签署“清迈协议”后,共同推动签署了RCEP;另一方面,在政治安全领域的矛盾也开始超出双边,涉及到一些深层次问题,如战后秩序的法理依据、地区秩序的重构方向、联合国机构改革等关涉国际架构和国际规则的问题。总体而言,两个方面都有所上升,对抗和对话同时存在,竞争与合作同步发展。从挑战的一面看,矛盾摩擦点增加,对抗竞争在走向深水区。

  

   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是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往往表面上看是围绕某一项具体利益、矛盾的妥协、互动,而背后是国内因素乃至世界地区局势的深层推动。影响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中日关系主要因素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角度:第一,中日关系的特质,包括历史、文化、地缘因素、固有矛盾等。中日关系不是中美关系,不是中韩关系,更不是中俄关系,要有所区分,对症下药。有区分才有政策。

  

   第二,中日两国自身变量的影响,即两国的国内形势以及对外战略政策。回溯50年的中日关系,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可以看到两国国内与关系的变化相对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

  

   第三,外部环境影响,包括世界格局和时代因素,当然其中对中日关系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美国战略政策。无论是1952年吉田茂内阁选择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和约”进行战后处理,还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或是上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变化,特别是战略与安全领域,背后的美国因素非常明显。包括从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重返亚太”、第二任期搞“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都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安倍最早提出了“印太”概念,但祗有推销给特朗普、让美国搞起来,日本才能借势而为,取得功效。

  

   日本介入台湾问题动机复杂多元 动力大于美国

  

   中评社记者:台湾问题是中日矛盾的一大聚焦点,岸田文雄谈到台湾是“下一个问题”,日前安倍晋三也多次就台海问题发表看法。您曾指出,日本介入台湾问题不仅仅是追随美国这么简单,您认为其主要动机是什么?您如何看待近几年来日台关系的变化以及未来日台关系走向?

  

   杨伯江:动机首先来源于日本的切身利益,“追随美国”不是第一位的。美日对台湾问题“指手画脚”,是因为台湾对他们来说都具有重要性,但重要的角度、程度有所不同。对美国而言,台湾是“第一岛链”战略的一个重要支点,非常重要,但没到“生死攸关”的地步。而在日本看来,则是事关自身安全与生存的一个关键节点。日本认为无论是从海上通道、经济安全,还是从地政环境乃至本土安全来看,台湾海峡都事关生死。日本在明治时代就曾有“利益线”、“主权线”之说,作为它对外侵略扩张的理念和理论基础,这种地缘战略思维是一直存在的。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做不到像美国那样“超脱”,但它的问题在于,它试图通过与美国的双边安全安排来影响台湾问题,包括“必要时”直接介入,这是明显违背有关国际法的。

  

   至于日台关系的变化与走向,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在经济产业和技术层面对台湾的渗透,比如说对半导体制造业相关投入的增加。在战略上,日本不仅把日台关系放到传统的对华政策的视角下,而且开始放到更具有综合性的海洋战略、地缘战略中加以考虑和定位,即所谓“三海联动”甚至是“三海加两洋”式的思维,和“印太”构想产生关联。

  

   美国对华政策对日本影响最直接 但也在走向相对化

  

   中评社记者:拜登上台以后,美日同盟重回强化轨道,对华步调趋于一致。您如何看待日本在美国东亚安全和防卫战略调整中所扮演的角色?

  

   杨伯江:无疑日本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美国是这么认为,日本的自我认知也是如此,这一点通过上述对日本外交蓝皮书内容的梳理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无论是从美国的期许还是从日本的自我认知和战略需要来看,已经在扮演重要角色的日本还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日本发表讲话,强调不希望国际舞台上的日本就此沉寂下去,美国战略学界也掀起了一场讨论。当时有的文章标题就是《why does Japan still matter?》(为什么日本对美国仍然至关重要?),核心观点就是日本对于美国推行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战略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且日本自己的角色意识也越来越强。

  

   中评社记者:在中美博弈大背景下,您认为美日同盟的加强对未来中日关系有何影响?您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有多大?

  

杨伯江:美国对华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国际地位,也是因为美国在战后日本社会、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几乎是全方位的特殊影响力。这跟战后日美关系的起点有关,日本保守政权是靠美国扶植起来的。这一点上日韩存在相似性。冷战后,日本自民党政权推动安全战略转型时,往往是先取得美国的首肯,甚至是先签订日美双边相关文件、然后再来倒逼日本国内进行相应的法律调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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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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