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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 张远:论全过程人民民主

更新时间:2022-07-03 13:09:50
作者: 刘建军   张远  
2010)之弊端的有效克服。

  

   (二)协商过程中的民主

  

   协商是中国治国理政的恒久传统,更是新中国立国的重要基础——新中国就是协商建国的典范。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大魅力之一体现在丰富多样的协商之中。政治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基层协商等,均已成为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过程的充分展开是克服周期性民主、间歇性民主的必由之路。在我们研究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发现生活场域恰好是实践全过程协商民主的最佳场所。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曾下过的重要断言,即人类经过政治解放、在政治领域中实现平等的同时,却将不平等留在了市民社会之中。因为在经历了政治解放的现代世界中,人们依旧过着双重的生活:在市民社会当中,人们以自己为目的,以他人为工具,把自己放大为绝对,把他人下降为完成自己目的的要素,不平等依旧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底色;但由于拥有了政治选择的权利,人们却自以为和市民社会相分离了,自以为站在了普遍的、共同体的高度过上了一种政治的生活。这里政治与市民社会生活展现在每个人身上真实的自我割裂现象实际上已经预设了政治与生活的分离。现代政治学之所以专注于国家权力,是因为生活被非国家化、非政治化。但是,在被现代政治学所鄙视的生活场景中,我们发现了完全不同于国家政治但又与国家政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生活政治领域。在这个特殊的生活政治领域中,尽管没有大规模的阶级对抗,但是一个简单的生活议题可能会被引爆为国家政治动荡的前奏:生活政治恰恰是国家治理极为重要的投射空间。资本主义制度与西方人所宣称的“自由民主制度”都包含有将生活政治排除在外的本性,其力图将生活政治议题还原为一个个市场能力议题,从而把冷酷的外在统治结构消融在难以察觉的“无意识”之中。如果说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终极秘密,那么,依靠市场逻辑完成对生活政治的吞噬和消解,则是资本主义统治的终极秘密。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场景中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与配置,关注的是健康的人际关系、家际关系、家社关系、家国关系以及各种社群关系的展开与维护,它与刚性的权力结构、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意识形态”以及高超绝伦的谋略、阴险狡猾的诡计天生是绝缘的。生活政治讲求的是要把情感、责任、善意和公益带入其中,其杜绝任何的游离与漠视。而在生活政治的场域中,社区治理又占据了极为重要的空间,故明确社区治理的一般规律就显得极为重要。我们发现社区基层治理有着两条基本的规律。规律一:越是到社会基层,政治的辨识度越低。在社区中,居民更多地关注物业费缴纳、住房维修基金使用、公共停车位等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性议题。在生活性议题中,政党、行政、社会等方面是很难分开的,更多地需要多种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规律二:社区中的议题与个人利益关联度越高,对公开、透明、参与的要求就越高。正是基于生活场域的高关联度,全过程协商民主才蓬勃开展起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全过程协商民主就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原初起点。

  

   (三)征询过程中的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表现为民意的连续性表达,也表现为对民意的连续性收集。如果说民意的连续性表达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那么民意的持续性收集就体现了自上而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要理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将民意收集起来。西方国家的选举就是一种收集民意的制度设计,但是,这种收集机制已经沦落为取悦民众的技巧。更致命的是,随着选举周期的结束,选举制度中的“一次性”约束机制立即陷入失灵的境地,民意是否得到实现的问题则被束之高阁,这正是西式选举制度的脆弱性之所在。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则构建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民意收集机制,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征询制度。所谓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智于民,就是典型的征询过程中的民主。因此,中国各个层级的治理者有着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如果将所有国家的治理者投放在征询民意上的时间长短、工作量大小等维度层面上,做一个量化的比较研究,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各个层级的政府在征询民意上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以及经费,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定是首屈一指的。

  

   (四)决策过程中的民主

  

   从民主的运行过程来说,民主是一种集体决策机制。集体决策机制的民主,指集体对某些关涉到集体中每一个成员利益的问题进行决策时采用的一种决议机制和规则。集体决策的产生来源于对人们生产、生活中因个人无法或无力而只能通过集体组织来实现或增进集体成员的相容性利益或共同利益的需要。作为集体决策机制的民主起源于“氏族民主制”这一最为古老的民主形式(孙关宏、胡雨春,2002)。决策过程的民主是一种古老的形式,也是我们理解民主的原初要素之一。在现代国家,人民参与决策的直接民主实际上已经被代议民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所替代。但是,中国却将民主的古老形式有机地转化到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中。在我们调查中国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发现,几乎所有重大领域的决策,都会采取征询会、听证会等形式,为人民参与决策过程提供各种制度上的保障。更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的政府工作报告、五年发展规划、城市发展规划等涉及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都会有连续性、长期性、多群体参与的民意表达和民意收集。中国所有的决策都不是办公室产品,而是在长期性的艰苦调研和充分听取群体民意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这种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在全世界是独树一帜、独一无二的。

  

   (五)评价过程中的民主

  

   任何决策是否达到了充分实现民意的程度,或者说民意的实现达到了何种层次,这就涉及评价过程中的民主。如果说民主是民意的连续性表达和实现,那么谁又拥有评价民意实现程度的权利呢?显然,一定是人民。所以,评价过程中的民主就是确立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终点和归宿。中国各级政府都会采取自下而上的考评方式,评价政府治理的绩效。从随机性的问卷调查到“12345”热线监控和考评平台,从“一网通办”到跨区域性的公共服务,人民借助互联网拥有了史无前例的评价权。评价过程中的民主尤其适用于与人民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及教育等密切相关的领域。可以说,从民意连续性的表达到民意连续性的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了严密的实践闭环。

  

   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名词或政治概念诞生后,一直处于意识形态化的争论、争夺之中。西方社会借助经济上的早发优势、政治上的霸权优势以及表达解释上的话语优势,完成了对民主的窃取(古迪,2009)。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当全球资源向西方国家回流的通道被切断时,依靠剥夺全球资源支撑起来的西方民主制度顿时低下了高傲的头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来自外部按照资本主义逻辑构建起来的“中心一边缘”体系的瓦解(沃勒斯坦,2013),以及内部社会分裂、极化的快速演进。正是在这一双重背景下,依靠“竞争”和“选择”两大支柱支撑起来的西方民主理论陷入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困境与危机中。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恰成为与西方民主对立的另外一极,无疑是找到了一种克服选举民主和制衡民主的善治出口。重新定义政治、重新定义民主的任务就这样落到了中国身上。政治就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政治是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形式,而民主就是民意的连续性表达与实现。这不是对民主的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争夺,而是向民主本意、民主理想的回归。

  

   ①习近平:《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2019年11月3日),原文链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11/03/c_1125186412.htm,最后浏览日期:2021年9月29日。

  

   ②“英国的人民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简直是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选举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选出,英国的人民就成奴隶了,就什么也不是了。在他们短暂的自由的时间里,他们对自由的使用办法,正适足以使他们失去自由。”(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6页。)

  

   ③习近平:《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2020年6月9日),原文链接:http://www.gov.cn/xinwen/2020-06/09/content_5518164.htm,最后浏览日期:2021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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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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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政策研究. 202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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