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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读《依附之路》,谈中国道路

——一部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经典的问题意识与当代价值

更新时间:2022-06-27 13:38:22
作者: 赵月枝   丁远哲  
促使其成为意识工业畅行无阻的坚定盟友。例如,所有的加拿大杂志都依赖两家美国公司提供经销服务[18];美国电影巨头垄断了加拿大市场的制作发行和放映,甚至在国内受到反托拉斯法监管后,在加拿大都从未受到干预[19];加拿大最主要的两家电话公司——比尔电话公司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都是美国跨国巨头的分公司[20];一战后加拿大因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对美通信政策亦步亦趋,国内电信基础设施几乎全部由美国拥有或控制的企业组成[21],在国际电信联盟和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加拿大也始终支持美国在无线电方面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22]。

   在此背景下,尽管加拿大国内部分群体,像魁北克法语区以及被斯迈思称为“机构性滞后”的部分:家庭、教会、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和军队等同美国文化入侵进行了抗争,加拿大政府也出台了部分保护措施,但总体上收效甚微。单个行业的保护政策无法抵挡来自整个意识工业的进攻。例如,安大略省教育图书方面的“加拿大优先”政策,就因美国教育改革带来的停发补助金和教材选用权下放而被削弱[23];加拿大广播公司则因为经济压力不得不进口美国节目,并以商业价值作为节目编排优先考虑的目标[24]。与此同时,美加私有化运营的信息基础设施,放大了公共服务与商业利益的矛盾。尽管各种监管委员会及其文件法案明面上以“提供优质、安全、无歧视、价格合理的服务”为条件授予企业垄断经营权,但分散且缺少信息的消费者在垄断企业及其行业组织面前始终是弱势群体[25]。比如,加拿大广泛进口按美国标准生产的电视机,而不是采取法国、英国或德国的标准[26];当20世纪60年代有线电视开始普及时,加拿大强势的电话行业因担心利益受损,拒绝有线电视企业使用其导管和电线杆,迫其抬升运营成本,使加拿大无法借助技术更新建设完善的公共电话网[27]。这两个案例也从侧面说明,不是所有的新技术都会受到意识工业的欢迎。

  

   甄别为何必要:艺术、科学及其迷思

  

   谈到意识工业发展的历史背景时,斯迈思提出,19世纪中期基于市场竞争的资本主义之所以面对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家有时并不掌握最关键的技术知识:

   “问题在于,知识和信息为谁而生——工人还是资本家?控制信息(比如传播,这次是在工业组织内部)的流动和对信息的使用的能力,是经济权力,最终是政治权力的基础……当掌握关键技术知识的男性在具有革命政治性目标的工会中表现活跃时,资本家的权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28]

   这成为意识工业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即掌握知识以及对生产和信息的管理[29]。意识工业的科学管理,不仅在于影响购买行为,更在于决定哪种商品和服务能被开发出来并大量投入市场。斯迈思举了广播传真的例子:作为二战期间已经成熟的传播技术,广播传真可以发送电子报纸,因此服务范围广,并具有明显的低价优势。但是这一技术最终没有广泛应用,电视成为被力推的新媒体。斯迈思认为,关键在于广播传真高便捷与低反馈的信息传递方式,将使大众媒体集团面对更加复杂的市场,动摇管理受众的垂直控制模式[30],电视的单向可控性和数据收集能力则更适于维系现行制度。虽然曾经被数字乌托邦主义者赋予“去中心化”的愿景,今天的互联网技术也能够再次印证同样的逻辑:一种新技术如果不是由行业“领头羊”自己研发,也往往要通过风投、并购或其他合作关系,融入当前商业生态系统,才能够被市场吸纳、接触到足够多的用户。也正是在金融资本的型构下,互联网平台成为重新定义金融权力的中介工具[31]。小企业和分散的创新主体因此在技术研发中不得不面对投资者的条条框框、挑挑拣拣。从国际层面看,当中国科技企业在重要领域如5G市场取得显著成就、开始挑战西方跨国资本利益时,美欧等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技术民族主义”浪潮[32]更充分说明,选择什么技术、谁来提供服务,是包含各种力量的复杂博弈过程。更何况,无论是技术形态、执行标准还是运营商,不同选择结果间往往互相排斥,采取了一种方案,就挤占了另外一种方案的发展空间。而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和路径依赖性则意味着,当某种技术被当前的政治经济结构吸纳,它就会通过和当前结构建立某种共谋关系,进一步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新的环境和条件。

   然而,垄断资本主义却倾向于将技术塑造为无善恶、无立场的工具,把技术发展讲述成自发自为、出于人类本性的进步主义故事。按照这一叙事,解决现实中技术所造成恶果的方式,就只能是保证技术掌握在自己人手中,与此同时,通过开发新的技术打上“补丁”。比如,震惊世界的剑桥分析事件后,脸书总裁扎克伯格在接受美国国会听证质询时就宣称,自己的责任不仅在于开发工具,还得确保工具不被错误地使用,而解决方案则是采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强对平台的控制[33]。

   在斯迈思眼里,与“技术”比照来看,“科学”与“艺术”这两个同样被资本主义现代神话塑造成价值无涉或非政治性的领域,其政治性的一面更容易暴露,因为它们通常依赖具备体制惯性的组织,明确依附于既存的社会结构。与此不同,技术往往被认为是更为独立的领域。斯迈思特别指出,对科学与艺术的意识形态性高度重视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很少注意到技术具有同样的意识形态特性。在他看来,列宁那个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论断[34],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内化了“技术中立论”的典型例证。为此,斯迈思建议用“工业艺术”[35]取代“技术”,凸显技术的文化特质暨政治本质。

   正如工人被教导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做出选择,安排自己的生活,受制于意识工业,新投入市场的技术并不一定是为了解决“人类的普遍问题”,而是解决那些“被投资者认为是重要的问题”。斯迈思坚持认为,“技术并非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36],在评估某项技术的政治属性时必须追问,这一技术意在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为谁生产?如何生产?他指出,不同技术及利用这些技术生产的商品之间,始终体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属性:一种服务于个人利益,另一种服务于集体利益。同技术相关的商品、生产技术、管理技术不仅非中立,还会直接塑造国民生活方式,带来社会性质的转变。他不无惋惜地指出,“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本可把更多资源投入公共福利为主导的消费品生产。然而,不加批判地从资本主义国家借用生产资料和技术,以此为基础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迟滞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进程[37]。在资本利益和消费主义原则驱使下制造商品的过程不仅使旧社会的问题易壤再生,还带来了资源浪费和生态危机。

   因此不难理解,当斯迈思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应当注意“文化甄别”(cultural screening)问题时,他所指的“文化”显然包括了科学、艺术以及技术即“工业艺术”。他敏锐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独立开展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文化甄别的任务就是确定文化建设需要哪些新元素,来自其他社会形态的文化元素中哪些需要摒弃,哪些需要被转化和接受[38]。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他深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考察,检视这些国家的管理层和知识分子在技术政治问题上的认知。令他担忧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社会科学专家和不少国家管理者,尽管很早就在文化艺术的管理上确立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认识,却始终对技术特别是传播技术的非政治性深信不疑。在斯迈思看来,后者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甚至比前者更加深远。

   基于敏锐的学术话语敏感性和文化领导权斗争意识,斯迈思指出,植根于冷战政治宣传的美国主流新闻理论和传播学长期用“审查”“极权”等字眼污名化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谋求独立自主的文化政策,这种发端自17至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主义话语,暴露了他们去历史化的思维倾向。一方面,文化甄别是贯穿人类历史的政治现象,任何形态的文明,都会对新进入的文化元素进行必要的考察,以判断它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化形成过程本身也充斥着国家和财团干预、管理和引导,亦是可见或不可见的甄别,正如技术应用是一个“采纳”与“排斥”并存的博弈过程。文化甄别这一概念在展现人类文化发展同政治经济结构间的互动关系时,显然包含比“审查”远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历史、环境的适应潜力。甄别的落脚点在于增量,在于决定何种文化——包括科学、艺术和技术——能够大规模复制生产。因此,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在于是否要甄别,而是由谁来甄别、进行怎样的甄别,最终意图打造怎样的主流文化、生活方式与社会价值。当某种文化、观念、价值借助意识工业大行其道,成为人们消费的主要对象或被众人接受的历史真相时,总有与之相对的文化类型因此每况愈下、偃旗息鼓。

   在文化甄别问题上,中国案例在斯迈思的理论构建中有重要地位。他指出,“中国的情况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技术’与消费品的政治问题”,因为中国的人口体量意味着,“中国个案,意义重大”。[39]在讨论了中国遭受西方长达二十余年的封锁和中苏关系破裂十余年过程中“被迫采取自力更生的国家发展战略”,和讨论了中国的代表197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言中体现出来的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性甄别”意识后,他询问道:“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国人是否已经建立起一种审慎的、批判性的文化甄别制度?”[40]

   斯迈思提出“文化甄别”的用意,不仅是为后代研究者提供一个分析政治经济与文化生产的理论框架。今天,以21世纪20年代初的后视镜回望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40年的历程,我们已然能自觉地意识到,文化甄别实质是指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照灯,它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变革何以自主:“去依附”与中国道路

  

在十几年前的《手机之后,是什么?》一文中,我们曾初步回应斯迈思访华时提出的“世纪之问”——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以信息科技为龙头推动了工业化和跨越式的生产力进步,从决策者到知识界都怀着对西方世界的拥抱态度,常常忽视科技及其产品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影响力。对各种引进的技术、资本、观念、文化“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41]的态度,使大规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新技术应用和产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因其内在的逐利诉求、消费主义倾向加重了社会阶层的撕裂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以出口为导向、信息技术驱动的发展主义政策带来了诸如过度投资、产能过剩、消费不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威胁到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与社会稳定[42]。正如斯迈思所担忧的,计算机技术带给中国的不仅有腾飞的经济,还有生活方式的逐步转变,以及同全球资本高度关联、体量惊人的信息产业。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无法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民主,反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消解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共识。1990年代以后,广告业驱动下的都市新闻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发展,尤其是西方商业模式影响下的娱乐产业的扩张、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弥漫,加上中国“入世”以后一段时间内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工业在中国的抢滩登陆和攻城略地,以及互联网的冲击,使如何正面回答斯迈思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甄别制度是否已经建立起来的问题,变得十分棘手。到了2000年代初中期,围绕中国改革何去何从的争论,更是波诡云谲。[43]虽然斯迈思十分认同毛泽东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性的预测,但是,作为一位只对中国做过两次短期调研的西方传播学者,斯迈思既没有考虑到1970年代的中国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这一事实,也没能对改革开放进程进行更为密切的跟踪。今天,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后坚持自主发展的能力的加强,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战略的全方位调整和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正本清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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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年记者》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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