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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西方权利的社会根源

更新时间:2022-06-27 12:16:52
作者: 方宇军  
可见,权利总是带着它那个时代的特征,而私有制的存在让权利呈现出对立的态势,几乎没有什么一视同仁的权利,权利的这个时代特征和对立态势根本上讲则是当时的生产方式决定的。

   用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来说明法的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盖棺论定时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8]吃、喝、住、穿,如此简朴的语言,不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食色性也。”不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维持个体的生存和种的繁衍。”这是人性的内在要求,必将外化为人类的生产活动,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形成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这整个过程构成马克思界定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将人类文明社会(至他的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大致分为三种形式,即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制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三种生产方式最重要的共同特征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对象、生产工具、劳动者)都属于奴隶主,作为劳动者的奴隶没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和权利。所以在《十二铜表法》中,我们看到只有奴隶主或自由民有权利,而奴隶和依附于其上的其他人是没有什么权利的。在封建制生产方式下,封建领主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者的农奴是附属于封建领主的,很少有自己的权利。[19]这些同样在《查士丁尼法典》和西欧中世纪的其他法律中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而劳动者——工人则是自由的,马克思曾用讽刺的笔调写到:自由得一无所有。他们的权利能得到多少体现呢?应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个人权利得以贲张的时期,但是翻开近代西方的劳工史看,这些权利的实现经历了漫长的旅程,艰苦的斗争,不懈的努力。而且在强大的资本权利的笼罩下,这些权利能否得到普遍的实现,尚待观察。

   我们说生产方式对权利的决定性影响,是从大处着墨,概括的是主要的情况。而在具体的细分中,权利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中的分布,仍将得到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照顾。就拿商业阶层为例来说,他们是一个不事生产专营流通的阶层,自文明时代一直活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拾遗补缺、互通有无的社会功能。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生产方式条件下,这个阶层的存在或少或多,这个阶层的作用或小或大,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对这个阶层权利的保护,在西方的法制体系中一直都有所体现,而且相对于世界其他法系而言,西方法系对权利的保护,表现出更多的关注,这是西方法系的一大优势。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一骑绝尘,领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权利纠葛日愈繁多,承载着西方权利至上传统的现代西方法系,在权利的维护上有更出色的表现,这是毋需讳言的。

   我们前面说过,权利意识的强化,权利关系的明晰,与商品交换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商品交换越发展,权利意识和权利关系就越普遍越强烈。更重要的还在于,由商品交换所衍生的人们对个人利益的无限追逐,必然在人们的权利关系中植入对立的基因,使人们的权利关系普遍呈现私自的、排他的、对立的样态。这样一来,权利不仅随着权利关系的变化而变动不居,而且由于人们权利关系的对立性而使权利从来都不是平分秋色的,从来都具有等差性或阶级性。所以我们看到古代西方法律中权利在不同阶级、阶层的分割,这既是生产方式在法律关系上反映,也是权利关系的对立性在法律关系上的反映。

   人们对个人利益的无限追逐,人们在权利关系上的对立,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都会有所表现,而决定权利在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不同表现形式的,则是现实生产方式中的诸多因素。例如奴隶制生产方式,由于当时人们对战俘的处置方式,在对财富的追逐中发生改变,通过迫使战俘作为奴隶从事生产,使财富得以较快的增殖;同时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与分割尚未完全,人们还能较容易地获取土地,因此只有强制性的占有奴隶,让他们与土地相结合,才能为奴隶主创造财富。[20]奴隶制生产方式中,权利尽属于奴隶主,奴隶是没有什么权利的。到了封建制生产方式时期,那时土地的占有与分割已基本完成,土地所有者可以通过占有土地来使无地的农民为自己劳动,于是在欧洲出现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领主制,在中国则有雇佣长工或租佃土地给农民的封建地主制。欧洲的农奴权利极其有限,中国的长工雇农比之农奴权利会多一些,亦复有限。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无产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为了生存接受资本家的雇佣,其权利关系又与奴隶制和封建制下不同。有一点不可不强调,即在所有的生产方式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利对立一直是存在的,奴隶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逃跑、怠工、破坏工具;农奴或农民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力争脱离封建领主或地主的羁绊,力求获得自有的土地;无产阶级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所进行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在不断的努力中使自己的权利得以逐步增多;这些都是有史可鉴的。

   所以说,权利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的,这种变动不居,从总的方面说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而人们之间的权利对立,亦对这种变动不居有量的改变。因此不要说什么平等的权利,更没有什么天赋人权,权利受制于生产方式,其间夹杂着罪恶,体现出斗争,浸泡于血泪,远非那么美好。

  

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利


   我们上面特别强调了权利的对立性,在不同时代权利都有等差化的表现,甚至是两极化。有人或许会说,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是普遍的、平等的。真是这样吗?

   不能否认,到了资本主义时期,相对于以往的时代,权利是更加普遍化了,权利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前所未有地得到提高。资产阶级思想家应和于这一历史事实而发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权利的呼唤,更加使人们迷信权利的普遍与平等。

   其实,“天赋人权”早已被另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如休谟、贡斯当等)所否定。拉吉罗对此有更中肯的看法,他指出:“在‘天赋人权’这一概念里,形容词‘天赋(natural)’表达了一种对早已存在的历史处境的双重论战态势。我们知道,习惯的权利,只是属于个人的特许权利,其主体不是个人,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与活动。相反,天赋人权是对特权的全面否定,仅仅因为它要求的是最古老的、不可剥夺的特权,即作为人的权利。因而,在这种明显的自然主义里,存在一种无限的精神价值,不管其准则如何不充分,也不管它对已经逝去的黄金时代的追忆如何幼稚。”[21]这里,拉吉罗也谈到“天赋人权”的虚妄,但他更强调“天赋人权”这一思想在反对封建特权时的历史作用。

   诚然,在经历了中世纪封建特权长期肆虐的历史语境下,“天赋人权”的提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在“天赋人权”的呼啸声中,伴随着经济上的成功,最终取得了自己的统治。然而,资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就用“财产限制”把昔日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挡在了政权之外,“天赋人权”的真理性立马遭到了考验。无产阶级也会“照葫芦画瓢”,同样举起了“天赋人权”的旗帜,在今后数百年的斗争中,逐步取得了政治上的普选权。

   至此,人们或许会说,尽管历尽周折,资本主义社会普选权的实现,再一次说明权利的普遍性和平等性。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资本主义社会(或称民主社会)的普选权,现今基本上都以代议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这种代议制是否真能实现权利的普遍与平等,至今仍是大有问题的;而现今民主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民主乱象——多数暴政、民粹主义、资本代理人机制、民族主义等,都在吞噬民主社会本身。更本质的问题在于,普选权这一权利设置,虽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根本上却背离了权利的内在规定。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作较详细的说明。

   普选权在民主社会中是“天赋人权”的一种,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是财产权。拉吉罗这样写到:“财产权的起源对自由主义历史十分重要;在这一问题上面,表现得尤其清楚。现在,让我们把视野局限在纯粹的法律方面。……关于财产深层次的理性主义理论是以下列方式表述的:财产权是个人的天赋人权,独立于国家之外,因为它代表着个人最直接的活动领域,没有这个活动领域,个人的正式独立与自治将完全空洞无物。只有当人成为财产的所有者,他才能自给自足,才有能力抵制其他个人或国家对他的侵犯。”[22]拉吉罗接着说:“这种对财产权所作的辩护,是所有法理学家都熟知的,并在十八世纪通过他们传播给所有的宣传家。所以,财产权在所有的革命宣言中都被列为各种人权之首,不仅在1791年与1795年的宣言中是如此,就是更为激进的1793年宣言也不例外。雅各宾派、吉伦特派、反动派,都一律联手保护财产权。”[23]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拉吉罗指出把财产权作为“天赋人权”是自相矛盾的,在实践中也遭到否定,并且列举了康德、卢梭、布莱克斯通、潘恩等人在把财产权作为“天赋人权”上的犹豫与退缩。[24]

   财产权肯定是最重要的权利,其他权利或多或少地都依附于它,它是如何产生的呢?黑格尔在对财产权作界定时,把人们的自由意志作用于自然物作为其唯一根据;[25]马克思用劳动价值论把物品的价值视作劳动的内在化时,与黑格尔有异曲同工之妙,即把人类的主观性经由对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在对象物中创造出新的物品。[26]在我们现在的法律文本中,权利总是与义务、责任相对应的,只有人们经由努力、有所付出时,才可能获取相应的权利。这是和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吻合的。

   权利不可能凭空而来,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天赋人权”。抽象地说,权利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并与对象物达致统一时方能获取。历史地看,权利总是与特定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以他的唯物史观深刻地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7]

   那末,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是普遍的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对于前一个社会形态——封建农奴制,权利是更普遍了,自由的无产阶级的出现,在出卖劳动力获取个人权利的活动中,有更大的空间和更丰富的样态。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资本所有权的存在,无产阶级权利的实现,又只有在满足资产阶级权利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试想一下,资本家能在不赚钱时雇佣工人吗?能在此地高工资彼地低工资时而在此地高工资处设厂开埠吗?[28]劳动者最主要的工作的权利,都不能普遍实现,而要取决于资本家的钱袋,这能说权利是普遍的吗?

换到另一个侧面,权利的平等又如何呢?这里有一个案例,颇能说明问题。这个案例出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拉萨尔在预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高谈什么“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马克思指斥其“显然都是空话。”[29]这里要强调指出,拉萨尔说的是未来社会的“平等的权利”,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并不存在的。但即使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希冀,马克思也不任之于侥幸,他以冷静深刻的笔触写到:“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能成其为尺度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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