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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幸福:权利分析理论在司法中的应用

更新时间:2022-06-22 23:30:46
作者: 陆幸福  
该案的基本案情如下:被告拒绝接收原告的一卡车面粉并拒绝向原告付款,原告因此提起诉讼,要求损害赔偿,被告随后提起反诉,要求原告赔偿另一卡车劣质面粉造成的损害。原告是被告的面粉供应商,原告供应的面粉出现了质量问题,被告拒绝接收原告再次交付的面粉。在政府规定可以将劣质面粉与普通面粉混合使用后,被告为及时止损,使用了已经接收的劣质面粉。法院最终支持了被告的反诉,判决原告败诉。在诉讼中,原告辩称,被告有义务以把损失降到最小的方式使用面粉。被告主张,在他被允许根据替代性规则制作劣质面包之前,不存在减少损失的问题,在政府相关规定生效后,他确实按照对己最有利的方式使用了面粉。法官认为,根据霍菲尔德对法律关系的界定,原告在针对被告的反诉作出陈述时,误用了“义务”这个术语。被告并不对原告负有以最佳的减少损失的方式使用面粉的义务。(30)根据上文,此案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被告是否有义务尽量减少劣质面粉造成的损失,权利分析理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相对清晰的解决办法。根据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如果被告有及时止损的义务,那么原告应有对应的狭义上的权利,即要求被告及时止损的权利。然而,原告不能因为提供了劣质面粉获得一项权利。既然原告没有此项权利,那么被告相应地也没有与之对应的义务。此案明确应用了权利分析理论。

  

   三、应用之二:分析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概念

  

   (一)细化分析单一法律关系中的法律地位

  

   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在司法中的应用仅仅是权利分析理论具有实用性的例证的一个方面,概念分析层面的应用更为关键。从目前的案例看,权利分析理论既可以被用于细化分析单一法律关系中的法律地位,也可被用于界定关键法律概念以澄清复杂法律关系。本部分主要针对前者。

  

   1.将进入土地的权利界定为权力和特权

  

   State v.Goldberg案涉及一个核心利益,即出租人在承租人不履行债务时重新进入土地的权利。在该案判决中,法官按照霍菲尔德的术语对该权利进行了分析,认为重新进入土地的权利构成一种权力,而非权利。因为在严格意义上,权利指可以被强制实施的要求,出租人只有在因承租人违反约定条件而重新收回土地上的所有权利后,才有要求强制实施的权利,才可以要求对方为某行为。随后,法官在注释中对此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解释,即根据马里兰州对土地租赁合同的规定,“重新进入权”并非霍菲尔德术语中的狭义上的“权利”,而是一种“权力”和一种“特权”。(31)我们应从法律关系的视角分析法官的结论。根据法律规定,承租人不履行债务是一个条件,一旦此条件成就,出租人便可以作出一定的法律行为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具体而言,出租人可以消灭其与承租人之间的土地租赁法律关系,重新占有土地。进一步分析,根据权利分析理论,出租人消灭该法律关系为行使权力,而承租人有责任服从其决定,二者之间是一种权力—责任关系。在该法律关系被消灭后,出租人将重新占有土地,可以进入该土地,其他人无权要求其不进入,即这个出租人与其他人之间将形成特权—无权利关系。因此,以狭义上的权利界定出租人重新进入土地的状态确实不妥当。权利分析理论可帮助法官明晰法律中的进入权的意涵,从而破解概念不清的难题。

  

   2.解释拒绝问讯的权力

  

   在Com.v.Robinson案中,被告因涉嫌二级谋杀被警方问讯。警察在问讯开始之前告知被告其享有米兰达权利和给问讯录像的“权利(right)”。法官援引权利分析理论指出,作为被问讯者,被告显然享有拒绝说话的权力,除非问讯者关掉录像设备。然而,法官进一步强调,这种权力并非为保护被问讯者而设计的专属权。相反,对问讯进行录像,意在提高所有问讯参与者之言辞的证明准确性,录像保护被问讯者的、问讯者的和社会的利益。(32)

  

   从字面上看,被讯问者可以拒绝说话,这意味着他没有必须说话的义务,他享有一种特权,与之相对应,警察无权利要求他说话。因此,根据权利分析理论,被讯问者和警察之间存在一种特权—无权利关系。然而,结合此案的语境,警察和被问讯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此简单。被讯问者拒绝说话意在反对给问讯录像,基于此,警察只能服从被讯问者,不得录像。在此情境中,被讯问者有拒绝说话的权力,警察则负有服从的责任。权利分析理论非常恰当地揭示了被问讯人的法律地位,案情分析因此变得更为精确。

  

   3.澄清被盗财产的权利状态

  

   People v.Walker案是一起关于入室盗窃罪的案件。此案被告有两个上诉主张。其一,被告在进入建筑物时没有盗窃的意图。其二,被告偷窃的自动售货机是走私而来的,属于非法财产,不能成为盗窃的对象。法官们详细分析了第二个主张。他们认为,尽管通过走私占有自动售货机是非法的,但占有走私物品的人依然享有对抗国家以外的第三人的权利。该占有者至少有毁灭该机器的特权和将该机器交给当局的权利。尽管其对自动售货机的权利受到法律的限制,但其对这一真实而有形的物享有一定的要求权和权力,而这些是其他人所没有的。在讨论走私物品、赌资等问题时,我们应区分占有权和法定权利。物上并非天生即有财产权。法律规定特定主体享有某些权利是为了使该特定主体能够对抗其他人。财产权本身十分复杂,可被再分为权利、特权、权力和豁免权,删除其中一项或几项并不会完全破坏财产权本身。(33)

  

   法官们认为,上述推理符合霍菲尔德的观点,他亦将权利细分为了四种基本概念。虽然走私者的权利受到限制,但不能说走私者完全不享有财产权。既然走私者享有财产权,那么被告的行为构成盗窃。对走私物品的占有是否构成一种权利,是该案的核心问题,权利分析理论为法官们提供了一种切实有效的论证途径。

  

   4.以特权界定政府利益

  

   U.S.v.8,968.06 Acres of Land,More or Less案的核心议题是,政府在土地征用中居于何种法律地位。美国政府为了推进航运,设立了一个水库项目,需要征用土地。法官认为,政府的权利具体包括航行的公共权利,关于航行的支配性权力,对水路的控制和规制、良好航行地役权和主导型航行地役权(servitude)等支配性权力。法官在判决书的注释中引用了权利分析理论,并以先例和相关论著说明了以下几点:第一,以地役权或者其他权利术语对政府的利益进行分析,在技术上不正确,因为商业条款赋予政府的是权力而非财产权。(34)第二,上述目的在于推进航行的权力,这是不完整的,政府行使任何权力均应以公平补偿为条件。(35)第三,政府可以不补偿而征用河床以提高航行质量。基于上述分析,法官的结论是,最好称政府的利益为特权。(36)然而,此分析显然与权利分析理论不符。在霍菲尔德看来,特权是一种自由,即某主体可以做某事而其他主体无权利提出相反的要求。例如,土地主人有进入其土地的特权,而其他人无权利要求其不进入其自己的土地。对河床的征用完全不同于这个例子。河床是私人的,作为征用者的政府与河床之间原本没有关联。政府的征用行为将改变原河床所有权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关于河床的法律关系。政府将变成新的河床所有权人,并将与其他人建立起一种新的关于河床的法律关系。根据霍菲尔德的术语,改变法律关系的是权力,因此,政府在此处行使的是一种权力。另外,补偿不过是为政府的权力设置的制约条件,并不会改变政府的法律地位。

  

   (二)准确界定概念以澄清复杂法律关系

  

   复杂法律关系是民事诉讼中的难题。因为法律关系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形成的,所以准确界定法律地位对破解复杂法律关系难题至关重要。权利分析理论最核心的功能便是界定概念,下文三个案例充分例证了这一点。

  

   1.解析内容复杂多样的法律关系

  

   In re Embassy Properties North,Ltd.Partnership案的核心争议是,破产开始后,通过出租抵押财产积累的租金是否应该被增加到该抵押财产所担保的价值中?在该案中,债务人即破产企业是北方大使馆财产有限合伙公司(以下简称大使馆公司),美国大学生活保险公司(以下简称大学生活公司)是其债权人之一。本案的争议焦点指向弗洛力克斯广场的租金。该广场为大使馆公司所有,但由大学生活公司融资建造。1993年10月20日,大使馆公司依照美国破产法申请了破产。在债权抵押问题上,大使馆公司和大学生活公司之间产生了争议。大学生活公司主张,它对弗洛力克斯广场及其租金享有有效且完整的第一抵押留置权。大使馆公司认可大学生活公司对弗洛力克斯广场的第一抵押留置权,但不承认大学生活公司对自己提出破产申请后积累的租金享有担保权益。提出破产申请后,大使馆公司同意以部分租金支付弗洛力克斯广场的运营经费,并将剩余的租金存入一个独立存款账户。随后,双方同意以存于该独立账户的租金支付为弗洛力克斯广场换顶的费用。大使馆公司为此花费了42000美元。扣除该费用后,截至1994年12月21日,该独立账户上共有46145.34美元。此外,大使馆公司在广场运营经费账户上还有4500美元。大使馆公司申请破产时,弗洛力克斯广场的价值是350000美元,而大学生活公司有证据证明的债权共357787.26美元,该公司自己估算的债权共400645.34美元。因此,在大学生活公司提起诉讼时,如果不计算大使馆公司在提出破产申请后收到的租金,大学生活公司将是担保不足的债权人,而如果将租金计算在担保利益内,那么大学生活公司是担保过多的债权人。美国破产法规定,应在提出破产申请之日确定债权数额,以便确定债权人是担保不足的债权人还是担保过多的债权人,以及其是否对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后获得的利益享有权利。大学生活公司要求将大使馆公司在提出破产申请后通过出租弗洛力克斯广场积累的租金增加到该广场所担保的价值中,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37)该案的主审法官借助权利分析理论详细分析了大使馆公司和大学生活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一理论为判决的说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法官看来,大学生活公司享有的抵押权是一项权利,基于权利—义务对应性原理,大使馆公司有不干预大学生活公司对地产的权利的义务。同时,基于权利和无权利这一对相反概念,大使馆公司无权利否定大学生活公司的抵押权并转让弗洛力克斯广场,知情的第三方也没有优先于大学生活公司的抵押权的权利。然而,因为大学生活公司并未占有弗洛力克斯广场或租金,大使馆公司及买方有按自己的意愿处理租金的特权,没有不能将租金付给第三方的义务,与此相对,大学生活公司处于无权利的状态。因此,在大学生活公司采取行动占有租金前,大使馆公司有使用租金或者将租金抵押给第三方的特权,而大学生活公司无权利反对。大学生活公司实际享有密苏里州州法规定的占有租金的权力,与此相对,大使馆公司有责任使其与大学生活公司的法律关系因该权力被行使而改变。(38)

  

权利分析理论可以帮助法官解析内容复杂多样的法律关系。法官在判决书中界定了大学生活公司的法律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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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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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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