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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云:阶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更新时间:2022-06-21 22:30:45
作者: 赵庆云  
翦伯赞在1950年撰写的《怎样研究中国历史》一文中,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批判那种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的历史观点”,具体来说就是要“研究劳动人民的生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吕振羽在1964年撰写的文章中表示:“在阶级社会的各个历史时代,不论任一时代的任何过程、侧面、任何社会现象、问题的发展、运动过程、变化,离开阶级分析法,都是不可能理解的,不可能揭露其发展规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被定位为:“通过对这个时代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具体研究分析,揭示出这个时代的历史发展、阶级斗争规律来为当前斗争服务,满足当前斗争需要。”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学者们总结道:“历史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研究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由于他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科学,所以历史科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和阶级斗争分不开的。”

   阶级理论、阶级分析方法的强化和普及,给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带来深刻变革,不仅改变了史学研究者主体立场和价值取向,引导了史学研究视角和研究论题,甚至改变了史家的史料眼光和研究方式,重构了一套新的史学解释体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本面貌。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给中国史学带来最重要的观念变革,即为眼光向下,以人民大众为历史书写的主体,撰写“劳动人民的历史”。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就有面向基层和大众的倾向,倡写“民史”的呼声始终不绝。梁启超痛斥君史湮没民史之弊,斥“君史”、倡“民史”成为新史学最为关键的观念变革。但这种提倡多出于政治目的,提倡者“其内心似并未出现真正沿此方向的转变”,因而倡议中的“民史”并未得到实质发展,历史研究仍以上层精英为主要对象。真正从实践层面扭转精英史学格局者,当属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的阶级理论将“劳动人民”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人”,历史研究的主体内容与价值取向也因之乾坤颠倒。在阶级观点指引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重心下移至底层民众,以民众为中心、撰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被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衷心接受,并内化为不言自明的共识。连金毓黻这种旧派学人对此也深有体会,他从事民国史料的整理工作,强调资料整理的“重点放在革命史料的部分上,也就是放在从事生产的工农劳动人民的身上”。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学人蔡美彪则强调:“几千年来,奴隶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控制着历史的编写。他们积极以其自己的观点歪曲捏造历史,侮辱劳动人民。这样的历史书便成为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现在情形不同了。在工人阶级作了主人的国家,工人们起来自己动手,依据自己的经历,编写以自己为主人的历史。这是我国史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是历史研究中一个伟大的革命的变革。”

   1958—1966年兴起的“四史运动”,着眼于社会底层的工农草根,让千百年来在历史中失语的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时人所云:“我所读过的一切旧史书,莫不是帝王将相的记功簿和才子佳人的生活史。作为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反而无影无踪。即使偶而有之,也只是被歪曲为‘犯上作乱’的‘贼盗小人’的形象出现……今天人民的史学刊物,刊登劳动人民的斗争史和翻身史,也让工人农民自己写自己的历史,乃是自古未有的奇迹,是史学还家的创举。”

   由于毛泽东对“农民战争”的重视和强调,农民战争被当作“阶级斗争”在中国的典型表现,“农民战争”与“古史分期”成为“五朵金花”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农民战争史无疑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显学”。1954—1957年的近代史分期讨论,经过热烈争鸣,胡绳构建的“三次革命高潮”概念受到较多认同。“三次革命高潮”实质上突出了近代以来表征着民众反抗斗争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突出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反抗斗争,将之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胡绳强调:“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地看清楚中国近代史中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邵循正指出:给予太平天国等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以足够的地位和分量”,就可以阐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

   在阶级观点的导引下,马克思主义史家不仅改变了价值立场,也改变了史料眼光和研究方式。因以往的史学多以“精英”为取向,下层民众留下的史料相当有限。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家从书斋、图书馆、档案馆转向田野,通过实地历史调查以获取普通民众的史料。社会历史调查兴盛一时,虽然有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动,实际上主要还是史家主动投身其中,且获得了不可替代、不可忽视的硕果。

   如前文所论,唯物史观不同于一般的书斋之学,它是马克思基于革命斗争之需要,而去研究经济问题和历史问题,从中创立的学说,阶级理论确为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之一,阶级分析也确为研究历史的重要理论工具。但若将阶级观点推向极端,则不免产生简单化、教条化的偏颇。在史学研究实践中,人们往往将阶级分析简化为划清历史上的阶级阵线、判断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或出于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不加区分地对剥削阶级加以谴责,对被压迫阶级加以颂扬。范文澜尖锐地指出:“阶级斗争的情景既是那样复杂,要了解它,不仅要分析各个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同时还得分析各个阶级内部各种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然后综观它们在每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变化。如果只是记住了阶级斗争而没有具体分析,那就会把最生动的事实变成死板的公式。”

   1958年“史学革命”中,阶级观念被空前强调,其中最为响亮的口号是“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亦即从历史叙述中剔除“反动统治阶级”的内容,“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史体系”。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对阶级理论标签化、教条化的趋向提出批评,并强调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历史主义”,力图以之纠偏。华岗说:“我们当论断和评价历史事物时,只能以该历史事变与人物在当时所处的条件为标准,而不能以今天的条件为标准。”翦伯赞说:“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不等于要用今天的,乃至今天工人阶级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而是要求我们用工人阶级的历史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论历史人物。”

   由于阶级斗争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历史性是阶级存在的根本属性,阶级斗争的内容、性质、方式、特征在不同历史时代也有所不同。研究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如果离开历史主义原则,就容易古今不分,赋予古人以现代意识。因而,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必须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避免将阶级观点当作超越时空的空洞教条。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对历史主义的倡导,无疑有其积极意义。但随着现实政治中的阶级斗争之弦愈趋紧张,历史研究中阶级理论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的趋向未能得以遏制,甚至将阶级斗争当成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从而给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严重损害。

   四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领域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时代主题由革命向建设转换,“阶级”话语受到冷落,史学研究者对阶级斗争、阶级分析也往往持回避态度。但是,阶级社会的阶级分化是不可回避的客观存在,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观察分析阶级社会的历史、看待历史的运转变迁,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看法,对我们仍具有启迪意义。

   胡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重要开创者,他构建的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近代史框架以革命为主干,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其合理性,但应该承认,这一框架无法涵盖近代中国的丰富历史内容,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难免会忽视生产力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胡绳晚年与时俱进,吸收李时岳等人“现代化叙事”的合理因素,对自己原来的理论框架作了调适。他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97年的再版序言中,对“现代化”问题作了系统论述,明确指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而且很有意义。他的这些话曾被有的学者解读为对革命史观的彻底否定,对“现代化史观”的全盘接纳,这种看法是对胡绳思想的误读。因为胡绳同时强调:“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这两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辩的。”要澄清对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模糊认识,必须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加以区分,而“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种种有关现代化的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

   胡绳晚年对于“中间势力”的考察,也充分发挥了阶级分析之长。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国共两党是矛盾斗争的两极:一极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极是无产阶级。这两极之间还存在相当多数的中间势力,他们最后的选择决定了人心向背,进而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这些论述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把握本质,体现出阶级分析法的理论穿透力。只要不将阶级理论视为公式、教条,而从历史实际出发恰如其分地把握历史上阶分化、阶级矛盾、阶级认同等方面的实态,对历史上的阶级进行深入、实证的考察,阶级分析法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极有价值的理论工具。

  

   赵庆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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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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