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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竹:构建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实践、理论和政策逻辑

更新时间:2022-06-17 09:33:36
作者: 丁元竹  
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它们在基层建设、社区建设方面起步较早,确实做出了有成效的实践贡献和理论贡献,为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基层和社区建设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进入一定阶段后开展的城市复兴和城市社区建设,在解决城市贫困、城市社会融合、老城区改造等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层治理实践也培育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理论家、思想家、社会学家,如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Ezra Park)对美国二三十年代街区的研究丰富了社会学、社区建设的理论和方法。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在自己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从2010年之后,随着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政策的实施,各地在基层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本土化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出现了各种符合本地实际的建设和治理方式:针对自己具体情况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服务模式,以及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等,它们与市场经济建设、政府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强调加强党对基层工作的领导,丰富了基层治理的理论、方法和基层社会体制理论。

  

   基层社会体制是指在特定的基层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它以上述谈到的公共利益和参与方式为条件,通过社会机制来配置公共资源和激励人们的活动方式。这是新发展阶段探讨基层社会体制必须解决好、研究透的问题,要特别认识它在互联网环境下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形成,这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各国不断通过电子政务提升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例如,西班牙马德里市议会为促进公民参与政府决策设立的‘决定马德里’(Decide Madrid)在线公众参与网站平台,用户可通过该平台发起议案并进行投票。该平台在确保马德里市政府程序透明的同时推动了公民有效参与公共事务。”[12]再如,“爱沙尼亚政府主动为居民提供‘无缝隙’服务,通过技术手段将不同政府部门服务事项联结在一起,覆盖了公民出生、上学、找工作、购房等各个重要环节,实现有一个机构为公民提供一体化服务”。[13]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移动网民数量占人口总数的70%以上,为社区治理、基层治理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各级政府把基层体制机制建设、公共服务建设和互联网应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模式,中国有条件在这个领域创新自己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社会治理理论体系,讲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治理故事。

  

   (三)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应用中探索基层治理的逻辑

  

   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较早地预见了网络结构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及其趋势,也是当时社会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早在20多年前,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就预言到:“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我认为这个网络化逻辑会导致较高层级社会的决定作用甚至经由网络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利益:流动的权利优先于权力的流动。”[14]现在看来互联网在很多领域超出了卡斯特的预见,例如,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互联网应用中异军突起,成为全球使用移动互联网人数最多的国家,互联网已经使我们的社会日新月异。卡斯特只预见到了会出现新的社会形态,但对于这种社会形态的具体方式没有预见到,而且互联网的日新月异也使现代的人们有点无所适从,以互联网游戏产业为例,人们关注它产生的青少年沉迷问题,却忽略了它正在带来新的业态发展,主机游戏、手机游戏、云游戏、电子竞赛进入体育赛事,此起彼伏,目不暇接。例如,互联网环境下,社会趋向扁平化基于平台搭建。互联网游戏满足了游戏比赛中的排名竞争,也满足了日常生活中的社交需求。大型舆论平台中的讨论形成的不同观点和以这些观点为基础的亚群体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交方式。平台使现代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互联网游戏产业的价值链在很多环节上拓展,使游戏产业逐渐形成网状态势,从上游,中游再到下游,整个产业在互联网背景下,把用户、社交媒体和有创意的生产者在多个领域的日常生活工作中联合起来,产生互动,形成新的利益格局,满足人类天然的社交需求本能。平台越大,参与的人越多,社会交往的程度就会越高。在这种日益庞大的群体中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模式。人们建立在平台基础上的扁平化社会结构是一种新型社会体制,包括若干亚文化、亚群体,产生了用户、设计者、开发商、运营商、硬件布局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格局。

  

   基础环境和社会结构变了,社会治理方式自然会发生深刻变化,这是社会治理的重大飞跃,是中国近几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几年的探索中,把智慧社区建设、网络社区建设与人民群众使用互联网,建设政府数字化服务平台、社会服务平台有机结合的必然结果。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度挖掘,能够从深层次看到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特点新趋势。借助于互联网等媒介的快速成长和普及,社区共同体实现了从相对封闭的“居委会”“村委会”向整个社会开放的“扁平化社会”转型。互联网环境下的公共空间向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开放,最大限度地吸纳着各类社会成员参与。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的传播跨越时空,使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家庭、地位、性别、收入、学历等因素带来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模糊。把推进基层社会建设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与基层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互联网基础上的扁平化社会结构。人民的生活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在基层,只有把基层人民生活改善好了,才能把基层社会建设好,才能形成基层人民生活共同体和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才能健康发展。这些都需要突破传统的网络社会理论并给予新的解释。

  

   (四)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发展和完善社会体制理论

  

   根据社会体制理论,[15]社会就其本质来说是人们的社会关系模式,它由至少两个以上的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形成。换句话说。社会体制以利益格局为核心,以公共利益为纽带,以公共领域构筑社会的基本秩序,编织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着共同的指向和目标,并发生在一定的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中,通常社会体制是逐步开放的。社会体制的功能是支持人们开展日常活动,满足社会需要,形成社会氛围,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应对社会冲突,其中,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和维护社会秩序是社会体制的核心功能。一方面,它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为适应环境逐步建立的人与人关系的模式;另一方面,它是为了社会生活而建立的约束个人行为的秩序,包括如何最有效最合理地分配财产,如何对社会生活进行决策,以及人们如何参与社会生活,等等。它表现为在一定地区或社会内的社会法、制度和政府行为中的一系列道德、政治和经济原则。社会体制决定着人们之间的关系模式。换句话说,社会体制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模式,它以利益格局和参与方式为边界条件,通过社会机制配置资源,充分激发个人和集体的参与热情。健康社会体制的本质是推动个人履行社会责任。社会体制是一种聚合体,它将许多社会关系整合在一个系统之中。在当代,应从信息化、数据化、智慧化来理解人们的利益格局、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社会空间、社会关系模式以及个人在“复杂社会”中的角色。社会体制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抽象的,它与市场、文化、生态环境交互作用,在市场领域中存在着非市场社会关系。市场体制机制之所以在各个民族国家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就是因为在所有民族的生活中,经济生活是嵌入社会体制中的。市场机制的运用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离不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习俗,而社会习俗可能是来自外部力量的作用形成,或者是由于偶然事件带来深远影响造成的,也可能是历史进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互联网、数字技术在各个国家、地区的应用程度不一样的原因了,其深层次是社会体制的不同。信息化、数据化、智慧化通常是通过时间和空间结构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结构。万事万物在某一个时点上是坐落在一定空间中的,或者是现实空间或是网络空间。引入公共空间和社会空间理论来理解和解释基层社会在互联网时代形成的新变化新特点,认识智慧治理、数字治理的深层含义,才能形成对社会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和对新时代互联网智慧社区的新认识,方能发展和开拓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理论。

  

   新发展阶段上的社区应该是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熟人”与“陌生人”共享公共空间、社会空间,共担公共责任、社会责任的混合型社区。生活便利、出行方便、服务配套、相互信任、安全放心将会是其基本特征;公共服务,诸如养老、医疗、教育、康健、商铺、文化、残疾人服务、休闲及就业等设施会更加齐全;把各类服务与人际关系协调一体化的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也提上日程。各地正在建设“5-10分钟生活圈”“15分钟生活圈”“30分钟生活圈”“1小时生活圈”意味着社区建设将更加便利化、扁平化,突破原有的居民区界限,形成新型城市公共空间。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将与行政体制、社会组织创新有机结合形成新型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社区的空间品质建设必须在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统一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和谐魅力社区。要坚决杜绝社区建设中的展示场景,真正体现居民日常生活场景,使社区建设成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根植人民、造福人民。

  

   (五)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中创新社会治理理论

  

   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特别是发挥基层各类组织的作用,推动基层网络化、数据化、智慧化、法治化建设是中国社会治理中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故事。这是因为:一是中国在2020年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基层组织的作用,有效实行了社会疏离,阻断了疫情传播,确保了全国人民的安全,赢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二是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及其各级组织在推动互联网基层治理、智慧化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索,建立了基层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居民服务平台,把APP用于基层治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三是基层各类公共服务、社会服务设施和体系普遍建立起来,服务基层居民生活,提高了社区建设质量。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支配20世纪的社会结构已不再适用于21世纪的社会发展,那些过去的社会理论、治理理论与社会发展的现实渐行渐远。换句话说,基层社会、互联网社会、平台社会的出现,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是人类从未经验过的现象。中国先于世界各国进入了大规模的互联网时代,特别是移动互联的使用。正因为如此,全新的局面和理论是不可缺少的。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理论研究、社会科学研究还没有完全跟上去,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一再要求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的原因。

  

进一步需要探索和发展的理论是,人机互动和社会趋向扁平化引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问题。枫桥和各地在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中的最新探索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科学对数字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应用,对社会关系出现的变化,对社会结构出现的变化怎样去解释?现有理论能不能解释这些新现象?怎样让数字更具有人文属性?这都需要社会科学及时跟进。未来社会的可能是智慧化、人文化基础上的和谐社会关系。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如果社会学家不深入到虚拟世界,不深入到大数据系统中分析社会行为,要全面把握社会运行的脉搏是有一定困难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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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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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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