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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杰:后帝国空间与国家构建:反思现代国际关系的原点与限度

更新时间:2022-06-17 09:16:17
作者: 孙兴杰  

   施密特认为,“由于国际法的失职,欧洲陷入世界大战的泥潭,欧洲大陆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先前运转良好的战争框架亦土崩瓦解”。(54)并不是国际法的失职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是帝国体系的失败压垮了国际法所代表的欧洲规则。殖民帝国所代表的“广度”的扩张遇到了理性国家及“进步的意识形态”的挑战,理性国家是界线明确的国家形态,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公民身份和情感基础之上。在世界大战中,欧洲殖民帝国的属地或者殖民地被卷入其中,参战的殖民地军队成为民族主义传播的载体,为了动员殖民地参与残酷的欧洲大战,欧洲的宗主国向殖民地许下了自治或者独立的承诺,这是帝国边缘地带走向独立或者自治的重要动力。

  

   世界大战导致的帝国中心的破产是世界向后帝国空间转型的主要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欧地区的帝国崩溃,这一地区已经失去了构建民族国家的机会窗口,民族主义与种族联系在一起,在帝国的混杂地带,沿着民族的边界线构建主权国家必然带来族群的冲突。可以说,帝国边缘地带,尤其是多个帝国边缘地带交叠的地带不可能建立起来基于种族—民族为基础的国家结构。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以及“大屠杀”和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的创建,意味着中欧地区已然是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黑洞。冷战在欧洲的战略含义是以冷战的“铁幕”冻结了中欧地区在后帝国空间进行国家构建可能产生的烦扰,在中欧地区建立的国家是被苏联和美国所强加的,是制造出来的国家。而柏林墙则是一个极端的象征,被分裂的德国成为两个阵营的分界线,也是两个帝国的分界线,再次印证了德国在欧洲体系中的宿命:统一和强大的德意志国家是欧洲国家体系的威胁。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不但失去了世界政治的中心地位,而且成为冷战体系中的附属国家,中东欧在后帝国空间构建新国家的过程被冷战“冻结”了。冷战结束后,这一地区重新面临着在后帝国空间构建国家的难题。

  

   五、国家构建路径及类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殖民帝国瓦解,全球进入后帝国空间。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说,“大英帝国甚至大体上实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奇迹——将帝国领土归还给各成员国的人民,而且没有遇到多大阻力”。(55)事实上,并非欧洲国家放弃了海外帝国,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已经不再是权力的中心,一些欧洲国家以及欧洲的秩序是被美苏两大强国赋予的。大英帝国与帝国边缘的经济,尤其是金融关系的变化,是帝国终结的重要原因,(56)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意味着大英帝国的金融命脉握在美国手中。民族主义情感与理性国家的结合,改变了国家的形态,体系内的“深度”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成为划分边界,尤其是身份边界最重要的标准。民族主义在帝国的核心地区重塑了国家,裂解了帝国,“一旦英国人下定决心撤出这些海外国家,他们就一心赶着头班船回到家乡,而不管他们的前殖民地会出现何种情况”。(57)在后帝国空间重建民族国家秩序经历了漫长而血腥的战争,一方面,从帝国到民族国家需要将纵向的等级制度“压平”;另一方面,建国者需要厘清族群与国家的边界,处理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竞争关系,如果新国家被某一族群“绑架”,采取排除异己的措施从而引发内战。(58)

  

   冷战期间虽然依然有人将美苏视为两大帝国,但是,两大强国为了争夺后帝国空间而提供了“解放”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第三世界的形成”构成了冷战的主题。(59)后帝国空间的“全球化”改变了亚洲和非洲,以及拉美在世界的相对地位,“亚洲和非洲的复兴赋予当代史一种与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截然不同的性质:帝国的崩溃只是若干主题之一,但是另外的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亚洲和非洲人民一以及拉丁美洲人民,尽管较为缓慢但确实也明白无疑——被提高到世界上一个新的尊严地位”。(60)帝国之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秩序以提升第三世界民族的地位和尊严?

  

   在后罗马帝国空间中,欧洲国家的构建几乎是个“意外”,而殖民帝国崩溃造成的后帝国空间中,欧洲式主权国家是被强加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第三世界包含了比较宽广的国家光谱,有些国家在社会政治上比较稳定,有些在经济上相对成功。其中的关键点在于,一个国家一旦获得国际承认,不管它的政府政治和经济的表现如何,都必须得到支撑。”(61)在后帝国空间之下,所谓的“新兴国家”是在欧洲殖民帝国的废墟上完成国家构建的任务。“帝国主义造就民族主义这一事实,是反映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大多数地区深远之影响的指示器。帝国主义严重破坏、扭曲甚至毁灭了它所遇到的社会结构,当帝国主义者最终撤离了这些地区时,传统的社会再也无法恢复,而只好由第三世界的革命和叛乱来重塑。帝国主义强迫第三世界无可退避地陷入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体系。”(62)从帝国到后帝国空间最大的转折在于深度对广度的胜出,国家不只是自然地理空间的重构,更建立在强烈的集体认同感之上。被殖民帝国卷入其中的地区和人们几乎是一步跨到了主权国家时代,没有来得及学习国家治理的技艺就被甩入所谓的现代国际体系之中。以现代化的名义进行着国家的移植和构建,部落、教派等认同感成为国家构建可以依靠的资源。“政治现代化一开始就不是倾向于使原生情感平静而是刺激它们,这一事实使得减少这种情感对公民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困难。”(63)帝国统治时期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没有随着帝国的解体而被抚平,后帝国空间的性质几乎决定了“新兴国家”的类型,(64)由此回到现代国际关系的原点:现代国家从何而来,因何而起,如何构建?后帝国空间的全球化是主权国家全球化的原点,而后帝国空间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国家构建道路的多元化。“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取决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所做出的文化革新和政治决定。”(65)

  

   殖民帝国崩解,后帝国空间形成是国家构建的逻辑起点,国家构建所依据的资源以及发展路径是对国家进行类型学分析历史和理论依据。后罗马帝国空间中形成了国际体系和国家的相互构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实现了国家的演化,可以称为“内源型国家”,内源型国家的演化是时间性的,并不是外部空间强加的。在欧洲海外帝国的边缘地带,尤其是被欧洲人称为新大陆的地区,美洲和大洋洲,基本是移植了母国的国家制度,土著文明遭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毁,这些国家是内源型国家在空间的延展,美国独立战争是第一波去殖民化的开始,拿破仑战争之后,拉美国家独立,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建国,从国家类型来说,它们依然是内源型国家。沃勒斯坦认为,“经过50年,白人移民缓慢地在整个西半球建成了作为世界体系成员的一系列国家。它们无一例外,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受到新霸权国家政治与经济庇护,尽管美国努力扮演一个帮手角色,因而成为英国潜在和最终的对手”。(66)这些国家是内源型国家的移植,宗主国的国家模式的影响巨大,北美与拉美之间的区别,其制度根源与英国和西班牙、葡萄牙息息相关。在北美地区,英国的政策是“有益的忽视”,(67)使得北美地区拥有了比英格兰、苏格兰更大的自由空间。在拉美地区,“西班牙和葡萄牙把自己的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制度带到新大陆,以应对在当地找到的经济机会。他们在这样做时,不仅复制了伊比利亚半岛的阶级结构,还复制了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其中的威权国家遭受地方精英的部分攫取,以致无法对精英行使支配”。(68)澳大利亚的国家构建之路更具有典型性,几乎是被迫完成了国家的构建,“英国白人殖民者并没有在澳大利亚创造出一个有文字的、从事粮食生产的工业民主。他们不过是把所有这些成分从澳大利亚以外的地方引进罢了”。(69)在相当长时间里,澳大利亚将自己视为大英帝国的子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军团参加了残酷的加里波利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澳大利亚军团损失惨重,但是进一步确认了作为大英帝国一员的身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澳大利亚人才感到被抛弃,开始走向了澳大利亚国家身份的道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认为,“澳大利亚人将自己视为大英帝国子民的传统概念有两个现实基础:一是其人口的血统来源,二是英国带来的贸易和提供的军事保障”。(70)

  

   殖民帝国退潮之后,后帝国空间开始了国家构建的历程。这些地区在后帝国空间构建的国家可以界定为“外源型国家”,现代国家并不是从这些地区内生出来的,相反,是外部强加的,国家的区分表现在空间的断裂,比如,以“非西方国家”来区分国家类型,“东方主义”理念就是这种国家演化在空间的呈现。外源型国家的构建取决于已有的国家制度的资源、殖民遗产以及国际体系施加的影响。“国家建构是一个世代工程,因为促使其成功的便利条件需要时间才能出现:能够提供公共物品的国家、建立跨族群界线联盟的组织性基础设施和整合的沟通空间。”(71)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强而有力的国家和民主之间还有另外的潜在冲突。国家建设最终还得依赖于民族建设,换句话说,需要创立普遍的民族认同,作为忠诚的对象,以超越个人对家庭、部落、地区和族裔的附属”。(72)进入21世纪以来,对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的关注是反思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以国家为单位的体系正在形成和演化之中。与欧洲国家和国际体系同步产生、相互构建不同的是,不是国家构成了体系,而是体系制造出一个国家的世界。“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state)只需要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就算成立。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就是这么产生的。但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被塑造成为民族国家(nation),所以这些国家的公共品才会严重缺位。”(7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在美苏争夺第三世界的背景下,国家的建立获得了宽松的国际环境,世界秩序经历着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74)国家治理及国家类型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关于国家类型也有不同的区分,比如“自然国家”与“权利开放秩序”的区别;“包容性增长”与“汲取性增长”等等,对成功国家的基本共识是:“民主、公民身份和民族自决成为民族国家世界秩序的不可分的三位一体。”(75)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通往成功的国家秩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认为,福山关于政治秩序的论述没有提供太多的因果论证,但是像食谱书一样提出了建议,要有一个成功的社会,你需要有X、Y和Z等成分,但是没有分析为什么“历史这位主厨”会将某些成分放在这个社会的锅里,而将其他成分放入另一个锅中。(76)

  

   从后帝国空间的逻辑出发,外源型国家的类型与帝国时代的政治组织形态息息相关,既有的国家体系是外源型国家的前提和背景。笔者将外源型国家分为:体系制造国家(made by IS)、体系塑造国家(shaped by IS)、体系影响国家(influenced by IS)。从帝国向后帝国的转型过程中,欧洲殖民帝国和古老帝国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从而形成了多重帝国的边缘地带,这是后帝国空间中国家构建的基础和起点,也决定了不同国家的类型。

  

在原有的帝国权力中心或者具有比较稳定的国家制度的地区,欧洲帝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完全殖民,工业革命赋予了欧洲殖民帝国暂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是不足以征服这些古老的帝国,与这些古老帝国形成了比较激烈的对抗,集中表现在不同帝国体系(文明标准、礼仪)的碰撞与竞争。欧洲国家凭借现代国际体系的压力,迫使这些古老帝国被动转型,接受了现代国际体系的理念和制度架构,这种转型国家可以称为体系影响国家。体系影响国家在生存压力之下,学习和模仿了欧洲国家的治理技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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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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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2021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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