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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哲学探析

更新时间:2022-06-06 20:01:51
作者: 王立胜  
必须坚持党为文化事业指引的方向、开创的道路、设定的目标,这是融合事业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也是得以有效开展的政治保障。

   最后,要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和雅量。做好融合工作,就要去除自己内心深处的种种“魑魅魍魉”,如原教旨主义、教条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崇洋媚外主义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与时俱进,坚持胸怀天下,坚持独立自主。融合不是一方征服或吞并另一方,也不是一方支配或主导另一方,而是双方共同构建、创造中华新文化。中华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三位一体的,或者说,中华新文化是“一体”,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翼”。

   第二,坚持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同向发力、统筹推进的具体融合策略。

   首先,做好翻译工作和系统性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融合。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源自欧洲的思想体系,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及相关研究高水平地、系统地翻译成中文,这方面的工作已卓有成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业已翻译完毕,第二版也在有序进行。当然,这方面的工作还应该继续做好,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优秀成果,也应及时翻译过来。同时,要对翻译成果开展系统性、深入性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融合,因为翻译就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言、风格、思维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除此之外,也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性的梳理、甄别、研究,分辨优秀部分,挖掘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之源、本真精神、现实价值,为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做好准备。

   其次,开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性研究,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异和同,更加突显各自的内涵、本质、特征,使我们进一步清晰地看到融合的方向、空间和意义。例如,何中华教授著《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机遇》,从历史文化条件、运思方式、人与自然关系及实践观等方面系统地对比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非常鲜明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异同,从儒家思想的视角提供了融合的范例⒄。不仅如此,这种比较性研究应该在更深层次、更大规模上展开,而且比较性研究并不是仅仅去寻找相同点,寻找本质区别也同样重要。我们可以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周易、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儒家实践观、人民思想与民本思想、共产主义与天人合一等精神核心层面的相同点和根本差别,从而有利于我们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异同和特征。在此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跨学科的融合、共创工程。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三个领域可以组建团队,从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研究中华新文化的发展路径、构建规律。这里有个严峻但又意义重大的挑战,这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如何融合科技文化,以增补自身完全缺失、对现代世界却又无比重要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通过自我完善和创造,拥有涵养、支撑现代和未来科技发展所需要的思想营养、思维方式和哲学精神,就像近代西方哲学,内在地就包含着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精神。

   再次,重视融合基础上的大胆创造创新。这既是融合的目标,也是最重要、最高意义的融合。这种创造性和创新性的融合,要求突破文化自身的范围,积极主动地与中国社会现实相融合,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相融合。走出文本,走向实践世界和生活世界,自觉回答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重大课题、重大困境,这样的融合才是真正的创造,这样的创造才能构建中华新文化。

   (三)终极目标和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目标是多元的。如更好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展其内涵,促使其复活和复兴,等等。虽然这些都是真实的、有价值的融合目标,却不是终极目标。我们认为,所谓融合不过是文化创造的手段,或者说不能为了融合而融合,为了博学而融合,为了文化量上的扩而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终极目标是中华新文化的系统性创造和构建,是中国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牢固确立和世界范围的承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历史使命是中华新文化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克服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本身固有的和无法自我克服的文化缺陷和困境,探索人类新型文化,为现代世界“立心”,为整个人类“立命”,继古今中外“绝学”,开未来万世之“太平”。这是宏伟的融合目标,也是前所未有的艰巨使命,这种层次的融合,才是作为目的的融合,才是融合的真实目的。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重大意义

   正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层次是多维度的、层层深入的,融合的意义也是多维度的、层层深入的。在通往“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的路上,阐明融合的多维度的、层层深入的重大意义,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而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是其世界性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在世界范围发挥理论指导功能的关键一步。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它就不再是外在于、异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状态,而是进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内化为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面向长远和未来的文化基因,从而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力,也保持住了自己“改变世界”的哲学宣言。因为“改变世界”首先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和与时俱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和实现与时俱进的重要路径。从实践层面讲,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越成功,离自己解放全人类的理论宗旨就越接近,而想要达此实践目的,就越应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

   第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与马克思主义融合是其复活、复兴的关键一步和重要途径,也是优化自身基因、充盈自身文化血脉的关键一步和重要途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过去的文化本质,毕竟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世界的本质完全不一致,不加以重铸必定被历史“遗弃”。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就在于历史的权利、内在固有的地位和坚韧包容性,即它作为源远流长的文化早已浸人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与中华民族的灵魂不可分割,使其顽强地、持续地存活和赓续演化。但是,通过与马克思主义乃至于西方现代优秀文化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再仅仅是不绝如缕地存活、赓续了,而是大放异彩、新生般地复活和全面复兴,从而担起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大纛。质言之,通过与马克思主义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径直地拥有先进而科学的现代文化的基因和灵魂,这样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完成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向工业、从民族主义向世界主义的凤凰涅槃。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芳龄永继”,不仅是文化的历史本质,而且构成文化的现代本质。

   第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中华新文化,这必定以极大的开创性载人世界文化发展史,其意义与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我们所说的中华新文化,有着独特的、丰富的内涵。中华新文化不是20世纪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起的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所谓新文化运动,是相对于落后的、腐朽的中华传统文化而言的,只是比较意义上的相对的“新”。它的本质和主要内容是西方现代文化,就西方现代文化本身而言,无所谓“新”,而且颇显“旧”。中华新文化虽然也是在比较意义上提出来的,但是参照系完全不同于新文化运动概念的参照系。中华新文化概念是以今天所有文化为参照系的,即在文化性质上既是相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新”,又是相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新”,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及其世界历史影响在文化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历程及其对整个人类历史、世界格局重大影响的文化升华。从中不难发现,中华新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终极目标是极其伟大的,同时,达成此目标的道路也是极其崎岖漫长的。回顾世界文化史,可以大体上相比拟的应该就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本质上是开创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它是与当时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完全吻合的,从当时人类历史的各方面看,也确实是“新”的文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之结果的中华新文化的重大意义,又是多维度的、层层深入的。

   首先,中华新文化是对中国一百多年现代化探索实践的文化升华,是对中华民族从亡国灭种边缘迅速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文化反思,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实践的文化总结,所以必定是对中华民族整个历史而言都非常重要的一期文化,是继汉唐佛学、宋明理学以来的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创立的中华文化发展的高峰。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变局”,正在走向的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指明了大概方向,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相关现成的总结,西方现代文化对此又充满懵懂和敌意,只能靠中华新文化去反思、提炼和总结。

   其次,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以非常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极大地突破了资本主义的范围和现代化模式,而且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不仅如此,还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为整个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积累着而且必将继续积累极其宝贵的探索经验。因此,对这样的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反思、提炼和总结,必定超越中华文化史上的汉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等任何时期的文化。因为单就文化影响力而言,汉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等只是中华民族的区域性文化,影响范围主要在东亚地区,而中华新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又是整个人类的,影响范围将扩展到整个世界。因此,随着中华新文化的不断创造、构建和发展,必将极大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而且确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及其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没有自己的新文化的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强国,是名不副实的。因此,随着中华新文化的不断创造、构建和发展,“四个自信”特别是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必定深深嵌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再次,中华新文化必将走向世界现代文化的中心舞台,成为世界现代文化的重要贡献者、参与者和竞争者乃至于引领者,发挥越来越强劲的文化影响力,散发出越来越鲜明的独特魅力。如果说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说”越来越得到历史的和西方现代文化的证明,西方现代文化在人与自然紧张对立、人的本质高度异化、历史虚无主义等泥淖中无法自拔,那么中华新文化必将逐步超越、弥合和修正西方现代文化,成为整个人类的新文化,为现代人类寻求“安身立命”的新精神家园。正如汤因比和池田大作所断言:“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⒅尽管中华新文化目前还只是一种“幽灵”般的存在,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正如共产主义在1848年同样只是一种“幽灵”般的存在,而在今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越长越茁壮了,同理,中华新文化也必将一步步地“赋形”并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③[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林镶华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④《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⑤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36页。

   ⑦⑩《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第67页。

   ⑧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第41页。

   ⑾[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8页。

   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02页。

   ⒀《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⒁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第185页。

   ⒃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44页。

   ⒄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机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⒅[日]池田大作,[英]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84页。

  

   注: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研究”(项目编号;18BXSXJIO)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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