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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大学》君子之道论

更新时间:2022-06-05 10:54:17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因此很受人们的尊敬,人们作了这首诗来赞美他。“如切如磋”,是指君子研求学问的功夫;“如琢如磨”是指君子省察克治的功夫;“瑟兮僴兮”是指君子庄重谨严、自我检点;“赫兮喧兮”是指他仪表堂堂,让人敬畏;“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是指他的德行威仪,臻于至善,所以让人难以忘怀。接着分六个方面具体展开修养功夫的内容,即道学、自修、恂栗、威仪、盛德、至善,阐明君子通过不断进学修身,常知常行,抑抑威仪,提高道德品质,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又引《诗经·周颂·烈文》赞扬前代君王周文王、周武王让人难忘,后代的君子应以前王为榜样,尊敬前王所尊敬的贤人,亲近前王所亲近的亲人,而后代的庶民、百姓也蒙受前王的恩泽,享受安乐,获取福利。这样,即使去世之后,人们还是记得他们。通过歌颂前王功德,激励君子努力进取,希贤希圣,最终达到圣人境界,与《孟子·尽心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的进德修业的人格提升进程可以相互发明。

   孔颖达疏:“此一经广明诚意之事,故引《诗》言学问自新、颜色威仪之事,以证诚意之道也。”这种自我修炼,是克己复礼,是修道立德,是修己安人,是修己安百姓,是正己化人,可以作为诚意之道的证明。孔颖达又说:“‘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学问之益矣。‘如切如磋’者,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又能自修也。‘如琢如磨’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又瑟然颜色矜庄,僴然性行宽大,赫然颜色盛美,喧然威仪宣美,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爱念之,终久不可忘也。”朱熹《诗集传》注:“匪,斐通,文章著见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复磋以炉铴。治玉石者,既琢以槌凿,而复磨以沙石。言其德之修饬,有进而无已也。瑟,矜庄貌。僴,威严貌。咺,宣著貌。谖,忘也。卫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绿竹始生之美盛,兴其学问自修之进益也。”朱熹《大学集注》云:“引诗而释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于至善。道学、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栗、威仪,言其德容表里之盛;卒乃指其实而叹美之也。”就是说,这里用道学、自修、恂栗、威仪等几个层面诠释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君子之所以是君子,因为他内在自我修炼,外在显赫光华,德行盛大,尽善尽美,所以百姓不能忘记他。

   这里以竹子喻君子,是因为竹子集君子之美德于一身。陈奂《诗毛氏传疏》解曰:“《诗》以绿竹之美盛,喻武公之质美德盛。”朱熹《诗集传》亦云:“以竹之至盛,兴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宽广而自如,和易而中节也。”黎立武《大学本旨》:“按《孔丛子》孔子观诗,喟然叹曰:‘吾于《淇澳》,见学之可为君子也。’竹之为物,中虚外直,喻君子之诚中形外也。切磋以学言,琢磨以自修言,诚于中也;瑟僩之著于恂栗,赫喧之见于威仪,形于外也。不諠不忘者,盛徳至善入人也深,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又以道觉民之功也。”引孔子之语阐明《淇澳》一诗的主旨是学为君子,以竹子象征君子诚中形外:切磋琢磨是诚于中,恂栗、威仪是形于外,因此君子道盛德至善,老百姓不能忘记。

   在中国文化中,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竹子被称为君子,是以其常青高洁、中空、有节、挺拔的特性,成为中国人所推崇的心地纯净、谦虚、有气节、刚直不阿,表里如一等美德的象征。《礼记·礼;器》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竹子四季常青,松柏不畏严寒,都象征君子高贵的品德,体现了儒家推崇的“气节”。王阳明被贬龙场时,建了一间轩房,起名为君子亭。因亭子四周种满了竹子,他写下了《君子亭记》,其中说:“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虚而静,通而有间,有君子之德;外节而直,贯四时而柯叶无所改,有君子之操;应蛰而出,遇伏而隐,雨雪晦明无所不宜,有君子之时;清风时至,玉声珊然,中采齐而协《肆夏》,揖逊俯仰,若洙泗群贤之交集,风止籁静,挺然特立,不挠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于堂陛之侧,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于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于吾亭。”这里他概括了竹子体现君子的四种品格:德行、节操、明达、姿容。郑板桥一生以竹为伴,《郑板桥集·题画竹》中说:“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君子之豪气凌云,不为俗屈”。受儒家经典的影响,竹子在历代士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以至于成为中国士人群体精神的象征。

   四、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大学》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强调“君子无所不用其极”,阐明“新民”的意思。郑玄注:“极,犹尽也。君子日新其德,常尽心力不有余也。”孔颖达疏解释汤之《盘铭》表达了“日新”之意,“非唯洗沐自新”,“诚使道德日益新也。”“非唯一日之新,当使日日益新。”“非唯日日益新,又须常恒日新”,是强调“精诚其意,修德无已。”《康诰》“作新民”是说明康叔受封建立卫国,要“化纣恶俗,使之变改为新人。”“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的本意是“言周虽旧是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为天子而更新也。此《记》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是“言君子欲日新其德,无处不用其心尽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尽其心力,更无馀行也。”可以归结为君子日新其德,尽心竭力,凡事都追求做到至善之境。

   朱熹《集注》:“盘,沐浴之盘也。铭,名其器以自警之辞也。苟,诚也。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诗》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并注解“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为“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也。”朱熹在《大学或问》卷二中还说:“盖《盘铭》言自新也,《康诰》言新民也。文王之诗,自新、新民之极也。故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极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极者,求其止于是而己矣。”这是对《集注》的深化。朱熹在孔颖达使道德日益新的基础上,更强调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的不可间断,鼓舞振起自新之民,新民德而受天命,以止于至善之境。可见,朱熹脱离了孔颖达回归历史语境的诠释理路,而从君子个人道德修养去旧自新、新民,止于至善的理路来诠释。朱熹在《大学或问》卷二对“日新”有更细致的解释:“人之有是德,犹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犹其身之本洁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犹身之洁而尘垢汚之也。一旦存养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则亦犹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尘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继,则利欲之交,将复有如前日之昏;犹既洁矣,而所以洁之之功不继,则尘垢之集,将复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养省察之功,无少间断,则明德常明,而不复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无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无少间断,则身常洁清,而不复为旧染之汚也。”人本有明德而为利欲污染,就像身体本来纯洁而为尘垢污染。人每天都得洗脸洗澡,对心灵的污垢也应像洗澡一样每天洗涤,明德常明,无少间断。其中“疏瀹澡雪”见于《庄子?知北游》:“汝齐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你先得斋戒静心,再洗剂心灵,清扫精神。朱熹在这里“疏瀹澡雪”比喻洗涤心灵,清扫精神的修养功夫。也就是《礼记?儒行》所说的“澡身而浴德”,澡身就是洁身,浴德就是沐浴于德。洁身自好,沐浴在道德中。比喻人加强品行磨炼,使身心保持纯洁。

   五、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大学》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故治国在齐其家。”孔颖达疏:“此一节覆明前经治国齐家之事。”朱熹《大学集注》:“身修,则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也。”《朱子语类》卷十六《大学三》亦载:“或问‘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曰:‘孝以事亲,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长,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众,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于国者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慈者所以使众。’此道理皆是我家里做成了,天下人看着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于国。”修身是教于家的前提,而教于家无非孝、弟、慈三者,而这三者也可以推衍到治国。就是说,事君的忠源于事父的孝,事长的敬源于事兄的悌,帅众的仁源于爱子之慈。其他儒家经典也有类似的思想,如《论语·为政》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孝悌之道即为政之道。只要一个人做到了孝悌,以孝悌的美德与精神运用到政治上去,即使不入仕,其实也就是参与了政治吗。《论语·学而》载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引孔子的话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忠君是孝父的扩大,家与国相通,君与父相代,故形成了以忠孝治天下的政治文化传统。又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这就是“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的道理之所在。这表明了,在齐家的过程中,治国的道理已经寓含其中了,“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孔颖达疏:“言人君行善于家,则外人化之,故一家、一国,皆仁让也”;“谓人君一人贪戾恶事,则一国学之作乱。”

   就齐家与治国的关系而言,齐家是治国的前提条件。孔颖达疏曰:“‘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者,‘此谓治国在齐其家’,谓其修身于家,在室家之内,使父子兄弟足可方法,而后民皆法之也。是先齐其家,而后能治其国也。”一个人在家庭、家族修身,言传身教,率先垂范,使家人效法,影响到民众才会去效法他。这就是先齐家而后才能治国。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家国同构是其主要特点。所谓“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均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则是家族的扩大和延伸。在家国同构的格局下,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家庭、家族内,父家长地位至尊,权力至大;在国内,君王地位至尊,权力至大。父家长因其血统上的宗主地位,理所当然地统率其族众家人,而且这一宗主地位并不因其生命的中止而停辍,而是通过血脉遗传,代代相继。同样,君王自命“天子”,龙种高贵,君王驾崩,君统不辍,由其嫡长子自然承袭,如是者不绝。父家长在家庭内是主宰,君王是国家的主宰,是全国子民的严父。不仅国君如父,而且各级地方政权的首脑也是百姓的“父母官”。《大学》“治国在齐家”表明在“家国同构”的基本格局下家与国的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关系:即伦理理论上“家国同理”,社会观上“家国一体”,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以“大家”为重,以“恕道”为行为指导。这表明,在管理好家族的过程中,许多治理国家的道理已经寓含其中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治国必先齐其家。”

“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郑玄注:“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货而禁民淫与财利,不能正也。”从治家推到治国,以尧舜和桀纣相反的事例来说明君王的仁心仁政对老百姓起到的是团结友爱的积极作用;君王残忍暴虐对老百姓起到的互相伤害的消极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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