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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略谈中国的书院文化

更新时间:2022-05-21 22:33:48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现代大学也有校训校规,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说明办学宗旨。这是从书院学规继承下来的。

  

   中国的书院,特别是宋明以来的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一部分人从政,他们中的很多人,按照儒家的“仁民”思想,革除弊政,实行“惠民”政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受到人民的拥戴。大部分人则在各地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发展教育,为文化教育做出了贡献。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士人(即读书人)回到家乡,成为“乡贤”,支撑了社会的道德价值,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真正的社会精英。

  

  

   与此相联系的是,书院还是发展学术思想、开展学术交流、进行学术创造的重要园地,也是维系社会舆论的场所。

  

   书院在培养人才的同时,又承担着发展学术的任务。许多思想家和学者,通过书院的教学与交流活动,不断进行思想创造,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建立不同学派,推动了思想学术的发展。他们在书院著书立说,并不断完善自己的学说,创造出许多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宋明时期,出现了语录体的作品,有似于佛教禅宗的语录。但这些语录是学者们在书院讲授中,以问答形式记录下来的思想成果,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对话、问答式的教育,有很多好处,学生不仅可以问,而且可以发表自己的体会和见解,有些问题和见解,可以启发教师的思考,使回答更加深刻。有时还可以进行相互辩论,这就更有利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这是一种非常灵活而又启发智思的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是在具体对象、具体情境下进行的,与纯概念的推理不同,它可以产生具体真理。儒家学说包括理学,没有概念化、形式化的知识系统,而是一些实质系统,与这种方式有关。

  

   语录是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从北宋开始,张载、二程,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直到明代的王阳明等思想家,都有这样的语录。这些著作,既是书院教学的成果,也是思想家们的思想记录。有人以语录非本人亲著而否定其学术思想价值,这是不对的。记录可能有出入,但其基本内容是可信的。

  

   此外,很多思想家正是在书院完成了他们的专门著作。尤其是朱子,一生为官不过九年,绝大部分时间从事书院教育,他的大部分著作也是在书院写成的。比如在武夷精舍,撰写了《易学启蒙》《孝经刊误》《小学》《诗集传》《四书集注》等。在考亭书院,则著成《孟子要略》《韩文考异》《书集传》《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仪礼经传通解》《周易参同契考异》等多部著作。特别是《四书集注》,虽是注解“四书”,却发挥了自己的思想,将他的思想体系融入其中,成为古人著述的代表性著作,并将著述与教学结合在一起,以此身体力行,教育学生。

  

   书院也是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古代书院是开放的,四方学者都可以到书院讲学,如朱子、王阳明等人,每到一地,都要到书院讲学,很多书院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思想,也由此而扩大其影响。仅朱子讲学的书院,就有五十多所,遍布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南等地。明代书院进一步普及,讲学之风更盛,王阳明后学王艮父子,把学校办到乡下,随处都讲他的“良知现成说”,一时之间,王学在江南农村得到广泛传播。

  

   学者们进行交流,书信往来是重要形式,但也进行直接交流。著名的“鹅湖之会”(1175年)就是一次很重要的学术交流。参加的有朱子、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及其弟子。会上,发生了争论,陆九渊以诗的形式表明他的学说以“简易”为宗,批评朱子之学“支离”,后来,朱子又有诗回敬。这次交流,虽因见解不合而散,但是对于发展各自的学说,起到很大作用。事后吕祖谦说,鹅湖之会,“诸公皆集,甚有讲论之益”[10]。话是公允的。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时,又请陆九渊到书院讲学,陆九渊欣然接受,为诸生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一章,朱子大受感动,将其讲词刻于书院的墙上,以流传后世。这说明,学术见解虽然不同,但是并无门户之见,学术是开放的,不同见解是能够沟通的。

  

   书院还是学者们相互讨论与合作的场所,不仅可以互相学习,而且可以合作著述。朱子于1175年在福建建阳建成云谷晦庵草堂,与蔡元定所建立之西山精舍遥遥相对,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学问。为了方便,有疑难问题时,便夜间彼此悬灯为记,次日相聚,相互解难释疑。此事一直传为佳话。朱熹还在其创建的寒泉精舍(1169年),接待浙江学者吕祖谦,为了使学者学习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共同编成《近思录》。这是了解理学思想的重要读本,也是第一本正式的哲学史著作。

  

   书院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议论时事、批评时弊、发表政治主张的重要场所。儒家有道统与治统之说,认为道统是治统的指导思想,书院则是维护道统的重要阵地。儒家虽不能作帝王师,却要维护道统的尊严。从孔子、孟子开始,就有这一传统,宋明理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直接参与政治、实施儒家主张的机会很少,主要是通过言论和著述发表自己的主张,以影响当时的政治。程颐在为皇帝讲课时,坚持要坐讲,而不是站着讲,就是为了坚持师道尊严。朱子为皇帝讲课时,以“正心诚意”为主要内容,其目的是提高最高统治者的德性修养。后因得罪朝廷权臣而被罢黜,他的学说被打成“伪学”,他本人被打成“伪党”,遭到迫害。当时有人建议他,放弃其学说,以免遭祸。朱子斩钉截铁地说,我平生所学,只有“正心诚意”四字,岂能放弃!他不仅坚持一位学者的尊严和独立人格,而且在书院讲授和著作中坚持自己的主张。朱子说过:“夫朝廷之事,则非草茅所宜言,而师生相遇之诚意,亦不当数见于文字之间也。”[11] 但是,从《朱子语类》等记载来看,师生问答讨论之间,涉及政治时局方面的内容并不少,有些是通过评论历史人物及政治得失体现出来的,有些则是直接讨论现实问题的。所有这些,体现了学者、思想家的现实关怀。

  

   随着理学向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传播,书院制度也同时传到这些国家,成为儒学教育的重要阵地。一般而言,书院是随着理学的传播而传播的,但有些书院则比儒学的大规模传播更早。比如韩国的白云洞书院,就是在朱子修复白鹿洞书院(1179年)后的第三年仿照白鹿洞书院建成的。这是韩国最早的书院之一。明朝以后,朱子理学及其著作正式传到韩国,被称为韩国大儒的李退溪,便在陶山书院教授朱子学,并写出了许多有特色的著作。与此同时,其他许多学者也先后创办了书院,对韩国朱子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后来,韩国出现了“儒教”,就是以乡村书院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不过,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了解得很少,就不必多谈了。

  

   注释:

   [1]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23页。

  

   [2]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12页。

  

   [3] 苏德政:《朱熹与武夷精舍》,《朱子文化》2008年第4期。

  

   [4]《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四部备要本,卷七十四,第16-17页。

  

   [5]《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卷七十四,第2页。

  

   [6]《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卷七十四,第9页。

  

   [7]《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卷七十四,第4页。

  

   [8]《王阳明全集·大学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二十六,第967页。

  

   [9] 黄仲昭:《八闽通志·学校志》卷四十五。

  

   [10] 吕祖谦:《东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

  

   [11]《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卷七十四,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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