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蒙培元:性即自然——玄学

——《蒙培元全集·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第十二章

更新时间:2022-05-19 23:53:21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首先,对统治者而言,不能用巧智统治万物,而要尊重万物的自然之性,使万物能够自由生长,自由发展。这正是道家的“无为而治”。“顺自然而行,不造不始”,“顺物之性,不别不析”,“因物自然,不施不行”,总之,“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12]。“以形制物”就是对万物进行控制、统治和各种各样的改造活动,使之服从人的需要,其中包括各种技术力量。王弼对人类运用巧智统治和主宰万物持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这样做会造成严重后果。“甚矣!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矣。……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13] 这里既包括对人民的统治,也包括对自然界一切生命的控制。他所说的“明”,主要还不是指科学认识,而是指统治者出于权力欲望而施行的计谋。

  

   减少欲望,不用巧智,是道家的一贯主张,也是王弼修养论的主要内容。“无知无欲”就是自然之性,顺自然之性,就能与天地合德,与万物和谐相处。“自然然后能与天地合德。”[14] 与天地合德之人,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进入审美境界。“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15] 这种“意趣”是人与自然合一的生态美学的意趣,与“以形制物”而得到欲望的满足是大异其趣的。

  

   从政治层面上说,王弼的“顺自然之性”是对统治者提出的要求,即实行“无为之治”、“不言之教”,使人民“守真”而“顺自然”,“不以形制物”,使万物自相治理而“各适其所”。从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上说,人人都应当顺其自然之性,过一种自然德性的生活。这当然需要一种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王弼之所以重视政治问题,原因就在这里。人的自然欲求是不能没有的,但是,不能超过这个限度,增添人为的欲望。人毕竟不同于动物,如何掌握这个限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道家哲学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提出一套界说;但是,道家哲学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以生理需要为人的基本需要,所谓“无知无欲”是指不超过这一基本需要而增加人为的特殊需要,并不是取消基本的生理欲望。要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很难的,但在王弼和道家看来,这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是“性命”问题,是能不能按照宇宙法则即“自然之道”、“自然之理”生活的问题。自然原则是不能违反的,违反了自然原则,人类的生存就会出现问题,即破坏整个自然界的生命和谐,最终会伤害人类自身的生存。他在解释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时说:“夫耳目口心皆顺其性也,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16] 性命问题是人生的根本问题,性者人之所受,命者天之所命,天人合一谓之性命。不顺性命,不仅伤害了人的本性,而且伤害了天即整个自然界的整体法则,人类也就无以自存了。

  

   王弼重视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但要保持和维护整体和谐,人类就要尊重自然界的万物之性,以同情的态度对待万物,既不能过分地掠夺,更不能对之进行伤害,还要“不塞其原”,“不禁其性”[17],使万物得以自由生长。这样,人类也就不会受到万物的伤害而能够与之和谐相处了。“含德之厚者,不犯于物,故无物以损其全也。”[18] 人类要处理好与万物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德性问题,只有“含德之厚者”才能“不犯于物”,因而不会受到万物的伤害。首先是人无伤害之心,其次才是物无伤于人。事实上,正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动物构成最大的威胁,对动物不断进行伤害,才使得动物对人类有恐惧,有警惕,有自卫性的报复。从老子到王弼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不断提醒人类应当正视这个问题。他们的提示对于今天的人类不啻是一个警告!人类难道不应当认真反思吗?

  

   二、郭象:“任物之性”

  

   玄学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郭象,对“自然”进行了现象学式的解释,既否定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又否定了王弼的本体存在论,提出了“物皆自然”的“独化自性说”,赋予万物以独立的存在价值;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则提出“与物冥合”的重要学说,将人的所谓主体性彻底取消了,同时又将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完全合一了。

  

   郭象认为,自然界是由万物构成的,“天地”是自然界的代名词。“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19] 郭象否定了“天地”有任何超越的性质而以万物为“体”,这个“体”既指有形个体,又是由个体组成的全体,总之是“有”即一切存在者。“万物以自然为正”也就是万物以自然为性,“自然”就是万物的正性,而“自然”则是没有任何目的“使之然”的自我产生、自我决定的本性,其最大特点就是具有独立性。万物只要“自适其性”、“自足其性”,就能获得各自的自由。人在自然界中只要不作主客、内外、彼我之区分,而能“玄同彼我”、“与物冥合”,将获得“无待”的绝对自由,也就是与物同游,而不会受到任何的自我限制。

  

   自然界(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以自然为性,这就说明自然并不能等同于自然界,倒是自然界以自然为性。但自然之性又是个体化的,万物各有其性,故称之为“自性”,万物“各适其性”,也就实现了自然界的“性”,这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和谐。人如果能“顺万物之性”、“游变化之途”,与万物同游而共处,就是“至德之人”,就能得到生命的自由。他在解释庄子的“逍遥游”时说:“故大鹏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变者,即是游变化之途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故有待无待,吾所不能齐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机自张,受而不知,则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犹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细乎!”[20]“至德之人”固然能够“与物冥”而做到“无待”,即没有彼我之间的相互对待而实现人性的自由。万物则不能无待,即使是大鹏,也要乘云气而飞;神人如列子者,也要御风而行;何况小鸟,更是依靠树木而息。但是,顺其有待者之性,使其不失所待,则“同于大通矣”。这所谓“大通”,就是自由和谐。“有待”与“无待”,固然有别而不能齐;但是,如能“各安其性”,顺自然而行,则“有待”与“无待”并无什么区别,更何况“有待”之物的大小、巨细呢!“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21] 物各有性,性各不同,只要“物任其性”则都能得到自由,并无胜负、优劣之分。郭象以“物任其性”为理想境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万物的平等观。这也是对庄子学说的一个发展。

  

   郭象是通过注解《庄子》发挥其万物平等的学说的。如果说,庄子是站在“超然物外”的道的立场看待万物,使万物得以“齐一”;那么,郭象则是站在万物“自性”的立场看待万物,在殊异之中同样得出了万物平等的结论。按照庄子的学说,只有超越一切对待,站在统一的道的立场对待万物,才能承认万物是平等的,各有其存在的权利和价值;按照郭象的学说,万物只有“自足其性”,“各安其分”,才能实现相互之间的“冥会”,破除一切相对而实现“冥极”、“玄极”的平等境界。庄子认为,万物有“至理”,天地有“大美”,在自然的统一场中,万物能够平等而自由地生活。郭象则认为,自然界的万物,“理虽万殊而性同得”[22],同得者得于“自然”。只有在“自然”这一点上万物是齐一的,而“自然”又是个体化的。“自然生我,我自然生,固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23] 因此,只有“与物冥合”,才能破除对待,实现绝对同一的境界,也就是庄子所说的“道通为一”。这里所说的“通”,是有我之“通”,不是无我、忘我之“通”。

  

   在世间一切相互关系中,郭象最重视的是人与物的关系。郭象并没有把人特别突出出来,看成自然界万物的主宰者,而是看成自然界的一物。但是,人是有是非观念的,也是有彼我观念的,用现代的语言表达,人是有“自我意识”的,这就是所谓“主体性”。而郭象哲学从根本上说是要破除人的主体性,因此,对是非、彼我之辨进行了一系列论述,其中心则是破是非之分。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实现“与物冥合”的境界,而游于变化之途。

  

   郭象在解释庄子的“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时说:“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则彼指于我指独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复以彼指还喻我指,则我指于彼指复为非指矣,此亦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将明无是无非,莫若反复相喻。反复相喻,则彼之与我,既同于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则天下无是;同于自是,则天下无非。何以明其然也?是若果是,则天下不得彼(彼字疑复字之误——笔者)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复有是之者也。今是非无主,纷然淆乱,明此区区者,各信其偏见而同于一致耳。仰观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故浩浩大宁而天地万物各当其分,同于自得而无是无非也。”[24] 郭象取消是非的主要方法就是“反覆相喻”或“反覆相明”。这是郭象哲学的重要方法。

  

   自是而非彼,这是人之“常情”,但却是一种“偏见”。“偏见”虽是“偏见”,但郭象并不主张取消“偏见”,而是用“反覆相喻”的方法达到“一致”。所谓“反覆相喻”,就是将彼(他者)我放在同一个起点上,互相交换位置,再来看是非问题,结果是彼我既同于自是,又同于相非,既同于自是则无非,既同于相非则无是,结论是无是无非。这里不是超越各自的是非而是“各当其分”、“同于自得”,故无是非。“各当其分”则并不取消自性,但每一个自性都有自己的位置,即所谓“性各有分”;“同于自得”则互相平等而无优劣之分,彼此相安而不相无。事物之间既保持了各自的自性,又有“不可相无之功”,由此构成了自然界的和谐。

  

   郭象所谓“是非”,主要是从善恶、优劣等价值意义上说的,不是从“客观事实”上说的。事实上的是非属于“知”之事,价值上的是非属于“性”之事,郭象重视“性”之事而排斥“知”之事,所以他将“知”放在被批判的地位,常常采取贬斥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郭象和道家传统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

  

关于大小的问题也是如此。他在解释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时说:“若以形相对,则太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太山不独大其大矣。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毫也。其性足者为大,则虽太山亦可称小矣。故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太山为小则天下无大矣。秋毫为大,则天下无小也。无小无大,无寿无夭,是以蟪蛄不羡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贵天池而荣愿以足。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命,故虽天地未足为寿而与我并生,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则天地之生又何不并,万物之得又何不一哉!”[25] 万物的大小可以从形状即“事实”上说,也可以从价值即“性分”上说,从“事实”上说,泰山为大,秋毫为小,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但郭象并不是从“事实”上论大小,而是从“性分”上论大小。从“性分”上说,万物各有其性而性各有其“极”,这个“极”就是最高标准,如果万物各自依据自己的性分而达到最高标准(冥者合也),那么,它就是最大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384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