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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凡 陈毅:农村公共管理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与反思——兼议公共管理学的社会学化

更新时间:2022-05-17 21:35:25
作者: 樊凡   陈毅  
其实,将研究“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习近平,2016)并面向现代化,才是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要义所在。

   (二)农村公共管理研究在方法上的社会学转向

   近些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各个学科的相互融合以及对学科边界的“强势反思”,公共管理学研究已经出现了普遍的学科边界危机。可是,无论是公共管理学科还是其他学科,学科边界危机不仅会模糊自身与其他学科的区别,而且会危及学科的独立身份和地位(杨立华,2020)。从研究方法的层面看,一般来说即使是对同一个对象的研究,不同的学科都有着不同的方法,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和适用性是判断一个学科成熟度和科学性如何的基本依据之一(陈振明,2010)。由于在知识生产取向上对以“描述和解释”为主的社会学知识类型的厚爱,从研究方法上看,农村公共管理研究对以孔德、迪尔凯姆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和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解释社会学研究路径充满了偏信,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规范分析研究路径对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意义。具体来说,不少农村公共管理研究,要么采取的是实证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主要“借用‘科学的方法’来探索社会现象,并基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与分析,找出社会行为背后的深层结构,进而生产出区别于思辨哲学的概念和理论,通常用于对社会本质及内在变动逻辑的预测、解释和理解”(Walter,1969),尤其强调对“社会事实”的“科学”观察,有很明显的方法论至上色彩(渠敬东,2016);要么采取的是解释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关注的是“一定社会情境下人类行为的主观意义及其理解,并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因而对原因和结果做出因果说明”(韦伯,1999),在其中,“一是要如实地揭示把握行动者赋予其行动的意义,二是要明确行动者所赋予行动的意义与实际行动及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王小章,2018),有很明显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色彩。

   尽管实证社会学与解释社会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可是无论是实证社会学研究路径,还是解释社会学研究路径,其实都是一种认识论,且坚持的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反映论传统,即是否能如实地反映具体的实在。然而对于那些以人类的生活为对象的研究来说,因为人类的生活既是思考的对象同时也是创作的对象,单纯的认识论和反映论取向在很多情况下是很难成立的(赵汀阳,2020a)。一旦只以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的路径来研究人类的生活,就会看不到生活也是面向未来的创作对象。在以日益走向窄化和细化的实证为尚和明德的学术形势下,也许是因为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对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具有典范意义,实证和解释似乎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

   问题是,既然甄别、捍卫和创造公共价值是公共管理学研究安身立命的根本,那么规范分析法对农村公共管理研究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公共管理研究对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研究路径的偏信,常常成为了边缘化、甚至是抵制和拒绝规范分析方法的理由。

   (三)农村公共管理研究在知识生产取向和方法上社会学化的后果

   不少研究者都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提出一个(经常会被学术话题化)的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以学术自由为条件、以学术共同体为中心、以求知为导向。可是对以具有治理需求的社会难题为研究对象的公共管理学科来说,解决一个社会难题比提出一个常常会被话题化的问题更为关键和根本(樊凡,2017a),它更应该以学术责任为条件、“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2016)、以求治为导向(杨光斌,2018),在这之中,需要将研究真正地落在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难题之上。如果对社会难题的研究只将重心放在了单纯的学术探讨上,就会把问题话题化,即将社会难题变成了认识论和知识论层面的学术话题(樊凡,2017a)。其实,由于社会难题根本上需要的是实践中的解决而不只是认识论上的探索和知识论层面的回答,对社会难题的研究就应该是实践论的。

   赵汀阳(2016)曾经尖锐地质问到,既然在单纯的学术层面不存在解决社会难题的良方,研究者们为何需要在纯粹的学术层面将难题研究到底?其实,对不少研究者来说,这一避重就轻的策略其实一点也不愚蠢,事实上都太过精明,因为如此确实促成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可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足够精明的知识和理论,却仍然难以看到解决社会难题的希望?很多事实证明,除了澄清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争议,很多研究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任何一个深刻的生活难题,常常只是成为了学术小圈子的学术游戏(樊凡,2017b),往往处于一种悬浮化的发展状态(成伯清,2019)。关于这个看似奇怪的现象,张康之亦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其实得益于社会治理实践者的智慧,而不是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支持”(张康之,2015)。

   这个问题反映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上,就是文森特·奥斯特罗姆(1999)所指出的“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即“学过公共管理学知识的人难以比没学过的人做得更好”。何艳玲、张雪帆(2019)指出,尽管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于1974年发表至今已过去45年,但在此过程中,公共管理的思想危机非但没有消弭,反而从美国扩散成全球公共管理学都需要面对的思想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的思想危机甚至已伤害到学科存在的意义”。更为反讽的是,越是生活中的难题,越容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然而,这些注意更多的停留在单纯的“学术”层面,虽说有的研究确实会令学术同行们感到振奋,但实事求是地说,不少研究由于常常只是“单独从某个单一问题着眼,而不能从各种问题的交互作用来观察整体的变化”(樊凡,2017b)而有些不着边际。正因为如此,尤其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专家学者提出的建议见光死的概率很高(桑斯坦,2015),常常并不能给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帮助。从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因为这些难以的解决问题以及对这些难题的话题化(樊凡,2017),才给学术的悬浮化发展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成伯清,2019)。正如习近平(2016)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与对单纯的学术有着更强偏好的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不同,以解决公共难题为志的公共管理学科是以致用为要的,它其实是一个实践导向或者说是一个以实践为本的学科,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基础并不在于对世界解释得如何——这通常是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任务,而在于对世界的改善能提供多少货真价实的帮助。在具体的研究中,如果学科的特质得不到捍卫,那么学科的身份就会发生异化、甚至遭到消解。这即是说,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是为了创作生活,是为了“作”而不是只求“释”,在研究方法上对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研究路径的偏信,会在相当程度上弱化农村公共管理研究的责任感和开拓性。

   其实,无论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还是从事应用性研究,“其成果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实践意义,学者是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的。你是为谁做学问?你要把学问跟谁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或者这个时代?这都是学者必须面对的”(朱云汉,2019)。实事求是地说,农村公共管理研究的重心不是要生产“关于知道事物是怎样”的描述性和解释性知识,而是要着力揭示“人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公共事务”的实践性智慧。对描述和解释性知识的生产,多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求知为旨趣,追求的是对社会现象的贴切解释(迪尔凯姆,1995)和增进人们对社会事实的理解(韦伯,2005),而对实践性智慧的揭示,多以社会难题为研究对象、以求治为目标,探求的是能产生实际效能的治理举措,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和开拓性。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农村公共管理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上,而应该以改变世界为志(马克思、恩格斯,2012),尤其要以明德、启智和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为目标,要能够对现实的农村公共管理实践及其现代化起到示范、突破和带动的作用。

  

三、农村公共管理研究在过程中对社会学资源的过度依赖


   农村公共管理研究的社会学转向,除了体现为对“描述性知识”和“解释性知识”的厚爱和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偏信,还经常体现为在研究过程中对社会学资源——尤其是社会学理想类型概念的过度依赖。综合来看,在诸多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社会学资源中,农村公共管理研究似乎都难以绕开“熟人社会”和“差序格局”这两个用来描述和解释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及其人际关系结构的社会学概念,并将其作为自己理论思维的前提,既鲜见从公共管理学学科的角度对这些社会学知识进行追问和反思,也鲜见对它们的公共管理学化[*]。更有甚者,有的农村公共管理研究者还往往出于一种绝对的和浪漫化的人文主义的角度抵制离不开权力支持的公共管理活动,常常将公共管理活动视为外在的且会对乡村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行政化”过程。然而,对社会学资源的过度依赖与反思的缺乏,使农村公共管理研究的敏锐性和专业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蚀。  

   (一)对作为社会学理想类型概念的“熟人社会”的偏信

   自费孝通(1998)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乡土社会是个熟人社会”这个描述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经典论断以来,尽管当前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可是“熟人社会”这个理想类型概念一直都左右着农村公共管理类的相关研究。不少学者都认为,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不同,因为它是小规模的熟人社会——在其中,各个人的相互行为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的,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熟人的关系网、人情机制和面子观增进着信息的对称、充当着资源传输的网络,并维护着村庄的共识(马荟等,2020),以致在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乡村的秩序是自动的(陈柏峰,2011),所以在乡村治理策略的选择上,就应该以自治为上策。在诸如此类的推理中,相关研究农村公共管理问题的学者其实常常对乡村自治持以道德上和美学上的积极想象,这些美学想象“虽有经验内省,却缺乏理性反思”(赵汀阳,2020b),往往不加求证和反思地认为乡村自治就是乡村善治。由于在以上的推理中,相关论点的支持者并没有将社会困难考虑在内[†],只是一厢情愿地想象了一种处处都好的事情、展示的是“最自然”或者说“最好”的可能,在推理时就没有容纳复杂变量的博弈状态,也就难免事与愿违、不能够对付真实的问题(赵汀阳,2006)。如果一种事关公共的学问不考虑“最差可能世界”,就是一种缺乏足够适应度而经受不起挑战的脆弱理论(赵汀阳,2020c)。

   其实,与其说乡村自治是长期流行于中国三农问题研究领域且极具影响力的“皇权不下县”(

温铁军,1999)的一种现代表达,还不如说是相关研究者在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下而形成的想象中的乡村形象,在其中:一是将乡村社会儒学化,不少学者都将礼治、乡绅治理和无讼视为乡村自治的核心特征(费孝通,1998),并认为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生活和个体的社会生活与儒家道德理念紧密结合(黄宗智,2020),不仅皆以儒学为范导,而且皆以儒学的理念为依归(陈劲松,2000),“讲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理念”(黄宗智,2020);二是将“皇权”无为化,诸如“天高皇帝远”(费孝通等,1988)、“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农村社会按照乡土规则运行,实行乡村社会自治”(徐勇,2012)、“对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来说,皇权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无为的”(费孝通:199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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