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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中军:1940年代国民政府围绕琉球问题的论争与实践

更新时间:2022-05-14 21:38:00
作者: 侯中军  
相比1942年所起草的对日问题处理原则,外交部的态度已经有了大的改变。外交部报告的第二点意见是“反对除由中美两国联合托管以外之任何其他办法”,但中美托管“应有一确定而短速之时限,如以五年或十年为期,以完成其关于自治及独立之各项准备,并防止其他势力侵入琉球”。 [30]

   学界研究战后琉球问题时,很少提到苏联的影响。鉴于历史及现实原因,苏联一向被认为缺乏在琉球问题上的发言权,但苏联因素的确曾被国民政府外交部考虑在内。驻美大使顾维钧曾专电外交部,报告苏联对琉球问题的态度。顾维钧称苏联在安全理事会“赞成美国所提代治太平洋群岛案”,而且 “无交换条件”,但“苏联对琉球岛颇表兴趣”。苏联对琉球岛感兴趣的消息,或许只是传闻,但经验丰富的顾维钧不敢大意,最终从美国外交部人员方面得知“美国并无鼓励之意”的消息后,才得以安心。[31]

   顾维钧电报还提及美国方面关于处理琉球岛的不同意见,指出在美国国内并不只有中美联合托管琉球一种主张:“有主张分为南北两部,以人民及习惯与日本殆相同之北部归还日本,其南部划并与台湾”;“有提及将琉球全部交联合国代治者”,但是具体办法仍然未能确定下来。顾维钧在电报中汇报其向美国方面传达的其个人意见为“可交我国代治或交由中美两国共同代治”。不论如何处置,顾维钧表示他个人都不赞同“交由联合国共治”,目的是防止受苏联掣肘。[32]

   接顾维钧电报后,外交部将已经拟好的两点意见简要告知,并希望其暂时保密。

   此时,国内舆论的主流意见是收回琉球,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主张中国单独托管或中美联合托管以及主张琉球独立者,均有其代表。[33]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外交部虽然已经确定了对琉球的政策,但仍组织了3次座谈会,听取各方对日和合约意见,领土问题是讨论的重点之一。

   外交部长王世杰亲自主持了第一次座谈会。在主席报告中,王世杰明确了座谈的基调:“就对日和约问题举行商谈,惟吾人并不提出方案讨论,仅指出若干基本问题向诸位先生请教。”[34]领土问题被列为需要商讨的第一个问题,报告指出日本领土大致已经确定,只有4处岛屿成为问题,琉球尤其冲绳岛属其中之一。此时外交部对琉球问题已经形成一套方案,在谈话会上单独提出,实乃听取舆论意见,并冀此验证所定方针的可行性。王世杰在报告中所述“我政府对琉球问题已拟有方案,但未作最后决定”,的确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形。王世杰总结认为,从历史上看,琉球对中日双方均有从属关系,两者势力随国力而消涨。然后话锋一转,提及开罗会议,“在开罗会议上言及琉球时,主席曾表示并无一定要求领土之意”。王世杰对在座人员表示目前对琉球政策为:(1)是否一部或全部收回;(2)是否共管;(3)是否托管。[35]

   第一次座谈会上无人针对琉球提出具体处置方针,而主要是讨论一些对日和约的基本问题。座谈会第二天即9月5日,王世杰即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余下的讨论由外交部择员主持。

   王世杰的主席报告中尚把“是否一部或全部收回”作为一种先择,然而在第二次座谈会上刘师舜的主席报告则将其省去:“开罗会议时,我曾表示须收回台湾、澎湖,但对琉球则无意要求”,解决此问题方式有3种:“1,交中国托管;2,交中国、美国共同托管;3,由中国托管,而以冲绳岛为美国军事根据地。”[36]王世杰与刘师舜报告一前一后,刘的报告显然在琉球问题上后退了一步。

   或许作为一种回应,在讨论中刘士笃、柳克述、万灿等人表示中国应托管琉球,万灿甚至表示,“要琉球归还中国似不合法,只可主张由中国托管,成为一个缓冲地带”。唯一提出收回琉球的是胡焕庸,胡认为“归还中国是上策,由中国托管是中策,由中国托管而以冲绳作美国基地是下策”。其实胡的观点并不坚持收回,只是认为收回要强于托管,而此点认识代表了舆论的主流意见。胡焕庸的认识之所以不同于要求托管的众人,关键在于他作为地理学家认识到了琉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中国若不收回琉球,就不能成为太平洋国家。琉球若给日本拿去,台湾就危险了。”胡焕庸还建议支持苏联收回千岛群岛,以换取苏联支持中国收复琉球。[37]

   第二次座谈会对琉球问题的基调是托管,虽有胡焕庸的收回之议,但无人呼应和支持。

   9月30日,在上海中国银行四楼会议厅,外交部次长叶公超主持第三次座谈会。在主席报告中,叶公超坦承,外交部研究对日和约的各种问题已经一年有余,和约稿子也有若干版本,但在和会召开以前不便发表。叶公超的主席报告并未表明政府对处置琉球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前两次讨论。第三次讨论仅有王芸生一人就琉球问题发表意见:“琉球可交联合国托管”,“力争收归我有,则大可不必”。[38]

   就琉球问题而言,作为广泛征求意见的三次座谈会,其讨论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主流舆论要求收回琉球的呼声竟然被弃置一旁。此次外交部所听取民意的结果,与其先前拟定的处理琉球问题的两点意见相吻合,或许通过此番讨论,外交部进一步明确了托管琉球的态度。

   外交部倾向于托管琉球,是基于当时形势所做出的判断,其内部负责官员曾专门进行过详细研究。透过其研究方案,我们可以深入体会外交部的立场。在外交部的研究方案中,张廷铮所起草的《我对琉球政策之研究》应属一篇关键报告。[39]

   张廷铮时任外交部亚东司东一科科长,主管琉球事务。他参与了琉球问题的全过程,也是基本政策的起草人。他在报告文稿中指出,关于琉球问题的处置不会超出两个途径:其一,仍划归日本领有或划归中国或其他国家领有;其二,实行托管制度。这份研究报告基本上涵盖了当时的各种提议,在如何处置方面并无创新之建议,关键在于对各种可能途径的深度分析。

   报告分析第一种途径的种种可能及结果,首先分析了划归日本后的影响:“琉球为日本过去侵略台湾南洋之跳板及封锁我东方海洋之基地”,如仍划归日本领有,“则不但我海面失去前卫,而台湾尤受其重大威胁”,鉴于此种重大不利结局,我国对将琉球交还日本管理之议“应坚决加以反对,绝不能作丝毫让步”。战后的中国国内,没有人赞成将琉球重新划归日本版图,由于琉球重要的战略地位,外交部当然知晓其中的利害关系。关于划归中国领有,张廷铮认为我国可以提出将琉球并入本国领土,但“琉球与我止于朝贡之关系,就种族文化言,均与我不同”,如果提出此等建议,“既难获国际间之支持,复有惹起盟邦疑忌心之虑”,仍是不提为好。

   在张看来,历史上其他国家与琉球素无联系,自不便提出吞并要求。美国屡次声明对琉球并无领土野心,“纵对琉球有长期占领之意,亦不致提出领土要求”。因此,收回琉球于现实碍难实行,“惟余采取托管之途”。

   张廷铮将中国单独托管列为第一个选择,并举述理由:“地理上接近我国,毗连台湾,历史上曾奉我正朔,受我册封,种族文化虽不尽同,但受我影响甚深,由中国单独管理感情易于融洽,治理易于奏效。”此项提议的不利因素是:“我国力未充实,保卫或治理或恐难周;此次败日,美国为占领此岛出力最大,我有不易启齿之苦衷。”虽然从结果上这是一个最佳选择,但并不为张廷铮所看好,而这也正是外交部的意见。

   中美共同管理是张廷铮列举的第二种选择。张的理由是:“如我国单独管理,不易为各国所承认,可主张中美共同管理,因基于我与琉球之地理历史关系,美在实际上之力量与贡献合作共管,当为最妥善之办法。”

   即使是中美共同托管这种“最妥善”的办法,张廷铮也考虑到了唯一的不利因素:“苏联如不能达到托管目的,可能反对我或美国或中美两国为托管国。”

   由美国单独管理是张廷铮所列举的第三个选择。如其他国家反对中国管理,而美国又愿意担任管理之责,“基于中美邦交之亲密,自应予以支持”。实行普通托管制由联合国托管是第四种选择。出现此种可能性的前提,是中美两国之单独或共同托管,均不能获得各国支持。如果是这样,则只能实行普通托管制,由联合国托管。该研究报告认为,一定要反对苏联托管,并将其列为第五种选择。据报苏联有要求托管琉球之意,“苏联此种企图如获实现,于我至为不利”。

   研究报告最后是对琉球问题所做的总结。张廷铮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应对琉球问题,并应与美国保持一致,相互支持。整个研究报告所提的不利因素是苏联,在总结中,张廷铮进一步将苏联可能采取的政策予以强调,以期引起注意。“苏联如坚决反对美国托管,则不但可能反对我为托管国,甚且可能主张以琉球留与日本,此不可不防者”,如果万一出现此种不利局面,“我可主张由联合国托管,以为退步”。[40]

   在此报告的空白处,有“有理”、“可采此态度”等毛笔批示,虽无具体署名,但可推测应是外交部亚东司司长或具有相当地位的人员,但不会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因为王世杰在此报告的最后部分用铅笔做了批示,并署名“杰”。王世杰批示内容如下:“应由对日起草委员会就(1)中美托管(2)联合国托管,各拟一具体方案送核。”[41]

   虽然外交部已经向蒋介石建议托管琉球,但此消息并未直接公开,国民政府内部仍然在试探各方反应。

   1947年10月18日,行政院长张群向国民政府参政会作报告,在关于外交的部分中提到对日和约问题。报告认为,日本领土已经由《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加以限制,只有“若干岛屿的归属问题悬而未决”,其中“琉球群岛对我国关系最切”。张群认为,琉球群岛前途的解决, “不外乎中国收回,或中美共管,或联合国托管三种方式”,对于如何处理该问题,政府“正密切注意”,但“无论如何必(须)反对该群岛归还日本”。[42]

   此时国民政府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虽然归属问题未定,但琉球属于剥离日本的领土,其所有权已经不属于日本,托管琉球虽然并未被主流舆论所认可,但已经成为一种最为现实的选择。相对于蒋介石在琉球问题上的一贯态度及国内主流舆论要求收回琉球的压力而言,国民政府托管琉球的建议似乎陷入一种困境:由于先有蒋介石本人在开罗会议上对琉球问题的表态,因此国民政府当然要以此为外交基调,但实际上托管却并不为蒋本人和国内民众所认可。国民政府外交部初步确定将以托管的方式解决琉球问题,并预先准备好了各种托管的形式,该项方案虽已呈报蒋介石,但并未得到明确的回复意见。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对琉球问题并未得出最后的结论,而这当然与蒋介石本人的态度有莫大的关联。此时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在琉球问题上寻求一个突破口,打破现有困境。

   三、困中求变:琉球革命同志会及收复琉球5点办法的出台

   如依靠外交途径解决琉球问题,似乎除托管外别无他途,外交部对此有明确的对策和分析。如何跳出外交框架,寻求一个真正符合中国利益的解决琉球问题的办法,成为蒋介石面临的一项难题。以喜有名嗣正为首的琉球革命同志会的来访似乎给处于困境中的琉球问题带来一丝希望。[43]

   事实上,早在1946年,琉球革命同志会的前身即琉球青年同志会就曾上书蒋介石,要求归附,外交部档案所记该次上书的时间是1946年10月28日。[44]此次上书是否送达蒋介石本人,未见相关记录。显然,当时的国民政府未对此次上书做出积极应对,琉球青年同志会继续寻找途径。

1948年,终于找到机会。通过军统在台的分支机构,琉球革命同志会将相关信息转呈蒋介石。[45]蒋介石本人在1948年3、4月间已经了解到琉球革命同志会的相关情形。在琉球问题处于困境的情形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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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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